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到底是此案幕后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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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到底是此案幕后真凶
蜀汉延熙十六年元旦这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怎么呢?这一天,费t在汉寿大宴蜀国群臣,凡是驻留在汉寿这地儿的官员,不分官职大小,都被费t请来喝酒。
费t是谁?这个人大伙儿不会陌生。《诸葛亮前出师表》中曾两处提到此人――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t、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至於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t、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 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t、允之 咎,以彰其慢。”
这说明,诸葛亮非常看重费t,并委以重任。
事实的确如此,费t是蜀国的重要人物。这个重要人物,有个众所周知的嗜好――喝酒。但他自制力极强,从不因喝酒而误事。
但蜀汉延熙十六年元旦这天,正逢过年,官员众多,费t怎能不多喝几杯。此时的费t,早已不是侍郎,而是蜀国大宰相。官员们自然逢迎,频频敬酒。费t挺高兴,孟浪饮酒,很快便酩酊大醉。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官员又过来敬酒。
“我已喝太多,你这杯……”费t话音未落,敬酒的官员突然扔了酒杯,打袖子里掏出一柄锋利的匕首,直刺费t胸膛。
费t此时已醉得头昏脑涨,根本来不及反应,匕首“噗”地刺胸而入,旋即拔出,典型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速度之迅猛,以至于费t都没喊出声就咽了气。
在场的官员全都傻了眼,国宴席间,突发血案,并且被害人是宰相。
这个行刺的官员是谁?他为何如此亡命,选择这一时机行刺国家首脑?这无疑也是一次自杀性袭击。如此明目张胆地刺杀,虽然出其不意顺利得手,但自己还能活吗?
事情讲到这儿,又出现一个问题。费t既然是蜀国宰相,为何不呆在当时的都城成都呢?原因很简单,为了抵御北方曹魏的进攻,同时也为了等待北伐中原的良机,费t虽为宰相,而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驻留在汉寿,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东北。
费t在汉寿呆了几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在他之前,前丞相诸葛亮多次领兵北伐,国力耗费很大。这几年,费t执政,国家经济有所恢复,眼看着新年到来,自个儿心里也愉悦,于是摆下酒宴,犒劳群臣。万没想到,这一天竟是自己的死期!
这一刺杀大案震惊蜀国朝野。费t身份显赫,又是蜀后主刘禅驾前的第一把手,他的被杀直接导致了蜀汉统治政权弱化,蜀国政局将动荡不安。但它的发生如此突然,令所有都人始料未及。
所幸的是,作案人不用追捕,他就在眼前。群臣都看得一清二楚,他竟然是费t麾下的一个高级参谋。
他就是左将军郭循。在汉代,左将军本是高级武职,而在这个时期,只是一个名誉职衔,并无实权。但郭循一直受到费t的器重,因此,他的实际身份是费t的参谋。
那么,犯罪人郭循的作案动机就比较费解了。
是仇杀吗?一个呕心沥血的小幕僚,自然与主子心帖心。能有什么私人仇怨呢?谋财害命更不可能。谋财害命,作案人一定是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杀人劫财。而郭循的刺杀,完全是一个亡命徒。不惜同归于尽也要将费t置于死地。
这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争权夺利,政治刺杀。
若按此推断,郭循的后面就笃定有一只幕后黑手。甚至是一个政治集团,一股政治势力。
郭循只不过是一个被人当枪使的亡命角色。因为,就他的官职身份而言,根本不可能与费t争权,杀掉费t无济于事。退一万步,即便可以争,也是谋杀,绝不会自杀性袭击。
先前说过,费t器重郭循,郭勋是费t的参谋,基本属于心腹一级的人物。心腹杀主人,只能说明一点:他不是心腹是假心腹,他潜伏在费t身边已久。
短时间谁会拿一个人当心腹,这个潜伏期是比较长的,难道费t没有察觉出一点蛛丝马迹吗?
费t还真没有。这与他性格有关。
费t的确是个人才,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和处理政务的能力。政务工作中,别人很难搞定的事情,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因此,费t心里是自得的,他认为自己是个天才,难免就有点放纵。说话办事也就大大咧咧,吊儿郎当。可他忘了关键一点:自己是一国宰相,装也应该装出一副兢兢业业样子来,以作表率。
这性情做派,使他马虎大意。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性格缺陷导致被刺身亡。当然,这只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郭循刺杀显然是策划已久的。费t难以躲避。
是什么人,什么政治势力一定要将费t杀死呢?
在朝内,只有一个人会与费t的权势不相上下,他就是蒋琬。
这得从诸葛亮死后说起――诸葛亮身为丞相之时,权利非常大,他去世后,一方面蜀国再没有与他同样能力和威望的人物;另一方面,后主刘禅也不愿意再出现一个“相父”来管束自己。于是,刘禅就把丞相一职给废除了。任命蒋琬为尚书令,作为内朝领袖,实际上就是宰相。而费t这时候任后军师。
没过多久。蒋琬又升了官,任大将军,兼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那么,尚书令的位置谁来坐呢?就是费t。
这一时期,内超尚书台坐办公室的主官是尚书令费t,他的直接领导人就是录尚书事蒋琬。
蒋琬当了一把手后,考虑到诸葛亮多次北出秦岭,讨伐曹魏均无功而返。于是打算多造战船,从荆州西部北上,奇袭魏国的魏兴、上庸等郡。这一想法改变了诸葛亮的既定方针,立刻遭到朝臣的普遍反对,其中包括费t和姜维。
为此,蒋琬上书给后主刘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可惜,蒋琬上了书,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他就身患重病,才也没有好转。
刘禅只得擢升蒋琬大司马。但这个职务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个荣誉职衔,权力比大将军录尚书事差远了。
蒋琬的原职务谁来接任呢?当然就是费t。此时是蜀汉延熙六年,从这一年开始,费t成为蜀汉政权的一把手。
但此时蒋琬也并未完全被架空,他还兼任益州刺史,也就是都城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一年后,也就是蜀汉延熙七年,魏国大将军曹爽率大军讨伐四川,最终在汉中的兴势,即今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北,被汉将王平击败。这一次战役,蜀国指挥官是王平,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宰相费t。
兴势之战的胜利,使费t的人气急剧飙升。而蒋琬在病重的两年中,刘禅对他明升暗降,以费t来制约他。而费t的权利欲望也挺强。蒋琬会因为这个原因派人潜伏费t身边,而后刺杀他吗?
答案是:不可能!
原因有二:
一、兴势之战后,蒋琬已知自己大势已去,拖着病体也无法处理日常政务,就来了个顺水推舟,将益州刺史的位置也让给了费t。至此,蒋琬交出了全部的实权。从这一点来看,蒋琬纵然有与费t争权夺利的心,也没那个力。
二、蜀汉延熙六年,病重已久的蒋琬,终于去世。就在这一年,董允也继蒋琬之后去世。我们知道,费t被刺的时间是蜀汉延熙十六年元旦。蒋琬若派人潜伏刺杀,怎么可能血案在十年后再发生,即便要干,也会趁自己剩下最后一口气时下手,方可了却心愿。
因此,即便蒋琬有刺杀动机,也缺乏行动能力和作案时间。
内部斗争的嫌疑排除,就只能是敌我斗争。这就得分析凶手郭循。这是个什么样人呢?这个人原名郭修,字孝先,是西平人氏。也就是说,他原是曹魏管辖区的人。而且,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身份是西平的豪族大户。他本人也非常有才能,在魏国的西部很有些声望。《魏氏春秋》中记录了他的履历:“素有业行,著名西州。”
那么,郭循是怎样到了蜀国呢?
这要说到费t执政。他上台后,一改诸葛亮连年北伐的策略。因为当时蜀国经济状况非常糟糕。费t就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治方面。基本没进行过过大的进攻性军事活动。
但姜维与费t不同,他坚持诸葛亮的战略方针,多次要求费t下令北伐。
屡屡要求,费t既不好一味退却,打击姜维的积极性,同时又担心姜维打败耗费国力,于是他想出一个折中的主意――只派一万人马给姜维。
姜维挺寒酸的,就靠仅有的一万人马骚扰曹魏边境,先后打了几仗,战国寥寥,只保持了进攻的态势。
到了蜀汉延熙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50年,姜维再度率军杀出祁山,进攻魏国的西平郡。但未能取得胜利,没拿下郡城就撤兵而回。而在这场战役中,姜维也有收获,那就是活捉了时任魏中郎将的郭循。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推断郭循是曹魏故意派来诈降,继而潜伏于费t身边。其中就有两大疑点:
一、西门战役的发动者是姜维。郭循怎能算出姜维什么时候打西平?而且,在被俘后,他怎能确保自己不被姜维当场砍了?
二、即便郭循是临场发挥,诈降潜伏,他又怎能保证自己会受到费t重用?并且他还知道费t在多年后的宴会上会喝醉,从而行刺。能将这些都算计到的人,只能是神仙。
因此,曹魏利用郭循潜伏刺杀费t是不可能的。
如此一来,这桩血案就变得匪夷所思了。郭循既不是蒋琬的手下,也不是曹魏集团的卧底,与费t也没有任何私人恩怨。那么,他有什么动机要杀害费t?并且是同归于尽的方式。
所有可能性都被排除后。我们只能从另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那就是被害人死亡之后,谁会获得最大的利益?
毋庸置疑,费t死后,政治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只能是姜维。而且,他与费t的战略方针矛盾。,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t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姜维显然是身受费t压制的。由此,他心生杀机也是情理之中。
再看陈寿《三国志・姜维传》里的一段记录:“十六年春,t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也就是说,蜀汉延熙十六年春天,费t死亡。夏天,姜维就率领数万人的军队出征。
由此可见,费t的死,对姜维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接着再看一段《姜维传》裴注里的记录:“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布衣之业。”
这段话的总体意思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功利心极强,且有城府。其中有四个字,尤为关键――“阴养死士”。就是暗地里培养为自己卖命的敢死之士。
而郭循刺杀费t的行动,是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与“死士”行径别无二致。
就作案条件来说,姜维也很充分,活捉郭循的人是姜维,不杀反而送回朝廷的还是姜维。换句话说,姜维决定了处置俘虏的权利。他为什么不当场砍了郭循的脑袋,自然有他自己的想法。
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姜维怎能保证费t会重用郭循?而且在两年内,作为降将的郭循就升到左将军的位置。
原因并不复杂。姜维是了解费t的。他知道费t希望在西州培养自己的班底。这一点,费t是采取的诸葛亮的做法。从诸葛亮时代起,多次北伐都是走的是祁山一线。为了在陇西地区站住脚,诸葛亮非常重视拉拢世巨陇西的豪门大户。当年诸葛亮俘虏姜维后加以重用,就是为了让姜维帮助自己拉拢当地大户,从而平定陇西。因此,费t重用郭循,和诸葛亮的策略道理相同。作为当年降将的姜维,自然知道其中的道理,他有足够的把握让费t重用郭循。
这样说起来,刺杀费t的幕后者就一定是姜维了吗?不,《资治通鉴卷》中对郭槐有不同的说法,里面曾记录了一个事:“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郭循多次想刺杀后主刘禅,却没有机会亲近,每次都被刘禅的护卫给挡了回来。
由此,出现了另一种推测,说郭循刺杀刘禅不成,才退而求其次刺杀宰相费t。然而,这一推测实在矛盾。如果郭循屡次想刺杀刘禅,早就被千刀万剐了,怎会任其在朝中任职活动,到了延熙十六年年还被邀请去去参加宴会。
那么这个记录,真正想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为姜维洗清嫌疑。这郭循原本打算刺杀后主刘禅,无法得逞才转来杀其他目标,姜维总没动机杀刘禅吧。
但是,即便这个记录是费t被刺案后来补上去的。姜维要操纵郭循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将郭循俘虏,带回朝中,是费t重用了郭循,要说培养“死士”,总得给人一些恩宠吧。而这恩宠是费t给的,不是姜维给的。郭循当“死士”,也该是费t的“死士”怎么搞反了?
于是又出现一种推论:姜维俘虏了郭循,并没有收罗了他做为自己的死士,而是当场就把他杀了,继而采用了自己早已豢养的死士冒名顶替。接着,这个冒充的郭循就潜伏在费t身边,得到左将军之位。然后十六年年初大会上,潜伏已久的郭循杀了费t,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维怕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事后便在朝臣中散布谣言:说郭循早怀谋反之心,好几次想刺杀皇帝都被左右拦下了。然后大家恍然大悟,再不去怀疑姜维杀费t的动机。
因此,无论从动机、能力、条件来分析、推理。费t被刺案的幕后元凶只能是姜维,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嫌疑人。
当郭循刺杀费t的消息传到曹魏后,当时的魏主曹髦下诏嘉奖郭循。追封其为长乐侯,食邑千户,并且拜郭循的儿子为奉车都尉,赐银千饼,绢千匹。而费t死后,后主刘禅根据他对汉室所建的功勋,谥赠“城乡敬侯”,并为其举行国葬;将其安葬于汉寿城西门外社稷坛南边。并勒石竖碑镌刻:“汉尚书令费公敬侯之墓”。
费t的死,给蜀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绝不仅仅只是朝政的动荡。要知道,费t是蜀汉最后一个颇具才能且能服众的宰相。那么,一个谁都不愿接受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姜维为争夺权力,幕后策划了这一起刺杀费t的血案,其后果是从根本上加剧了蜀汉的灭亡步伐。说他是蜀汉亡国的罪人,也不为过。
长安十二时辰幕后真凶是何执正
李必质问何孚,到底幕后真凶是谁,是他还是何执正,其实这个时候李必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老师了,还记得一开始何执正出场的时候吗,骑着马进到靖安司,一头栽在了沙盘上,不偏不倚,砸倒的刚好就是花萼相辉楼,而何孚又对何执正百般掩护,说就是自己想要杀掉林九郎,为父亲报仇。何执正真的就是幕后真凶吗?
何执正对应的正是原著小说中的贺知章,所以何执正的历史原型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贺知章。这一点,在剧版《长安十二时辰》中其实也有提及,因为何执正曾吟过这样一首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谁不知道这首《咏柳》正是贺知章的代表作。
不过,《长安十二时辰》的故事框架毕竟还是虚构的,为了不影射真实的历史人物,所以改编后的电视剧,还是尽量的避开了用历史上的真名,故而贺知章成了何执正。
但《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何执正,跟历史上的贺知章其实还是有挺多相似的地方的。首先两人性情都很旷达不羁,喜好饮酒,即便是到了晚年,依然放纵自我,我行我素。其次,历史上贺知章也曾官至秘书监一职,他被人尊称为“贺监”,这跟剧中何执正的为官经历一模一样。
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们都是在八十六岁那年辞官回乡的,不过历史上贺知章还乡后不久就病故了。《长安十二时辰》中何执正跟贺知章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历史上贺知章并不是李泌的师傅,唐玄宗时期这俩人在官场上可能有过短暂的交集,但是他们的情谊还没有走到师生这一步,顶多算是前辈跟后生的关系。
何执正的原型人物,就是唐代诗人贺知章。他除了以脍炙人口的《咏柳》、《回乡偶书》传诵千古之外,还是大名鼎鼎的酒鬼、高官、书法家。
唐代繁荣强盛,酒业兴旺发达,酒文化也随之高度发达,尤其是出现了辉煌的“酒章文化”,酒与诗词等艺术相融相兴,沸沸扬扬。唐代“诗酒文化”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酒的解禁、免除酒税、打击门阀士族及其对文化的垄断、科举考试使得寒门兴起。
“酒催诗兴”是唐朝文化最凝炼、最高度的体现。《全唐诗》中,直接与酒相关的诗篇约12000余首,约占总数的1/5,这折射出诗人与酒的情结。文人骚客们把饮酒聚会、吟诗作赋融为一体,或在酒宴中结朋交友、或从酒中寻找诗歌创作灵感。
年少时就以诗文知名的贺知章受此社会文化感染,也好酒,自号“一醉一回颠”。而且他生性旷达不羁,善交友谈笑。因为都在江浙地区(古称吴中)而且好酒,贺知章与包融、张旭、张若虚结为"吴中四士",文词俊秀,声名远扬。其中善草书的张旭每次大醉后会高喊、狂奔,然后下笔写字,有时竟以头发蘸墨而书,时人称为“张颠”。
这种“癫狂”的行为艺术流传后世,至今仍在演绎,例如头发换成了拖把。开元二十三年,已是朝廷高官的贺知章到长安的道观紫极宫游赏。正好,四处漂泊、在京城长安穷愁潦倒的李白也在此处游荡。于是李白上前拜见贺知章,并呈上诗本。
贺知章看了李白的作品后,惊叹道“谪仙人也”,你就是天上下凡的诗圣啊!李白又号“谪仙人”即从此来。俩人相谈甚欢,贺知章便邀请李白去饮酒。但贺知章身上没带现金,当时也没手机支付。于是他便把腰间的金饰龟袋解下来作为酒钱。
唐代按官员品级颁赐鱼袋,袋上以金银等制成金龟作饰物。贺知章为了喝酒竟然冒着丢职位的风险。从此,34岁的文艺大叔李白与76岁的文坛大爷贺知章成为忘年之交。
金龟换酒
“金龟换酒”之事,被后人引为旷达酣饮、倾心结交的典故。随后,贺知章利用自己的身份,把李白引荐给唐玄宗为官,为国家发掘了一位人才。贺知章去世后,李白一次喝酒时想起金龟换酒往事,便凄然写下有名的《对酒忆贺监》二首。
贺知章晚年更加放荡不羁,与李白、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有文化的“酒鬼”经常饮酒赋诗,愉快地玩耍,时谓"醉八仙"。一些不能喝酒的人为了能混进由贺知章组局的文艺大咖圈子,就不得不恶补酒文化知识、锻炼酒量。
后来,同样好酒的后辈杜甫写有《饮中八仙歌》,其中第一个就说的是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他喝醉后骑在马上前俯后仰,就像坐船一样;醉眼昏花地掉到井里,干脆就在井底睡着了。
贺知章还常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等名士以酒会友、吟诗作赋,合称为"仙宗十友"。相比那些喜欢喝酒滋事、扰乱社会治安的人,喝酒能喝到贺知章这样的人脉、层次和影响力,算是到了高级段位。这种酒文化对天下的酒徒来说是一种人生启示。
高官
武则天证圣元年,36岁的贺知章考中状元。这也是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的状元。贺知章是太子洗马德仁之族孙,而且表兄陆象先在朝中为高官,这层背景也暗中助他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当然,前提是要自身优秀,不是那种扶不上墙的烂泥。
学而优则仕,贺知章先后被授国子四门博士,升任太常博士。后来,贺知章由丽正殿修书使张说(后来任宰相)推荐入该殿书院。唐朝盛世,高度重视文化,藏书和校书即是首要。
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之时。因而开元时代藏书也是唐代最盛之时。贺知章这样的人才生逢其时,犹如香饽饽。可见根据社会时势选择专业的重要性。开元十三年,66岁的贺知章升任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唐玄宗亲自赞赐。同一天被授予两个高级官职,贺知章享受到了"一日并谢"的恩宠。
礼部掌天下礼仪、祭享、贡举之政令。一次,礼部代表朝廷选拔人才。身为礼部二把手的贺知章因为录取结果不公允,引起公愤,受到考生们围攻。窘迫之下,贺知章架起梯子爬上墙头,回答质问。此事有失大唐脸面,传为科举史上的笑话。
于是,贺知章被内部批评教育,改授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同正员,依旧充集贤院学士。虽然犯了大错,但是换个部门继续当二把手,级别待遇不变。有背景、有才华,就是不一样。后来,贺知章被调入东宫太子李瑛府,任太子右庶子、侍读,成为太子的左膀右臂。
然而,自古宫廷暗流涌动,斧声烛影。后来,唐玄宗听信武惠妃谗言,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并杀害,改立三子忠王李玙为太子。奇怪的是,时年79岁的贺知章并未受到株连,相反还升任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秘书监是中央政府的专掌国家藏书与编校工作的机构和官名。
从而贺知章成为太子储君的老师、天下学子的首领,当时人尊称为"贺监"。贺知章在唐玄宗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天宝三年,86岁的贺知章因病恍惚,乃上书告老致仕归乡。唐玄宗一向对他非常敬重,也就恩准。
辞别时,唐玄宗为贺知章之子赐名,提拔其子曾子为会稽郡司马。而且,唐玄宗亲自写诗二首赠别,皇太子百官饯送。贺知章担任的所有官职中最高只是三品,可见其特殊待遇。带着这种历史上少有的殊荣,贺知章身披彩霞,荣归故里。
贺知章去世十多年后,肃宗想起当年的师生恩情,赠以礼部尚书,即追封为正部级干唐代盛产诗人,然而也有不少人坎坷潦倒,即使入仕为官者。
李白被辞退时仅得到一笔补偿金,张志和辞官归隐时仅得到皇帝一奴一仆的赏赐;杜甫在44岁时才得了个八品参军的小职位,一生漂泊坎坷,颠沛流离;卢照邻因病去官而隐居太白山,生活困难而靠人接济;贾岛进士及第后,终生担任小官职,临死前家里只有一头病驴、一张古琴。
可见,贺知章算是众多文人中的幸运儿,当然本身也是佼佼者。书籍是人进步的阶梯,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就看你能否象贺知章一样,学以致用,发挥价值。
晚年离休生活
贺知章辞官回乡时,回首世事人生,感慨万千,于是写就《回乡偶书》,流传千古。他有"清谈风流"之誉,辞官回乡后,更加放荡不羁,自号"四明狂客"、"秘书外监"。贺知章的诗豪放旷放,人称"诗狂"。
其诗文以绝句见长,除祭神乐章、应制诗外,其写景、抒怀之作风格独特,清新潇洒。贺知章的书法在当时已享有声誉,只是被文采所掩盖。他尤擅草隶,既有唐人的严谨作风,又有晋人流润飞扬的风姿,对晚唐和宋人书风影响巨大。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窦氏兄弟评论唐代名家书法时多讥贬,但推崇贺知章"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
贺知章虽退隐老家如愿成为道士,但照样酗酒。每次喝得晕晕乎乎时,便如魔鬼附身,摇身一变为“疯老头”,行为癫狂,会乘兴挥洒诗文,停不下来。
于是很多人抓住他这个习惯,往往在这时准备好笔墨纸砚。贺知章醉眼朦胧,来者不拒。“骗”到他墨宝的人,则如获至宝。贺知章的传世书法作品很少,墨迹有石刻《龙瑞宫记》,草书《孝经》被日本珍藏。
贺知章辞官回乡后不久即寿终,享年八十六岁。应该是心胸旷达,仕途平顺,生活开心,贺知章虽然一生嗜酒如命但得以高寿。从而也结束了才华风流的一生,在辉煌的大唐盛世烙下了“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的潇洒飘逸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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