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上反贼魏延的保护伞竟是诸葛亮

Posted 2023-01-08 同志

篇首语：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须辛苦慕公卿。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三国历史上反贼魏延的保护伞竟是诸葛亮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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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历史上反贼魏延的保护伞竟是诸葛亮

魏延应该是三国时代颇具争议的一位人物。在名著《三国演义》中，这位勇武过人的名将，只是因为同顶头上司诸葛亮的北伐意见不合，最后被冠以谋反的罪名，落个诛夷九族的下场。那么，历史中魏延是否真如演义所言，身陷诸葛亮的黑手，落个身败名裂？如若翻阅史料，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当然，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魏延的个人履历：魏延早年只是刘备帐下的一名小兵，负责喂喂马、带带小孩之类的散事（这和演义里战文聘、斩韩玄的说法有些不同）。当然，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魏延的理想绝不在于烧饭砍柴。后在，刘备部署入蜀战役，魏延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奋勇临阵，数有战功。这一切，自然被刘备看在眼里，不久，魏延就被提拔为牙门将军。

不久，刘备进位汉中王，政治军事中心将要迁到成都，这时候，需要一位独当一面的大将镇守军事重镇汉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必定是张飞，张飞也以为必定是自己。刘备却破格拔魏延为都督，领汉中太守。让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担此边防重任，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为了消除大家的误会，刘备特地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刘备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这次成功的媒体见面会，给魏延的公众形象大大加分。

从打杂小兵到镇守一方的军区司令员，魏延在短短数年之间就完成了自己事业的三级跳。当然，急剧地蹿红也使魏延的个人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权力如此唾手可得，魏延不禁有些飘飘然起来。不过，魏延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老板”刘备伐吴失败，身死白帝城，蜀国的实权人物，也由刘备变成了诸葛亮。

文人出身的诸葛亮，在魏延眼里无非是个学院派人物，按现在话讲就是“砖家”、“叫兽”之流。不过，诸葛亮毕竟是顶头上司，尽管心中不以为然，但也不太敢造次。可自诸葛亮之下的一干同僚，魏延可就丝毫不给面子了。这时，刘琰撞到了枪口。这位刘琰同志，可是蜀汉政权的元老人物，早在刘备领豫州牧的时候，就已经随之南征北战。有趣的是，尽管久在军中，可刘琰同志却从不上阵杀敌，只是在后方做做心理辅导，搞搞文艺活动，丰富一下士兵的业余生活。

对于刘琰这位文艺骨干，军旅出身魏延是很有偏见的：军人的职责是杀敌，要跳舞回家跳去。有次刘琰在军中准备文艺节目，恰被魏延撞见。一个大男人领着一干女子成天在舞台上骚首弄姿，成何体统，魏延气不打一处，破口大骂。中国人是很讲究排资论辈的，一位政坛元老被一名后生面叱，肯定是很难下台。不久，刘琰就在诸葛亮面前参了魏延一本。其实，魏延平时的霸道作风，诸葛亮是有耳闻的，但奈何蜀汉后期将星凋零，魏延又是个人才，因此一直未有问罪。刘琰的密本，让诸葛亮左右为难。权衡再三，诸葛亮觉得北伐在即，搞娱乐应该让位搞军事的，于是给刘琰安了一个造谣的罪名，遣送回了成都。

如此看来，正是诸葛亮这把无形的幕后保护伞，魏延得以躲过刘琰的“政治挑衅”。不过，魏延同志嚣张的气焰并未因此收敛，反而愈发目中无人，甚至连诸葛亮的秘书杨仪，竟也不能幸免。《三国志》有这样一段记载：“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爸敛⒆争论，延或举刃拟仪”。虽然开军事会议并非要求一味地斯文端坐，但拿刀在别人头上晃，行为显然有些不妥。杨仪是文人出身的，“小宇宙”比较脆弱，经此恐吓，往往都是梨花带雨。每每遇此剑拔弩张情景，诸葛亮总会拉着委屈的杨仪，蹲在军营外的广场上喂一下午鸽子，不发一语，然后再回营吃饭，当没事发生过。

魏延若是只在刘琰、杨仪等一干文人面前耍耍横，那倒也就罢了，可他却把跋扈的作风带到了军队，这自然引来了军界同僚的不满，王平就是其中最大牌的一位。这位王平同志，是蜀汉后期少有的将才，马谡失街亭正是他的临危不乱，才使得北伐队伍不致溃不成军。更可怕的是，在他的手下，还掌管着蜀汉精锐特种部队“无当飞军”。恰王平这人又“性狭侵疑、为人自轻”，也就是性情狭隘，对轻视自己的人心怀怨恨。对于这样一位权重人物，魏延依然是我行我素，一副颐指气使的派头，王平苦于诸葛亮这把保护伞的庇护，也只能隐忍不发。

更有意思的是，魏延的嚣张行径不仅在蜀汉军政两界引起“公愤”，甚至连远在东吴的孙权也忍不住插上两脚（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冷兵器时代，魏延的离奇“事迹”居然风传到了东吴，可见官员意见之深）。有次，孙权宴请蜀汉的外交使节费t，酒欢之余，忽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魏延，牧竖小人也。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孙权的话讲得相当有艺术：魏延是个祸害，应该尽早除之，不过，这是你们蜀汉的内政，我也就是借个酒兴说说罢了。当然，对于孙权的这通“酒后胡言”，诸葛亮又一次充当了魏延的保护伞，只是一笑了之，并未对其有所惩治。

但是，世界上没有一把万能的保护伞，五丈原上诸葛亮终于大限将至。对于自己仙去之后魏延的命运，诸葛亮很是揪心。于是，秘密地招来长史杨仪、司马费t和护军姜维等人，开了一个通气会：你们几个赶快回去赶紧动员各部整装退兵，魏延同志负责断后，如果魏延不肯听命，就随他的便吧。此外，诸葛亮还担心个性偏激的杨仪事后会对魏延进行政治清算，于是飞鸽传书给成都的后主：退军之后剥杨仪军政权力，命温和派领袖费t掌管政府事务。

可以看出，充当保护伞的诸葛亮为保存魏延，可谓设下重重机关。如果事情顺着诸葛亮的安排，魏延也许会得到善终的。可是，诸葛亮陨落五丈原，愚蠢的魏延天真认为自己展示才华的机会来了，居然打着北伐的旗号胡来。殊不知，他最大靠山已经倒了，没有诸葛亮从中周旋，杨仪、王平终于开始秋后算账，一刀拔了这个“眼中钉”。

被诬陷的三国名将魏延军事奇才被扭曲反贼

因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魏延是一个脑后长有反骨的人物，因其谋反而被诸葛亮所杀，似乎是罪有应得。虽然曾有人替魏延写翻案文章，但《三国演义》塑造的反贼魏延形象实在是深入人心，很难在世人的心目中抹杀。

笔者最近去成都开会，顺便去武侯祠瞻仰，见两廊的蜀汉文臣武将众多，而唯独没有魏文长之像。问其缘故，讲解员云：因魏延是叛臣，故无其像。我正欲找武侯祠的有关领导，对其言明历史的真相，然有人告诉我，*同志于1963年亦曾来到武侯祠，面对文臣武将廊，他发表这样的见解：“这些塑像，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又有了，比如魏延就该有，但没有塑像。”参阅《小平同志，武侯祠职工想念您》，载《四川日报》，19970227。余听闻此言，不由喟然长叹，打消了找武侯祠领导的念头。返沪后，心犹不甘，决计撰此文替魏延辩冤。

1.军事奇才

魏延出身和履历不详。《三国志·魏延传》说他是“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西北）属东汉荆州之南阳郡。所谓“部曲”，据《后汉书·百官一》云：“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可见，部曲本是汉代军队中三级编制的名称。东汉末年，以世家和豪族地主为社会基础的军阀割据形成，军阀采取“部曲”这种军事建制来组织自己的军队，于是部曲便成了豪强地主割据势力的私人武装。魏延以部曲身份随刘备入川，其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刘备军中的嫡系，而绝非降将（按：《三国演义》云魏延本是刘表部将，后杀韩玄，献长沙于刘备，完全是杜撰）。因其“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

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刘备用法正之谋，举倾国之师，历时岁余从曹操手中夺得军事重镇汉中郡。至此，三国鼎立正式形成。刘备自称汉中王，表示与曹操分庭抗礼。不久，刘备返回成都，临行前“当得重将以镇汉川”同上……为何刘备如此重视镇守汉中的大将人选呢？因为蜀汉的基本统治区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汉中郡坐落在关中和巴蜀之间，属于两大区域交界的地带。蜀国为了保障自己根据地的安全，有必要将重兵部署在敌我接壤之处。

关于汉中的重要性，时人及后人多有论述。杨洪曾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洪传》。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张鲁，“破汉中，蜀人震恐”，“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得安也”。《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蜀国如果据有此地，则不仅能够保障剑阁、成都之安全，更能使其作为北伐之基地。对蜀汉而言，汉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荆州。基于此，刘备怎么能不作慎重考虑呢？刘备手下大将著名者有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刘备对关羽最为倚重，但其镇守荆州，不可能调离原来的防区。赵云其时的主要职责为“掌内事”，即刘备以其“严重”而主管刘备的宫中之事。《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黄忠虽然勇猛，但毕竟年事已高。马超威名显赫，但因其是“羁旅归国”的降将，《三国志》卷四十《彭k传》。刘备对其不甚信任。在此情况下，似乎镇守汉中的最佳人选非张飞莫属了。而且“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刘备置张飞情绪和全军议论于不顾，而破格任用魏延，这不仅反映了魏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刘备的信任。如果魏延“脑后有反骨”，焉能受此重任？

效仿刘邦当年登坛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刘备在封魏延为汉中督时大会群臣，并且故意在宴会上当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当然豪言壮语谁都会讲，那么魏延镇守汉中的实际功绩究竟如何呢？《三国志·姜维传》说：“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制。”到了姜维守汉中，他认为魏延的军事部署，“虽合《周易》‘重门’之义”，但只能保证不丢土地，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他改变魏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放弃汉中外围据点，将驻军撤守汉、乐二城，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到盆地内部的做法，并认为此乃“殄敌之术也”。

对于姜维的此次调整军事部署，历代史家多认为是重大失误，为后来汉中失守、蜀国灭亡种下了祸根。郭允蹈的《蜀鉴》论及此十分深刻。他说：“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由此可见，诸葛亮选拔的接班人——姜维的才能远不如魏延，因为魏延守汉中凡十五年，汉中固若金汤，没有放一个敌兵进入自己的防区。接任的王平完全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针办，也以少胜多，在兴势打败曹爽率领的十余万魏军。而姜维轻易改变魏延的战略部署，却直接导致蜀汉的灭亡。魏、姜二人军事才能之高低岂非一目了然！所以刘备在用人和识人上，确实要比诸葛亮高明得多。

魏延勇略过人，他驰骋沙场，所向披靡，可以称之为善战无敌。曹魏方面，除司马懿以外，能与魏延匹敌者几无其人。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此次战役，并无诸葛亮指挥，而是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乃曹魏关西首屈一指的重将，号称“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败马谡，“摧破廖化，擒虏句安”《三国志》卷二十六《郭淮传》。，即使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但魏延却能“大破淮等”。另外，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战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指司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史称司马懿“畏蜀如虎”，这个“蜀”不单指诸葛亮，恐怕也应包括魏延在内吧。

以治军而论，魏延“善养士卒”，与张翼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不可同日而语，而与关羽“善待卒伍”相似。《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以此观之，魏延统大军能独当一面，克敌斩将，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绝不逊于关羽、张飞等蜀汉一流大将也。

诸葛亮首次北伐，魏延提出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战略：“闻夏侯（时镇长安）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而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献策由他率精兵五千，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诸葛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认为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可行性极小。其反对理由主要有四条：一、子午谷道路险狭，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二、夏侯未必会弃城而逃；三、就算攻下长安，也未必守得住；四、万一失败，兵力本来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

那么这四点质疑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无论从蜀魏战争长久的战略角度，还是从这次战役本身来看，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子午道虽然奇险难行，但很少有人去作过实地调查，而就算真的去实地勘察过，也不敢保证其路况和三国时代是一样的。魏延终究是当时的名将，他久镇汉中，对汉中一带的地理状况必然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至于魏军是否会在子午谷埋下伏兵，我们不妨查阅《三国志》中的有关史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始，国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首次北伐带有极大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魏国无论在军事上、物资上，甚至在精神上连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可能在人烟荒芜、崇山峻岭的狭长山谷中留下一支伏兵呢？

对于第二点理由，“夏侯未必会弃城逃走”。这又是不合情理的推论。夏侯何许人也，《三国志·夏侯传》注引《魏略》记载得很清楚，此人为曹魏名将夏侯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与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时，多蓄伎妾，公主由此与不和。”可见，夏侯只知蓄伎纳妾，聚敛钱财，凭借“主婿”的裙带关系而都督关中，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内式的人物。魏延深知其人，故判断“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是完全有道理的。

第三点反对意见是蜀军“即使攻下了长安，也未必守得住”，这是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夏侯贪生怕死，素不知兵，以魏延老于兵革，料敌审己，可谓是胜算尽握。况且，诸葛亮首次北伐，有十万大军，兵力“多于贼（指魏军）”《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此时赵云、吴壹、马岱等宿将尚在，关西胡羌诱而招抚之以为臂助。诸葛亮、魏延分别率领的主力与偏师会师于潼关，然后魏延配合诸葛亮夺取陇右，这样八百里秦川，“咸阳以西”确实可以“一举而定”。其实，魏延之谋可行是有先例的。楚汉战争时，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然后主力东出潼关，分支军越陇山与从汉中向祁山的支军配合成钳形攻势取陇右。高祖还定三秦，一举而攻克关中。韩信用兵，看似弄险，实则妙奇无穷。魏延所出之谋，化自韩信出汉中之策，而其勇猛又过于淮阴侯，有如此良将善谋而诸葛亮不能用，违先主遗命而用庸才马谡，实在是令人叹息不已。

至于第四点，“万一失败，本来实力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理由。试问古今中外，哪儿有用兵打仗不带有一点儿冒险性呢？袁、曹官渡决战时，曹操置自己的大营于不顾，率轻骑火烧袁绍重兵驻守的乌巢粮仓，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来邓艾偷渡阴平，比魏延的计划还要冒险百倍，结果不但胜利了，并且一仗就灭亡了蜀汉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蜀汉国小力薄，无论军力、财力、人力均远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强魏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阵地战绝非上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应该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一举攻克长安，予敌以重创。以弱抗强，不出奇兵，靠稳扎稳打而取胜，古今中外无有一例。

其实，军事谋略讲究的是奇正相合，诸葛亮用兵只见其正而不见其奇。诸葛亮自认为“安从坦道”，即可“平取陇右”，所谓“平取”，其实乃“稳取”之意。但恰恰是这“稳取”使诸葛亮丧失了用奇取胜的战机，形成了弱蜀与强魏在陇右对峙打阵地战，中了曹魏的“致人”之术。实际上“平取陇右”乃舍敌咽喉而取其无关痛痒之处，且一击不胜反而打草惊蛇。等到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曹魏在陈仓、关中等地已有重兵据守，关中遂不可再图，魏延之谋再不可行。这就无怪乎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笔者每阅三国史至此，不免掩卷而感慨。我以为所谓“魏延之策乃冒险，一旦失利，蜀军损失太大，恐十万蜀军弃之死地，只轮不返”云云，参阅陈玉屏：《论诸葛亮的将略》，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完全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奇谈怪论。因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过损失数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败于张A，所丧之师又何止万人！

魏延文武兼备，勇猛过人。关羽、张飞、马超等人去世后，他是蜀中难得的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然而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诸葛亮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重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其实，对于魏延的军事才能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成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丞相。在刘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诸葛亮若要“自取”，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若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亦无人敢阻止其代汉称帝。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参阅朱子彦：《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载《文史哲》，2004。

陈寿十分推崇诸葛亮，对其评价极高。但又云诸葛亮北伐未能取得成功，是“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同③。对陈寿此言，余不敢苟同。众所周知，萧何佐刘邦成帝业，有韩信为将。但韩信本是一个“胯夫”，在项羽那里亦仅是一个执戟郎中，是萧何慧眼识英雄，向刘邦极力推荐，才使韩信登坛拜将，有了施展其才华的政治舞台。其实，魏延的军事才能并不亚于韩信。刘备是一个非常善于用人的帝王，他拔魏延为汉中都督，委以方面之任，已有培养魏延成为大将军的打算，但诸葛亮对魏延却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马）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A战于街亭，为A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三国志》卷三十九《马良附弟谡传》。由此可见，蜀汉并不是没有人才，甚至也不乏类似韩信这样的军事奇才，但诸葛亮看不惯魏延这种类型的人物，始终是疑而不用，这就失去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博大胸怀。如此一来，他的北伐大业怎么能够成功呢？所以，陈寿的“时之名将无韩信”云云，乃是为“尊者讳”罢了。

2.千古奇冤

关于魏延之死，亦为一大冤案。《三国志·魏延传》载，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t、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是诸葛亮临终前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却导致了严重后果。

首先，主帅病危，为了怕引起军心动摇，只与少数人商定后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少数人，既应包括自己的亲信，也应包括军中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魏延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而诸葛亮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二人均假节，封侯。可见，魏延在蜀汉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而杨仪时任丞相府长史，费t为丞相司马，姜维任中监军征西将军。以官位论，杨、费、姜三人之官职均不能与魏延相比。而诸葛亮召开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却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这难道不是故意的吗？

其二，诸葛亮虽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但并没有安排谁任全军主帅。只是“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在前后军中间起衔接辅助作用。杨仪任何职呢？不知道。看以后事态发展，似乎全军上下都认定诸葛亮让杨仪暂摄全军统帅之职。而事实上，杨仪并无蜀汉朝廷或诸葛亮临终前的正式任命，杨仪统率全军名不正、言不顺，这就为魏、杨内讧伏下了祸根。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以余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诸葛亮一生用兵过于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果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背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作为标准，请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t、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同上。，连后主刘禅都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而魏延却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当然招致诸葛亮的嫉恨。其三，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t、姜维扫除障碍。《三国志·蒋琬传》载：“亮每言，‘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临终之时，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询问诸葛亮：“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曰：“蒋琬之后，文伟（费t字）可以继之。”《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州耆旧杂记》。姜维是公元228年归附蜀汉的，诸葛亮对姜维一见如故，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并很快就提拔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深知若要蒋琬、费t、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当然费t、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卷四十四《费t传》。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时，却已经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杨仪一边。魏延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t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t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同②。魏延此话，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国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远远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t共作行留部分，令t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与费t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t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t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当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

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测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当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一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不愿追随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魏延的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t等人的嫉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t，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t密报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杨仪被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国历史上反贼魏延的保护伞竟是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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