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东吴的根本制度

Posted 2023-01-08 政权

篇首语：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支撑东吴的根本制度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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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东吴的根本制度

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的关系演变，是孙吴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田余庆先生首先提出后，学者多有论及。依笔者之见，自孙吴立国至孙皓亡国的半个多世纪里，两者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中。孙氏政权赖江东世家大族而立国扬威，江东世家大族也缘孙氏政权而势力日增。

孙策时期：试探与靠拢。

孙策进入江东后，对江东世家大族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草创江东六郡时，孙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江东大族的实力之厚，年少气锐的他以为，凭他手下众多的能征惯战之士，无须仰给当地大姓，就能在江东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所以，孙策对不服从他号令的人，一概诛之而后快，其中既包括由朝廷任命，视孙策为叛逆的州郡长吏，如许贡、刘繇、王朗等人，也包括割据一方、不服从孙策号令的地方豪强割据势力，如严白虎、邹他、钱铜等，以及吴地大族如盛宪等。在专赖武力行事的过程中，孙策渐渐看清了江东大族潜在实力的深厚，并进而得出结论：要想在江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改变以前的一味用强政策，实现与江东大族的合作。这是孙策的一大战略转变，尽管孙策生前并没有明确表露这一意图，但我们可以从他安抚、网罗吴地人才的做法中窥知一二。

其一，孙策入吴后，严格约束手下部队，禁止扰民，以博得吴地百姓，当然也包括吴地大姓的好感。入吴之前，孙策在吴地老百姓的传闻中形象不佳，“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在孙策大军入吴后，“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竟以牛酒诣军”。一支战斗力强大而且纪律严明的军队，不但能得到吴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而且也令江东大族备感宽慰。

氏宗族中人孙河、孙静、吴景等，淮泗精英如张昭、周瑜、黄盖、程普、周泰等跟随外，还有一批江东的文臣武将，其数量虽不可与孙权时期同日而语，但也是孙策倾心接纳的结果。而且，这批吴地人士大多身居显职，孙策也视之为股肱，倚之颇深。如朱治，丹阳人，孙策进军江东时，朱治以吴郡都尉的身份驱走原吴郡太守许贡，迎孙策顺利入吴。朱治资历既高，功劳又著，又与吴地大姓关系密切，在吴地有着相当的表率作用。虞翻，会稽余姚人，孙策攻王朗时依附，他不见容于孙权，却为孙策所重，孙策甚至让虞翻出使中原，令北方士大夫一睹南士风采的打算。虞姓为会稽四姓之首，系文化士族。虞翻与朱治的依附，对吴地人士起了一文一武的模范作用。其他如董袭，会稽余姚人，“孙策入郡，袭迎于高迁亭”，是最早投附孙吴政权的吴地人士之一;凌操，吴郡余杭人，“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贺齐，会稽山阴人，“孙策临郡，察举孝廉”，后戎马一生，为孙吴政权东征西讨;全柔，吴郡钱塘人？“孙策到吴，柔举兵先附，策表柔为丹杨都慰”，全柔出身名门，祖上曾为汉尚书郎右丞，算得上江东文化士族，影响力颇大;还有芮良，丹阳人，父芮祉跟随孙坚征战，自己跟从孙策平定江东，“策以为会稽东部都尉”。这批江东人士在孙策入吴前后就已融入孙氏集团，并对孙吴政权忠心耿耿，权势与地位也日见其上，除虞翻为孙权流放外，其余大多被孙权重用。

孙策的这一战略意图，在他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得到了最终体现。孙策临去世时，张昭等人按常理推测，孙策极可能会选择和自己性格相近，即同样以“骁悍果烈”著称的三弟孙翊为继承人，却不料孙策选中了孙权。“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而策呼权，佩以印绶”。原因孙策交待得很清楚，“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要立足江东，不能单凭武力行事，尤其在如何处理与江东大族的关系这一决定孙氏前途的关键问题上，光有武力的孙翊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唯有“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的孙权才是最佳人选。

汉末天下大乱，江东地区虽有刘繇、王朗这些朝廷牧守，但他们能力有限，自保尚且不暇，江东大族当然不可能死力相效，如虞翻对王朗，不过是尽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罢了。当势力强大的孙策拥众南下时，江东大族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只是，依附问题关系到江东大族的前途去向，意义相当重大，在不能断定孙策能否保护其根本利益之时，江东大族是不会贸然投靠的。换言之，一旦孙策表现出足够的实力和能力，那么江东大族的倾心归靠就是意料中的事。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随着孙氏集团势力的逐步稳固和扩大，尤其在孙策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之后，江东大族的猜疑之心渐次消弭。只是，大姓的猜疑之心虽去，与孙氏集团全面携手的时机却还未成熟，全面合作尚需等待些时日。

孙权时期：合作与打击。

孙权统治时期，大致可以陆逊为相的赤乌七年（公元224年）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孙吴政权逐步实现了和江东大族的全面合作，后一阶段则是孙权对江东大族刻意防范和打击的时期。当江东大族势力发展到登峰造？的时候，也是孙权对江东大族防范和打击升级的开始，陆逊之死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

孙权即位后，对江东大族以招抚为主。由于孙策掌权时已经对江东大族表示出了友好态度，孙权与江东大族的合作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孙权初即位时，“深险之地锋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孙权在张昭等人的扶持下，除派亲信将领攻打吴郡、会稽、丹阳三郡的山越族，还做了一件重要事情：“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以扩大统治基础。其中既包括南渡北士如鲁肃、诸葛谨、严峻、步骘等人，也包括江东大族中人，顾徽、陆绩、张允、张温、驼统、陆逊、陆瑁、朱恒、吾粲等人，均在此时进入孙氏统治集团。

随着孙权对江东大族的倚重，迎来了孙氏集团和江东大族全面合作的高潮，其标志就是吴地士人大量进入孙吴政府并分享最高层权力。在基层州郡，孙吴和曹魏一样，早在嘉禾年间（公元232年-公元238年）就已设立九品中正制，以选拔人才，州置大公平（后称大公正），郡设中正。这一制度的设立，得利最大的当然是江东大族，其次才是南渡北士。如《三国志・吴书・朱治传》称，“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千数”。在中央政府，顾雍从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到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卒于任上，为相19年，陆逊则自夷陵之战后，屡迁为上大将军，“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这样，吴国的最高文职丞相，最高武职上大将军，两者均落入吴人之手，足以说明江东大族的势力至此已发展到极盛。

在江东大族势力迅猛发展之际，危险也同时出现。孙权对江东大族的猜忌和怀疑日渐加深，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并具体体现在暨艳案、吕壹事件和二宫之争这三件事上。暨艳案发生于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张温、暨艳是吴郡人，与顾、陆大姓关系密切，张温之妹就嫁给了顾雍子顾承。二人以“核选三署”为名，行“弹射百僚”之实，矛头所指都是淮泗人物，如丞相孙邵、太守王靖，这自然引起淮泗集团的强烈不满。

孙权坚决站在淮泗集团一边，不顾骆统、陆瑁等人上疏求情，杀暨艳、废张温，此后张温一族也从吴国政治中消失。吕壹事件发生于赤乌元年（公元238年），这一次是孙权借校事吕壹之手对江东大族势力进行抑制，首当其冲的是丞相吴人顾雍，然后是左将军吴人吕据，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引起江东大族的强烈不安。而骠骑将军步骘、太常潘浚等淮泗重臣也极力反对，最后孙权不得不以吕壹为替罪羊，一杀了事。

如果说，前两事件对江东大族的打击还只在局部，那么二宫之争对江东大族的打击就可谓伤筋动骨了。二宫之争是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间的夺位之争。大体而言，江东大族多支持太子孙和，淮泗集团则大都拥护鲁王孙霸，孙权对二宫之争貌似公允实则偏心处置，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打击江东大族势力的决心。

他先将丞相陆逊逼得“愤恚致卒”后，继续遣使责问陆逊子陆抗二十事。接着，原丞相顾雍子顾潭、顾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异乡，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尚书选曹郎陆胤下狱，太子太傅吾粲被诛杀，张纯弃市，江东大族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是摧折殆尽。相形之下，孙权对参与二宫之争的淮泗人物的处置却是轻描淡写的，仅全寄、惕竺、吴安、孙奇4？无关紧要的小人物遭诛，其他重要人物如步骘等反受升迁。

孙权对江东大族坚决打击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陈寿所说的孙权疑心过重，即“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其原因是深层次的。

从政治上看，孙吴国内除孙氏宗室外，另有两股政治势力，即南渡的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集团，这两股势力共同辅佐孙氏政权成就霸业，与曹魏、刘蜀相抗，但又互相约束、牵制，在政治上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孙吴开国，多是倚仗淮泗精英，但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北方士人暂时不再南渡，南渡北士集团因为后备人才不足，日渐衰退。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名将周瑜、鲁肃、吕蒙等均已去世，此后南渡北士难以担纲孙吴政权中的重要角色。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盘踞江东多年的江东大族，势力深厚，影响深远，因此后备人才源源不断，又加上控制了吴国的官员仕进途径，他们的政治上升势头有超过前者的趋势，这自然会破坏已有的政治平衡。

这种趋势自然不是孙权愿意见到的，相比较而言，孙权更愿意任用南渡北士，因为南渡北士集团跟随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多年征战，与孙氏政权的关系正如吕范所言，“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而江东大族久居江东，与孙氏政权实质上仅是一种合作关系，孙氏政权借江东大族而建业图霸，？东大族也借孙氏政权而扩充势力。南渡北士与江东大族，孰近孰远，孙权心中当然很清楚。

再从经济上看，隐匿人口、侵吞土地，本是东汉末年以来豪强地主的拿手好戏，江东大族也不例外，“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是吴国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同的是，在吴国，江东大族超越制度过量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行为，是得到孙吴政权默许的。《世说新语・政事三》载会稽贺邵出任吴郡太守，遭吴中诸强轻视愤而以“检校诸顾、陆役官兵及藏逋亡”以示报复一事，及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注》中称：“人多离其本土，逃亡在外，辄为势家溜藏匿，官不敢问”。皆说明孙吴政权实际上是以默许江东大族私占人口、土地为条件，来获得江东大族的支持。

而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豪强地主占得的人口、土地越多，对孙吴国家越不利，因为本该入孙吴国库的租税转入大姓之门，本该为国家服徭役的编户转为大姓所役使，此多彼少，豪强受益则国家受损，这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看，孙权打击势力日见扩大的江东大族实属必然。

陆逊之死就与此有关。马植杰先生曾指出，“孙权与陆逊两人的矛盾乃是君主专制与权势大族矛盾的体现”，此言诚然不差，但稍嫌笼统。事实上，夷陵之战后陆逊集丞相、上大将军两职于一身，其威望在孙吴已经无以复加，不仅充当了吴地江东大族中领袖人物的角色，在吴国政坛中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随着孙吴政权在江东的渐次巩固，江东世家大族在孙吴建国的过程中也如上所论在经济、政治上得到了相应好处，但孙权的猜疑之心也与江东世家大族势力的崛起在同时增长。出于孙吴皇权自身稳定的需要，孙权情愿依靠、重用在江东毫无根基的南渡北士集团，而不愿让世代植根江南的吴地大姓的势力过于膨胀，必要时也会加以种种限制甚至打击。因此，孙权逼死陆逊，其矛头所指实为陆逊身后的江东世家大族，是在孙吴政坛中达到巅峰的江东世家大族的势力。这可以说是陆逊被逼死的深层次原因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孙权虽对江东大族进行了重大打击，但孙吴政权和江东大族之间却并未因此产生难以愈合的裂痕。这是因为，孙权对江东大族的根本利益并未触及。江东大族凭借世袭领兵制等特权制度，仍然在地方上占有着大量劳动力和土地，再加上大族子弟步入吴国政坛的仕途通达依旧，只要假以时日，江东大族势力必定会在吴国再次崛起。

三嗣主时期：面和与心背。

孙亮、孙休、孙皓统治时期，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有着多次调整，以下分而述之。建兴元年（公元252年），会稽王孙亮即位。此时距二宫之争不久，江东大族刚遭重创，只能采取低调姿态，而宗室与南渡北士的势力则相对转盛。当时辅政的都是南渡北士和宗室人物，且以诸葛恪为首，“权疾困，召（诸葛）恪、（孙）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其中，孙弘、孙峻为宗亲，诸葛恪、滕胤、吕据3人为南渡北士，后来双方展开了一场血腥争斗，诸葛恪杀孙弘，孙峻杀诸葛恪，孙峻死后由弟孙琳接掌大权，孙琳杀滕胤、吕据，孙氏兄弟把持吴国内政直到孙休即位初期。这一时期，由于江东大族尚未从打击中恢复，对孙氏宗室和南渡北士之间的争斗明智地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景帝孙休即位。次年，孙休处死孙琳。此后，孙休一边依赖南渡北士，一边重新启用江东人士，基本形成淮泗人物和江东大族分享政权的局面。丞相为陈留人濮阳兴，大将军为庐江人丁奉，左将军张布典禁军，而山阴丁密为左御史大夫，会稽贺邵为散骑常侍，秣陵纪亮为尚书令，子纪陟为中书令。同时，继陆逊之后，以陆抗、陆凯为代表的江东大族新生代领袖人物开始在军事上崭露头角，这在很大程度上？益于吴国实行的世袭领兵制。陆逊卒后，陆抗以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以后稳步上升，至孙休永安二年（公元259年），陆抗为镇军将军，督西陵（今湖北宜昌）地区。

陆凯是陆逊的族子，孙休在位时，“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督长江中游。此外还有陆胤为安南将军，督长江下游的虎林地区。3人均手握重兵，是吴国军方的实权人物。这一时期的江东大族，不仅政治势力有所恢复，而且由于握有军权显得后劲十足。

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孙皓上台。由于孙休亡时，“蜀初亡，而交趾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吴人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君王，于是由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等迎立年龄稍大、名声较好的孙皓。孙皓虽由濮阳兴等人迎立，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样受到江东大族的拥护，因为孙皓是在二宫之争中遭受废黜命运的太子孙和的长子。孙和当年曾受江东大族的鼎力支持众所周知，所以立孙皓为帝，恐怕更符合江东大族的意愿。

孙皓即位不久就露出残虐的一面，有迎立之功的濮阳兴和张布都被他杀害，淮泗集团的后备人才本就缺乏杰出之辈，孙皓的所作所为更加剧了这种现象，江东大族的势力再次得到扩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孙皓即位后，陆抗迁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荆州地区，实际上整个吴国的边防重担全在陆抗一身，当时甚至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之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陆抗平定步阐之乱，迁大司马、荆州牧，手中权柄，已不亚于乃父陆逊当年。再有陆凯，孙皓初立时，任镇西大将军，后迁至左丞相。他在相期间，多次上疏直斥孙皓的诸种昏庸，辞语激烈。以孙皓的为人，如果不是因为陆凯身后有强大的陆氏家族，10个陆凯恐怕都不够他的杀戮，可见江东大族的势力已扩大到了何种程度。

和孙权一样，孙皓也面临着江东大族势力过分膨胀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孙权在位时励精图治，吏治较为清明，国家通过屯田制？掌握着大量国有土地和劳动力，而且还有足以与江东大族抗衡的淮泗集团可供凭借，所以完全可以对江东大族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孙皓在位时则全然不同，屯田制已经基本废除，国力大不如昔，孙皓本人又毫不顾惜民力，肆意妄为，“（皓）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疲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在这种情况下，孙皓已没有实力像孙权那样正面向江东大族开刀了，只能从侧面对江东大族进行削弱。例如，孙皓对陆抗的增兵建议置之不理，反而大封同姓王，“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兵三千人”;又迁都武昌，试图远离与江东大族关系密切的建康城，还将宗族势力相对较弱的会稽贺邵处死;陆凯生前，孙皓不敢动他，在他死后，孙皓将他家属流放建安。

江东大族对孙皓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支持到最后离心的转变过程。孙皓初立时，无疑得到过江东大族的支持，但随着孙皓昏庸残暴本来面目的露现，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如陆抗、陆凯、贺邵等人也不断地递上一份份措词日趋激烈的上奏，陆凯更是抗颜直斥孙皓二十事，这在蜀、晋两国都是无法想象的。当一切努力均告白费，反遭孙皓的猜疑时，江东大族终于失望地和孙吴政权分道扬镳。

纵观西晋的整个灭吴战争，晋军没有遇到过一次坚决的抵抗，王F自蜀伐吴，一路上“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最后长驱直入金陵城。孙皓自己也说，“得陶睿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用，兵将背战耳” 。江东大姓支持孙氏兄弟，是战乱之际为自己切身利益寻求的一种保护，随着孙权去世，继承人弱暗无能，孙氏政权已无力给大姓以庇护，所以不仅是江东大姓，包括南渡大姓在内都要另择明主，对南下的晋军毫无抵抗之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事实上，令江东大族最终心寒的不是孙吴政权对他们的打击和抑制，而是末？孙皓的昏庸残暴。对给了他们财富、地位的孙吴政权和英明之主孙权，江东大族仍是念兹在兹、无时或忘的。陆机在《辨亡论》中回答吴国何以灭亡时，不同意吴蜀唇齿相依，“蜀灭则吴亡”的说法，指出吴国“四州之地”，所谓“用之者失也”，就是把亡国原因归于孙皓的委婉说法。在陆机看来，如果不是因为孙皓的昏庸残虐，孙氏政权和江东大族的合作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孙吴国家当然可以赖以存焉，江东大族也可以继续享有荣华富贵，陆机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吴人心态的典型。正因为如此，名传千古的《辨亡论》中才会蕴含着？切的故国之情、亡国之痛，对曾经抑制和打击过他们的孙权，拳拳缅怀之情也溢于词语之间。

综上所述，江东大族在孙吴基层社会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孙吴统治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当然不能低估。但从孙吴独霸江东，并进而与魏、蜀争霸的角度来看，江东大族的日渐强大会对孙吴国家构成一种威胁。立国之初，为取得各种社会势力的扶持和平衡及尽量扩大社会基础，孙吴君王可以分出相当部分的权力与大姓分享，但随着基础的稳固，孙吴君王就逐渐无法容许大姓对自己皇权的分割了。由此可以认为，孙吴政权与江东大姓的关系实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

历史人物根本不知道怎么实行民主制度

罗斯福夫人眼中的宋美龄：根本不知道怎么实行民主制度

　　罗斯福问她和蒋介石如何处理战时煤矿工人的罢工。宋美龄用—个涂色的长指甲姿式优美地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意思是“砍头”。这使同桌的所有人惊讶不已。罗斯福为了掩饰尴尬，假装大笑起来。埃莉诺在私下里说：“她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１１月间，宋美龄在成都搭乘由美国开来的波音３０７专机飞往美国，陪伴她的有两名护士以及她的外甥女孔令伟。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停了一晚，改换一架Ｃ—５４飞机直飞纽约。

　　关于这一路的辛苦，蒋介石的副官陆以正有说明：

　　这次美国之行的艰辛是非现代人所能理解的：当时只能绕过“驼峰”，却没有夜航设备。但是为了躲过日本人，只能在夜里飞。从重庆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一共飞了８天，哪儿像现在十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了。”这些对患有皮肤病的宋美龄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一到纽约，宋美龄就住进了医院，两个半月才治好。

　　罗斯福总统派代表霍普金斯到机场迎接她。随即，她被安排住进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学中心哈克尼斯医院。在那里，宋美龄为了保守她医病的秘密，包下医院整个十二层的房间。

　　在去医院的路上，宋美龄与霍普金斯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她说：“我们中国人在听到日美双方在珍珠港事变前夜还在举行谈判的消息时，是十分不安的。我知道，多亏了像您一样的对日本采取了强硬路线的人在政府中坚决主张无论如何不要损害中国，才防止了这件事的发生。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向您表示深深的感谢。”

　　第二天上午，经由霍普金斯的安排，宋美龄会见了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来美之前，宋美龄了解到罗斯福总统是个集邮迷，特派人从上海搜罗来一套从前清到民国各个时期的邮票，赠给罗斯福。罗斯福夫人双手接过，非常开心。

　　罗斯福夫人是一位心地善良、十分同情中国抗战的人，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抗战发展的局势，她欣赏宋美龄为抗战撰写的许多文章和演讲，这时见到身患重病的宋美龄依然风度高雅，言谈谨慎适度，立刻喜欢上了这位来自彼岸的第一夫人。

　　二人共谈了近一个半小时，会谈气氛极为融洽。

　　罗斯福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她们的相见情形：

　　蒋夫人似乎很紧张、很痛苦的样子，她不能忍受任何东西碰到她的身体。有很长一段时间，医生无法缓解她的痛苦，我认为这是长期紧张、焦虑和中国气候所造成的后果。蒋夫人颇为娇小和纤弱，看到她躺在床上，我心里想，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一定会帮助她、照顾她。

　　怜爱之情，溢于言表。

　　宋美龄于１１月２８日致电蒋介石告之见面经过：

　　今晨罗夫人准时到院，妹表示此次来美尽以私人看病，对美国政府并无任何要求。彼即谓美国朝野人民异口同声对妹极为仰慕，均认妹为全世界女界中第一人物，那彼与罗总统亦素钦慕，此次能有机会相晤，窃心庆幸。

　　谈到美国对中国抗战态度，“罗夫人遂谓应如何改变美人态度，而使美人感激我抗战对美之贡献。妹即谓中国之抗战，乃为全人类而牺牲，今罗夫人即与余不谋而合，真亦称忠。”相见甚欢。

　　会谈结束时，罗斯福夫人上前亲宋美龄的脸颊，并表示愿与她成为私人朋友。

　　此后，在宋美龄住院治疗的７０余天中，罗斯福夫人常常来问候，两位“夫人”很谈得来。宋美龄从交流中获得不少信息，并向夫人表达对中国没有受到尊重的不满之情。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４日，美、英两国在北非萨布兰卡举行了商讨对德、日战略问题的会议，因斯大林反对，故未请蒋介石参加，后斯大林亦因苏、德之间进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而未出席。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当罗斯福通过夫人向宋美龄转告与中国相关的会议内容，告之他已和丘吉尔取得协议，英国答应帮助改善中国缺乏飞机的问题时，宋美龄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地宣泄久已郁积在胸的不满。她指出，中国是联合国成员之一，有关全球战略问题应由联合国决定，至少应由四强决定，而不应仅由两个国家决定后再强制使其他国家实行，或是以口头通知他们，这不是同心协力的民主之道。如果在战时各国之间不能平等合作，则和平不可能企及。中国遵守大西洋宪章，并为四大自由而战，不是为自己而战。她和蒋委员长曾告诉中国人民，中国在国际上和各国皆平等相对，如今中国却受到不平等待遇，那么中国何必继续作战呢？

　　宋美龄与罗斯福夫人巧妙地谈论了英国人的态度与对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印象。罗斯福夫人坦率地认为丘吉尔只可为战时领袖，而不足以领导战后世界。

　　宋美龄与罗斯福夫人后来还就战后世界妇女问题，对苏联的态度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每次会谈都十分融洽。

　　宋美龄在哈克尼斯医院整整住院治疗了十一个星期。出院后，好客的主人又邀请她住进了海德公园村的总统别墅静养。园中环境清幽，宋美龄一面休养，一面开始思考主人要求的演讲的内容。其时，美国人已为宋美龄安排了密密的演讲日程表。由于这次的巡回演讲不仅仅是关系到宋美龄个人的形象、声誉，更重要的是事关中国形象、国际声望及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所以不仅宋美龄严阵以待，非常认真地做准备，据说每篇讲稿和文章都要改七八遍，让白宫的接待人员无所适从；而且从国民党公布的史料来看，蒋介石亦对此十分重视，三番五次拍电报指导宋美龄演讲应涉及的内容。

　　２月１２日，蒋介石对宋美龄准备在美国国会的演讲特意电示说：

　　对美国国会演讲，照来电所述之意甚妥。此外应注意各点，略述如下：一、中美两国传统友谊过去一百六十年间，毫无隔阂之处，是世界各国历史所未有之先例。二、代表中国感谢美国朝野援助中国抗战之热忱。三、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如欲获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须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为太平洋上之祸患。若欲达成此目的，必须太平洋东西两大国家之中、美国国有共同之主义与长期合作，否则步骤不一，宗旨不明，必授侵略者以隙，如此不惟二十年后，日本侵略者仍将为害于中、美，而且太平洋上永无和平之希望。四、战后太平洋各国应以开发太平洋沿岸之亚洲未开发之物资与解放其被压迫民族，使世界人类得到总解放为第一要务，盖如此方不辜负此次大战中所牺牲之军民同胞，乃能达到此次大战之目的。五、中、美两国乃为太平洋上东西两岸惟一之大国，亦为太平洋永久和平之两大柱石，此两国同为民主主义国家，且同为爱好和平之民族，将来太平洋能否永久和平与全人类能否获得真正幸福，其前途如何，实以此两大民主国家之注意与政策如何而定，而其责任则全在吾辈，即此一时代两国国民共同之肩上也。

　　此后，蒋介石仍不放心，又在１３日连续给宋美龄发来三封电报。在第二封电报中，蒋介石强调宋美龄在演讲中应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国会演讲，语意切不可使听者有训示之感，亦不宜有请求之意，只以友邦地位陈述意见，以备其检讨与采择态度。”他还认为：“应使听众能够移其目光，留心于太平洋问题之重要”，“认定日本为中、美两国共同之敌人，非根本打倒不可。”

　　宋美龄于２月１６日给蒋介石的回电：

　　所告卓见非常感佩。妹向国会及各地演说，当予分别遵照电示，总以维持我国家尊严，宣扬抗战对全世界之贡献，及阐明中美传统友好关系为原则。私人谈判，当晓谕美国当局以我国抗战之重要性；公开演讲，则避免细节，专从大处着眼，以世界眼光说明战后合作之必要性。

　　宋美龄日后应邀在美国国会及各地的演说基本遵从了上述要点。

　　同时，宋美龄也根据自己与霍普金斯及罗斯福夫人交流的情况及对美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电告蒋介石，其中不乏远见。一个电文如是说：

　　妹恐战后英、美、俄又将忙于己身利益，将置我国于不顾。妹意如善为准备，仍可在和议席上争得重要地位也。哀我国家民族徒赤手空拳，亦为兄所怅叹者，惟凭应付得当，或有所成。

　　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７日，宋美龄一行自海德公园搭火车前往华盛顿。下午５点抵达华盛顿联合车站，站内站外人头攒动，挤满了欢迎的人群。让宋美龄受宠若惊的是，罗斯福总统把她迎进座车中，把她接往白宫。并且，这一住就是１１天。

　　但是，优雅的客人也有让主人吃惊的时候。罗斯福夫妇在私人小餐厅内举行“家庭晚餐”，宴请宋美龄。席间，罗斯福问她和蒋介石如何处理战时煤矿工人的罢工。宋美龄用—个涂色的长指甲姿式优美地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意思是“砍头”。这使同桌的所有人惊讶不已。罗斯福为了掩饰尴尬，假装大笑起来。埃莉诺在私下里说：“她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本文摘自《宋美龄的外交生涯》，阳雨张小舟著，团结出版社出版

支撑东吴的根本制度

支撑东吴的根本制度

孙策时期：试探与靠拢。

孙权时期：合作与打击。

三嗣主时期：面和与心背。

历史人物 根本不知道怎么实行民主制度

历史人物根本不知道怎么实行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