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历史的诸葛亮”与“文化塑造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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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眼前多少难甘事，自古男儿当自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塑造历史的诸葛亮”与“文化塑造的诸葛亮”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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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历史的诸葛亮”与“文化塑造的诸葛亮”
在全球的华人社会里，提起诸葛亮，不只人尽皆知，而且心中还会浮现一个共同心像，虽然有点模糊，却只有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人才能心领神会。
但要认真谈诸葛亮，就会发现事实上有两个诸葛亮存在着：一是陈寿《三国志》里的诸葛亮，也就是在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诸葛亮，我将他称为塑造历史的诸葛亮；一是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我称之为文化塑造的诸葛亮。
时至今日，塑造历史的诸葛亮已日渐模糊，但文化塑造的诸葛亮却仍然鲜活地活在广大华人的心目中。这不只是因为《三国演义》的流通量大于《三国志》，更是因为《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较契合汉民族的心灵。
《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再造，它笔下的诸葛亮，真实性只有三分，虚构性反倒占了七分。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孔明）是被描绘得最活灵活现、也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他隆中高卧，为三顾茅庐的刘备剖析天下大势，道出「天下三分策」；在赤壁之战时的「借东风」、「借箭」；悠忽司马懿的「空城计」，授予赵云的「锦囊妙计」；还有在鱼腹浦摆下的「八阵图」……等等，都让人啧啧称奇，拍案叫好！
可惜的是，除了「三顾茅庐」外，其他都是正史里没有的，均属「小说」虚构情节。而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被描绘成「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在戏曲里更是身穿八卦道袍的「道家仙长」扮相，而且向周瑜自承：「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更多次展现「神机妙算」的超常能力。当然，这些也都跟真正存在过的诸葛亮大相径庭。
《三国演义》为什么要扭曲历史，将真正的诸葛亮做大幅度的变装改造？而且还受到广大华人读者的喜爱？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为我们呈显了中国文化里的一个特殊「原型」。
所谓「原型」（archetype），是指在全人类或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对历史与人物有一些共同的主观意念、某些个既定的结构（本文专指汉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它们像文化的筛孔，特别易于过滤、涵摄符合此一心灵模式的历史枝节和人物特征，然后以想象力填补其不足，再造历史与人物。这种再造往往是不自觉的，甚至可以说是来自亘古的召唤，唯有透过此一再造，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才有显影的机会。
小说家或艺术家就是凭其敏锐的直觉，将这些意念赋予具体形貌的人。小说里的原型性人物通常假借自历史，但必然也会脱离历史。《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要呈显的正是中国文化里的军师原型。如果说《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是中国文化里军师原型的显影，那么《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则是中国文化里淫妇原型的显影。
原型通常会反复出现，我们放大视野，马上会发现在中国历代的开国演义小说里，都有军师此一原型性人物，兴周的姜子牙、创汉的张良、开唐的徐茂公、佐明的刘伯温等，可以说都是这种原型人物的周期性再现。徐庶向刘备推荐孔明时说：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孔明正是这样的一个军师。
姜子牙、张良、徐茂公、刘伯温等在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人物，他们的经历、学识与行事风格互异，但在小说和戏曲里，这些军师跟《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都非常类似，甚至可以说是同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他们都是仙风道骨（属于道家）、都穿八卦道袍、都精晓天文地理、都擅长神机妙算、未卜先知。
而这个军师原型，其实附属于一个更基本的结构。在演义小说里，每当天下大乱时，一定会有主公与军师的最佳拍档出现，这个最佳拍档或开国二人组通常有着如下的结构：
主公是行王道的，他正心诚意、吊民伐罪，有着儒家的色彩；而军师是行天道的，他神机妙算、足智多谋，有着道家的色彩。我们可以利用结构主义的观点，由具体而抽象，列出如下的二元对比：
刘备∶诸葛亮
主公∶军师
儒家∶道家
王道∶天道
常∶变
阳∶阴
将二元对比结构最上面的刘备∶诸葛亮换成朱元璋：刘伯温，下面的各种对比依然能成立。在中国文化理念里，儒家是阳、是正（正位）、是常（常规的能力），而道家则是阴、是副（副位）、是变（变化、超常的能力）。虽然这是一种二元思想，但阳与阴却不是对立，反而是互补的。在抽象的层面上，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补偿；而在实质的层面上，军师则是主公的辅佐，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是如鱼得水。这种形式的结合反映了中国文化里的一个核心观念，阴阳相济，深入人心的阴阳相济观，亦重现在王天下此一历史伟业中。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正符合这种文化架构里的军师原型，我们甚至可以说，罗贯中是听从汉民族集体潜意识心灵的召唤，根据既有的文化理念去塑造孔明的。而历来众演义小说的作者诸君，也都无视于历史事实，硬把姜尚、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编派成同路人。
在理解《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为什么会被塑造成道家仙长后，我们也许更应该去认识真正的诸葛亮，而两个诸葛亮的不同又代表什么意义？那就留待下篇再来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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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与他的大臣 ，以及大臣与大臣之间关系如何?
如果说刘墉与和|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yuè）也题此砚说：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要求将和|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为防止有人借和|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和|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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