揭秘：陈寿的代表作品有哪些

Posted 2023-01-08 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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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陈寿的代表作品有哪些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南充人。他的生年是公元233年，也就是蜀汉建兴十一年，在公元297年，即西晋元康七年病逝。自幼刻苦好学，拜同郡人谯周为师，研习《尚书》、《三传》，精通《史记》、《汉书》。代表作品有：《三国志》、《古国志》、《益都耆旧传》。其师谯周对他给予这样的评价：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陈寿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黄皓专权时，很多人都阿谀奉承，谄媚奉迎黄皓，陈寿却不喜欢与这些人为伍，而因此被贬了官。此后，蜀汉灭亡，晋司空张华欣赏他的才华，于是便向司马炎推荐陈寿，陈寿再次为官，官至阳平令。

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晋灭吴国，至此分裂局面结束，陈寿花费十年精力，历经艰辛，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全书共65卷，36.7万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他所著的《三国志》中体现出的谋略与才智，被现代人广泛应用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上。陈寿因《三国志》得到很多人的赞赏，而正因如此，秉笔直书的他遭受当世权贵的厌恶，晚年屡遭被贬，始终郁郁寡欢，不得志。公元297年，也就是元康七年，陈寿病逝，享年六十五岁。去世之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f等人认为，陈寿所著《三国志》，书中劝诫之言颇多，既阐述了前人的是非得失，也对今世之人的教化大有裨益，虽文辞不及司马相如，但质朴实在，恳请惠帝采录其书。于是惠帝诏令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去陈寿家抄写其书。

陈寿父亲究竟是谁？书写了《三国志》的史学大家，我们竟然不知其身份底细。让后人雨里雾里。对于陈寿的父亲身份至今有三种说法，但都没有史料进行参考，无从考证。一说，在晋书中有记载，说陈寿父亲是马谡参军，后被诸葛亮所杀，而陈寿父也因失街亭之事而遭受到株连，被施以髡刑。所谓髡刑就是指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髡刑是以人格侮辱的方式对犯者所实施的惩罚，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也，孝之始也！所以这种刑罚是对人的一种极大侮辱。此后陈寿父返回家中，过了几年陈寿诞生。按照时间推算，此时陈寿父应该与当年马谡相差不了几岁。倘若真是如此，陈寿父事迹肯定不多，也没有列入史册的必要了，所以陈寿在《三国志》中并没有提及到他的父亲。二说，陈寿的父亲为陈到，汝南人氏。而有资料显示，陈到去世之时是为公元230年，而陈寿却是公元233年即建兴十一年出世。从时间上可以一眼就可以判断，此番说法定为无稽之谈。

还有一说，除了陈到之外，坊间有人认为陈寿的父亲是蜀汉将军陈式。但追究陈式这个人，史书上并没有相关的专传，不过陈式的著名事迹是在公元229年，即建兴七年。他率军先后攻克了武都、阴平二郡。但是要说陈式是陈寿之父，恐怕有写牵强，因为史料上并无记载。因此，要论陈寿之父究竟是谁，现在还不能断定，我们需要时间继续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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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陈寿的《三国志》

《三国志》是我国封建史书「 ”二十四史”中的一部。《三国志》有它的长处，但是也有缺陷及应当批判的地方。《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公元二三三至二九七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人。在蜀汉时，作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蜀汉灭亡之后，出仕晋朝，为佐著作郎、平阳侯相、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官，又曾兼任本郡中正。公元二八年，晋灭吴。自汉末以来，分崩离析，三国鼎峙，至此复归统一。这时陈寿四十八岁，他开始整理三国史事，著魏、吴、蜀三书，共六十五卷，称为《三国志》。当时人很重视这部书，「 ”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而张华认为司马迁、班固都比不过他（《华阳国志·陈寿传》），则未免称赞太过了。《三国志》记述汉末黄巾大起义之后，一直到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史事，前后九十多年。书中诸纪传，照顾的方面很广。凡是汉末、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者，陈寿几乎都网罗其事迹，写在书中，又根据其重要程度的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不过，也有遗漏。例如华佗和张机（仲景）都是汉末建安中的名医，陈寿为华佗立传，而忽略了张机，因此，今天我们对于这位名医的事迹知道得很少。又如魏马钧是「 ”天下之名巧”，陈寿也没有给他立传，幸而裴松之注《三国志》时采录了傅玄一篇记述马钧的文章，我们才知道他在机械制造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少数民族，陈寿认为乌桓、鲜卑在这个历史时期很重要，都立了传，这是对的；而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如西方的氐、羌，西域诸国，蜀汉境内的「 ”西南夷”，吴国的山越，则都没有专篇记述，只在有关的各传中零碎提到。因此，我们今天要想了解这个时期的氐族和西域诸国，只能根据《三国志》裴注中所引的《魏略·西戎传》；要想了解蜀汉时期的「 ”西南夷”，还有《华阳国志》的《南中志》；而对于山越，就找不到系统记述的史料了。纪传体的史书，自《史记》、《汉书》以来，其内容除去纪传以外，还有表与志，而志尤其重要。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都可以在志中做有系统的论述。陈寿作《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没有志。三国上承两汉，下启两晋、南北朝，正是一个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经济方面有很大的变化，政治制度也有许多因革。但是陈寿对这些都没有系统地记载，使后世治史者研究这些问题时要费很多工夫去钩稽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关于陈寿修史的态度，《晋书·陈寿传》中曾对他提出讥弹，说他常因为个人的恩怨，在记述历史人物时，取舍褒贬，有失公平，并举出两个例证：陈寿向丁仪、丁廙的后人要贿赂，没有如愿，就不为丁仪、丁廙立传；陈寿的父亲在蜀汉作官，受到诸葛亮的惩罚，所以陈寿贬低诸葛亮，说他「 ”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清代学者朱彝尊、杭世骏、王鸣盛、赵翼等都为陈寿辩诬。他们认为，丁仪、丁廙在历史地位上并不重要，无须立专传。陈寿作《诸葛亮传》，推崇备至，并没有因为私憾而废公论。至于说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当时人即有这种说法，也并非陈寿一人之私言（《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陈寿史皆实录》条、《廿二史札记》卷六《陈寿论诸葛亮》条）。总之，如果说陈寿因私人恩怨而对于历史人物褒贬不公，还找不出什么证据。但是，陈寿困维护司马氏的统治利益而对于历史人物褒贬不公，倒是有的，下文将要提到。陈寿修史时，对于史料的选择去取，就封建史家的标准来说，还算是谨严审慎的。所以赵翼说，陈寿作《三国志》，「 ”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事得实》条）。兹以《诸葛亮传》为例，加以说明。诸葛亮是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关于他的史料，文献记载与口头传说都相当丰富，有的甚至于夸张溢美，把诸葛亮说得很神奇。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虽然也很推崇他，但是对于那些过于夸张溢美的传说，都屏弃不取。例如所谓七擒七纵孟获是不合情理的，所谓「 ”南人不复反”也是不合事实的，陈寿一概不取（后来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采录了这些传说）。当时还有一种传说：诸葛亮北伐，屯于阳平，遣大军东出。司马懿率二十万人来到城下，城中兵少力弱，将士失色，想不出办法，诸葛亮意气自如，命军中卧旗息鼓，大开城门。司马懿疑有伏兵，不敢入城，引军北去。西晋人郭冲说诸葛亮五事，此为其一（《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王隐《蜀记》）。这个传说既不合事实，也不合情理。阳平在汉中，诸葛亮北伐屯于阳平，在蜀汉后主建兴五年，即魏明帝太和元年，司马懿正作荆州都督，镇宛城，并未在关中抗御诸葛亮。况且司马懿也是对于军事很有经验的人，不至于这样幼稚可欺。因此，陈寿对此事也不采录。这些都足以说明陈寿审查、选择史料时的矜慎态度。修史者记载历史人物时，常要选录一些他们所作的文章，这里面也需要有个分寸。《史通·载文》在批评史书中选录文章过多过滥的弊病时说，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在这方面尤其「 ”秽累”，而陈寿的《三国志》则「 ”颇从简约”。这个意见有相当的道理。《三国志》中所选录的文章，大概都是有关政事的。著名的文人如曹植、王粲等传中，都没有选录他们的辞赋；汉魏易代之际许多假称「 ”禅让”，粉饰篡夺，虚伪的官样文章，亦一概不载。所选录的文章中，如魏杨阜谏明帝营宫室疏、高堂隆谏明帝营宫室疏、吴骆统谏征役繁数疏、陆凯谏徙都武昌疏、论孙皓不遵先帝疏、贺邵谏孙皓疏、华覈谏孙皓疏，都能反映民生疾苦，揭发当时君主的荒淫奢侈，残虐人民，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陈寿是封建史家，当然要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维护封建统治；他作《三国志》是在西晋时，所以特别要维护司马氏的统治利益。《三国志》，就书名来看，对魏、蜀、吴三国是平等看待的，而在实际的叙述中，却是以曹魏为正统。书中对于魏国的君主如曹操（曹操自己没有作皇帝，曹丕建立魏朝后，追尊曹操为武皇帝）、曹丕、曹睿等，都列为武帝、文帝、明帝诸纪，而对于吴、蜀的君主如孙权、刘备等，则立为传，以见正统之在魏。因为司马氏是承继曹魏政权的，所以以曹魏为正统，就是以司马氏的晋朝为正统。陈寿书中对于司马师废齐王芳、司马昭杀高贵乡公，也都作了隐讳回护。关于这些，前人多已指出。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陈寿也是为司马氏的统治服务，因此常有所歪曲。刘放、孙资本不是好人，当时人对他们的批评很坏。但是由于魏明帝临死时，刘放、孙资力荐司马懿受遗诏辅政，对司马氏「 ”有功”，所以魏元帝咸熙年间，司马昭执政时，还封赏孙、刘二人的儿子。因此，陈寿在《刘放、孙资传》中虽然也略加讥弹，但他接着就说：「 ”然时因群臣谏诤，扶赞其义，并时密陈损益，不专导谀言云。”这就为孙、刘二人作了辩护和开脱。这也足以说明，陈寿修史时，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是为司马氏的统治利益服务的。本来，封建史书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不过，封建史家的思想有进步与落后的不同。有进步性思想的封建史家，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司马迁《史记》之所以卓绝，这也是重要的一点。《三国志》在这方面很有逊色，陈寿为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作了许多隐讳、曲笔。魏晋时期，大土地所有制有了发展，地主阶级中最上层的世族日渐兴起，垄断政权，所以陈寿修史时，也要维护世族的利益。关于这一点，白寿彝先生在《陈寿、袁宏和范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六四年第一期）一文中说：「 ”陈寿也是一个正宗史家，他同样要宣传有神论和封建伦理，他跟班固、荀悦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从维护皇朝利益出发，而他从维护世族利益出发。”白先生又说，陈寿对于曹操、刘备、孙权的取得政权，都称赞他们是天命所归，宣传皇权神授的思想。朝代的更替或敌对国家的兴亡，这里都有一个神意，只要顺从这个神意，就不能说是不对，因此对于那些前朝旧臣而出任新朝的人，如钟繇、华歆、王朗等，都称赞为「 ”俊伟”。这是符合世族的政治利益的，因为在朝代变化频仍的时候，世族可以进退裕如。陈寿品评人物时，对于人物的品量才识特别有兴趣，又喜欢以容貌论人，这也反映了世族的风尚。白先生这些意见都是对的。我国古代史家很注意写文章。例如《左传》、《史记》，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散文杰作。陈寿《三国志》文章的长处就是简练，叙事写人都很爽洁，使人读起来有水净沙明之感，但是在描写历史人物的生动传神方面做得还不够。总的说来，陈寿所作的《三国志》，记述了汉末黄巾大起义之后一直到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前后九十多年的历史，搜罗广博，去取审慎，剪裁得法，文笔简净，是一部比较好的史料书。后人要想了解或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应当读《三国志》。不过，作为史料来看，《三国志》也有缺点，上文已经指出。特别是就史观论，陈寿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维护晋朝司马氏的统治利益，维护世族的利益，宣传君权神授论，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不符合事实，这些都是应当批判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序说：「 ”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惟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可见《三国志》原本标目本有纪传之名，今本无纪传之名，大概是宋以后人所删，而对于曹魏的君主仍然系以帝名，则是删除未尽之迹。陈寿以曹魏为正统，曾引起后世封建史家习凿齿、朱熹等人的非难，他们主张应以蜀汉为正统。按所谓「 ”正统”之说，完全是为封建王朝的统治利益服务的，其中的是非之辨，在今天看来，并无意义，可以不必去管它。这里仅是指出，陈寿以曹魏为正统，是为司马氏的统治服务。来源：人民日报 1965-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