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汉族传统面食“馒头“真的是由诸葛亮发明的吗

Posted 2023-01-08 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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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汉族传统面食“馒头“真的是由诸葛亮发明的吗

我们先看《清稗类钞·饮食类二》一书中馒头条称，馒头，一曰馒首，屑面发酵，蒸熟隆起成圆形者。无馅，食时必以肴佐之。后汉诸葛亮南征，将渡泸水时，土俗杀人首祭神，亮令以羊豕代之，取面画人头祭之。馒头名始此。

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与馒头的关系倒有新说。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是这样介绍的：却说孔明班师回国，孟获率引大小洞主酋长及诸部落，罗拜相送。前军至泸水，时值九月秋天，忽然阴云布合，狂风骤起；兵不能渡，回报孔明。孔明遂问孟获，获曰：此水原有猖神作祸，往来者必须祭之。孔明曰：用何物祭享？获曰：旧时国中因猖神作祸，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风恬浪静，更兼连年丰稔。孔明曰：吾今事已平定安可妄杀一人？遂自到泸水岸边观看。果见阴风大起，波涛汹涌，人马皆惊。孔明甚疑，即寻土人问之。土人告说：自丞相经过之后，夜夜只闻得水边鬼哭神号。自黄昏直至天晓，哭声不绝。瘴烟之内，阴鬼无数。因此作祸，无人敢渡。孔明曰：此乃我之罪愆也。前者马岱引蜀兵千余，皆死于水中；更兼杀死南人，尽弃此处。狂魂怨鬼，不能解释，以致如此。吾今晚当亲自往祭。土人曰：须依旧例，杀四十九颗人头为祭，则怨鬼自散也。孔明曰：本为人死而成怨鬼，岂可又杀生人耶？吾自有主意。唤行厨宰杀牛马；和面为剂，塑成人头，内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馒头。

据说，蛮人当时很感谢诸葛亮的恩德，还在当地给他立了生祠，四时享祭，皆呼之为慈父而联系其征战过程中祭风破操的史实，诸葛亮兼有巫师的角色，人们将人头祭与他联系起来不无道理。

诸葛亮是馒头（即包子）的发明者

按照正史去考证：《事物纪原》载：稗官小说云：诸葛武侯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祭之，神则助之，为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祠，神亦助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

正史《三国志》也有记载：诸葛亮平蛮回至泸水，风浪横起兵不能渡，回报亮。亮问，孟获曰：‘泸水源猖神为祸，国人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波浪平静境内丰熟。’亮曰：‘我今班师，安可妄杀？吾自有见。’遂命行厨宰牛马和面为剂，塑成假人头，眉目皆具，内以牛羊肉代之，为言‘馒头’奠泸水，岸上孔明祭之。祭罢，云收雾卷，波浪平息，军获渡焉。

明人郎瑛在《七类修稿》中也记有：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馒头。孟获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系蜀汉时建宁（今云南曲靖）人。彝族首领。刘备死后，他曾和建宁豪强雍]起兵反蜀，数为诸葛亮所败，曾被七擒七纵，后仕蜀，为御史中丞。

自诸葛亮以馒头代替人头祭泸水后，馒头就以傩食品的身份出现，作为祭享的陈设之用。晋束晰《饼赋》：三春之初，阴阳交至，于时宴享，则馒头宜设。说的是初春，冬去春来，万象更新，冬属阴，夏属阳，春初是阴阳交泰之际，祭以馒头，为祷祝一年之风调雨顺。不过，那时候的馒头都是肉馅的，而且个儿很大。很长一段时间馒头与馒首称谓通用。

晋以后，有段时间，馒头称作饼。凡以面揉水为剂，中间有馅者都称为饼。以面蒸而食者曰‘蒸饼’又曰‘笼饼’，即今馒头（《名义考》）。

唐之后，馒头形态开始变小，有称作玉柱、灌浆的。

馒头走入民间成为食用点心后，就不再做成人头形状。因为包有馅，于是就又称作包子。宋人王浴堆嘁碲蹦甭肌芳怯校喝首诘日，赐群臣包子。包子后注曰：即馒头别名。看来包子在当时是很有身价的食品。

唐宋之后，馒头也有无馅者。《燕翼诒谋录》今俗屑面发酵，或有馅或无馅，蒸食之者，都谓之馒头

不管有馅无馅，馒头一直担负祭供之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记有多种馒头，并附有用途：平坐小馒头（生馅）、蛹饴头（生馅）、卧馒头（生馅，春前供）、捺花馒头（熟馅）、寿带龟（熟馅，寿筵供）、龟莲馒头（熟馅，夏供）、葵花馒头（喜筵，夏供）、毯漏馒头（卧馒头口用脱子印）。由此看来，在宋元时期，馒头包子可以混称，而且已经成为民间食品，但主要还是用作祭祀之用的傩食品（有关资料见《考吃》）。

直至清代，馒头、包子的称谓才开始分家。北方一般将无馅的蒸食称为馒头，有馅者称为包子，而南方则称有馅者为馒头，无馅者也有称为大包子的。时至今日，馒头与包子的称谓仍然很乱。北方之无馅者，有的称作馍、卷子、花卷。南方有馅者，也有称作面兜子、汤包的。不管怎么样，现实有馅无馅的馒头或包子都与诸葛亮当初创制的馒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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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卖馒头的武大郎生活过得可能比你我都好

一个矮个子青年，住在位于市中心的两层楼房，靠着在市场卖面食的收入，这不是梦，青年名叫武大郎。

有人真的以武大郎的例子来证明宋代的富庶—这当然是胡扯，因为武大郎只是虚构出来的文学形象，一个被设定为生活在北宋末年的寻常底层市民。问题应该反过来求证：假如宋朝确实有一个武大郎，他可能过上段子所形容的生活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当然需要估算出一名宋朝平民的收入水准与生活成本。感谢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出非常翔实的宋代物价与日常收入资料(如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靠着这些资料，我们完全可以重建一份宋朝「武大郎」的生活帐目，并大致描述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准。

宋朝平民的收入

说到宋朝人的经济收入，也许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官员俸禄。许多人都知道宋朝官员的工资高，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我大略计算了一下：宋代宰相的月俸为三百贯，加上各种补贴，如「职钱」、「禄粟」、「薪炭钱」、「刍粟」、「傔人衣粮」以及职田租金等，加起来不会少于五百贯，相当于年薪四十万美元，这个水准和美国总统的年薪差不多。知县的月俸为十八贯，加上各类津贴，不会少于四十贯，折算成人民币，月薪少说也有约2万元，虽说不是很高，却也不算低。但我们要说的「武大郎」们并不是官员，显然不能以官员薪俸的标准来衡量宋代小市民的收入水准。

武大郎是一名在城市街巷叫卖炊饼(馒头)的小商贩。那么宋代的商人群体收入几何呢？建康府的「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及开解库、店业之家，家计有数十万缗者，营运本钱动是万数」。大城市的富商，每日单房租的收入就有二、三十贯，一年下来近万贯。南宋枣阳有一个叫作申师孟的专业经理人，「以善商贩着干声于江湖间。富室裴氏访求得之，相与欢甚，付以本钱十万缗，听其所为。居三年，获息一倍，往输之主家，又益三十万缗」。申师孟是个经商奇才，用十万贯的本钱，三年获利二十万贯。

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武大郎当然不可与这些大富商相提并论，我们要直接看宋朝小商贩的收入情况。南宋庆元初年，饶州小商贩鲁四公，在城里「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未尝与邻里有一语致争」。饶州卖猪羊血羹的小商贩，日收入不到二百文钱。吴中也有两名小商贩，「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靠卖活黄鳝为生，每天收入约三百文。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叫乐生的小贩，每日「得百钱即甘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够一百文，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可见一名宋朝小商贩的日收入一般在一百文至三百文之间。

工匠、佣工的日收入也维持差不多的水准。北宋中叶的「淮西达佣」，「翳茨为居，与物无竞，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以给炊烹。或时得羡于常，则尽推赢易酒肉以归。」这名「达佣」每日出卖劳动力所得约一百文钱，若多赚了十几、几十文，都尽买酒肉。宋朝官员雇请搬家的苦力，「日给雇钱人二百(文)，往往远指程驿，务多得雇钱」，受雇的苦力往往还以路途遥远为由要求加价。崇宁年间，京师校书省雇请人抄书，「每月各人支钱三贯五百文，每日写字二千五百」，即每日工价约一百一十六文。南宋绍兴末年，舒州官营酒务「每日合用杂工一十二名，每名日支工食钱二百五十文省，酒匠一名日支工食三百文省」，酒务杂工的日工价为二百五十文，酒匠为三百文。

绍熙三年，潭州修筑城墙，「日须支工钱三百」。可知宋朝工人的日工价一般也为一百文至三百文。其他职业的社会下层人日收入通常也有一百文左右。樵夫：北宋张耒有一首诗描述了洛阳西部山民的生活水准：「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每天卖柴所得为一百文钱。渔夫：南宋袁说友亦有诗描写长江三峡渔民的穷日子：「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日收入不足一百文。自耕农：有学者统计了宋代第四等户的收入：除去税费之后，每年余粮约有七十石，假设粮食的市价为八百文每石，年收入约为五万六千文，平均每日一百五十文左右。甚至一名乞丐也是「每日求丐得百钱，仅能菜粥度日」。

看来每日一百文的收入水准应该是宋代社会底层人日收入的基准线，高于这条基准线，基本上可以解决温饱；低于这条基准线，则有饥寒之虞。南宋时一位知县劝谕百姓的公告也可佐证我们的推断：「农工商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尽用，博弈饮酒，以快一时，一有不继，立见饥冻。」因此，在阳谷县叫卖炊饼的武大郎，只要手脚勤快一点，每日至少赚一百文钱是没有问题的。

宋朝平民的开支

每日一百文钱的收入在宋朝可以过上什么水准的生活呢？这又需要来核算宋人的生活成本。南宋庆元年间一位士大夫说：「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过米一升，终年所衣不过一、两匹，若酒食杂费，岁计不过百千，此切身诚不可缺。」以他的生活标准来计算，一个人年均需要消费一百贯，日均约二百七十文钱。北宋司马光说：「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即每人日均消费五十文。但这是中产阶层以上家庭的生活成本。生活在城市下层的宋朝「武大郎」们过日子显然不需要这么大的开销。

让我们先从维持基本温饱的最低生活成本说起。宋朝政府对贫民的救济标准一般都是每口人「日给钱二十」。程民生先生认为「官方的救济标准，可以视为生活费用的底线」。一名成年人每日约需要口粮两升米，每年又需要一匹布做为衣料。北宋时，在市场上购买二升米约需十六文钱，一匹布则需五百文。算下来，每日二十文钱恰好可以维持一个人的基本温饱。换言之，一名日收入一百文左右的城市下层人，大约可以养活五口之家—但日子无疑会过得非常艰难。

如果想过上稍微体面的生活，除了吃饱穿暖，每日还要一点肉菜吧？南宋宝佑年间，建康府实济局(福利院)的「盐菜钱」每日每口人约三十文钱(不考虑通膨)。按这个标准，一个成年人每日的副食费用大概需要三十文。

还需要一间可以栖身的房子吧？要知道，《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可是住着一栋临街二层小楼。不过，看小说所描述，「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此日，正在县前做买卖。」这栋楼房是租赁的，并非武大郎的产业。宋代城市中，租房居住的情况非常普遍，房租有高有低，在开德府，「每间赁钱有一百至二百文足，多是上等有力之家。其后街小巷闲慢房屋，多是下户些小物业，每间只赁得三文或五文」。日均三、五文钱的租金应该是相当便宜的。在开封府，政府「楼店务」管理的公租房，房价每日也不过十五文上下，这个租金水准是城市下层人可以承受的。阳谷县这种小地方的房租肯定要低于京师，即使是临街楼房，租金也不可能高于京城的寻常房屋。

像武大郎这样的二口之家，如果想在宋朝城市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每日成本大致如下：口粮与衣料费用四十文；肉菜副食费用六十文；房租十五文；杂费若干。合计约一百五十文。如果武大郎每日卖馒头能够赚一百五十文，就完全租得起二层小楼，养活老婆。如果每日赚一百文，也足以养家糊口，只是日子会过得拮据一点。如果每天赚三百文，小日子就可以过得比较舒服了—根据宋代小商贩的收入情况，每天赚一百至三百文都是有可能的。

这么看来，网路段子所说的「一个矮个子青年，住在位于市中心的两层楼房，靠着在市场卖面食的收入，有漂亮妻子，还不用妻子上班」，并不是传说，而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历史情景。借着卖面食发家致富也极有可能，来看一个例子：「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者，本以货饼饵蓼糤为生，人呼曰『许糖饼』。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这位许六，便是一名武大郎式的宋朝市井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