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靠制度创新脱颖而出

Posted 2023-01-08 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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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靠制度创新脱颖而出

后三国之建立，均非平地起高楼，都对前朝有所延续，其统治集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朝贪腐之风的影响和侵蚀。三个新建的国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统治集团的腐败问题

天下再三分，反腐是关键

贪腐成败转头空，万千百姓苦难尽。古今多少事，难付笑谈中。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相乱政，贪腐横行，终于侵蚀空了大汉四百年基业。一时间，英雄并起，魏蜀吴三分天下，是为前三国。经过二百年纷乱，时间到了六世纪初，南边的南齐，皇帝骄奢淫逸，后宫过万。大臣腐败成风，对待百姓如狼似虎。各种矛盾此起彼伏，恶性膨胀。雍州刺史萧衍，趁势而起，取而代之，建立梁朝。

在北方，北魏孝文帝改革，虽然努力学习汉族的文化和制度，但却仿建门第制度，效法世家贵族式的生活，随之而起的就是贪腐和搜刮，新都洛阳成了夸富的中心，吏部成了官爵交易的市场。腐败风气盛行下，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最底层的人民，各级官吏以贪渎刻削为能，征收赋税，小斗改大斗，小尺改大尺，但还不够维持他们奢豪的生活和买官的费用，又发明了税收预征制度，最狠的地方要预征六年。苦难深重的人民实在难以为生，只有铤而走险，起义烽火一时间烧遍全境，半壁江山再分裂，北魏分解为东、西魏。天下再次出现三分之局，进入后三国时代。

后三国之建立，均非平地起高楼，都对前朝有所延续，其统治集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朝贪腐之风的影响和侵蚀。三个新建的国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统治集团的腐败问题。

梁武帝一人的节俭，感动不了那班贪官污吏

南齐末年，君昏臣贪。萧衍建立南梁政权后，有志纠正前朝弊政。登基当天就下诏，除选二千宫女赏赐起事将士外，其余后宫、西解、乐府的宫女全部放遣。他也身体力行，每天只穿麻衣布服，食蔬菜素食。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凡是皇帝的种种享受，他一概摈除。梁武帝萧衍也可算是史上最节俭的皇帝。

为了整肃吏治，梁武帝登基第五天，就分遣内侍，巡查四方，查纠不法，要求对于贪赃枉法、侵渔百姓的官吏，马上奏报处理。同日，还下诏起草《梁律》。《梁律》对官员因事受财、监守自盗，要比照盗窃罪加重量刑，十匹以上者就要处大辟之刑，就是斩首示众。

虽然对贪腐之害有所认识，但相对法令，梁武帝更希望以佛法洗涤官吏的心灵。他是史上最信佛的皇帝，不仅大建佛教寺院，还三次舍身佛寺，今天中土僧人吃素的戒律也是他提出的。萧衍被称为皇帝菩萨，他要以慈悲之心来治理他的国家。

梁武帝努力满足各方面的政治经济要求，对宗室诸王、有功将士，他授予实权，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对于门阀世族，他尽力恢复他们的尊崇地位。对于前朝贪赃奢靡之人，他也都予以纵容。为了安排旧族、新贵、寒士，他设定文官九品十八班，武官十品二十四班，其外又有流外七班等等，可容纳很多官，供他们迁转很多年。可还是应付不了，梁武帝只好多设州郡县，将原来的23州分解为107州，郡县就更不计其数了。为了满足各既得利益集团，他实在是绞尽脑汁了。

在梁武帝的优容下，前朝腐败之风不仅没能得以遏制，还越演越烈。他的弟弟萧宏，恣意聚敛，专营高利贷，积累了大量财富，家里库房一百多间，被人检举。萧衍亲自查看，看见每间库房装满金钱锦帛，竟然哈哈大笑：“六弟呀，你原来这么富有，真是会过日子呀。”

对权贵宽纵，就得对百姓严苛。国家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才能维持，只能“舍豪强而征贫弱”，严防逃逸，一人逃跑，全家都要服苦役，史称每年有千分之一的人被处两年以上的徒刑。一次梁武帝去南郊祭天，路上有一老人拦住了他的车驾说：“陛下用法，对百姓太严，对权贵太宽，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如果您能反过来，天下人就太幸运了。”散骑常侍贺琛曾上书说，当时官吏穷奢极欲，竞相攀比，无限浪费，横征暴敛，民不堪命。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他建议梁武帝对官吏“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梁武帝大骂贺琛，说我每天只吃一餐饭，餐餐只吃蔬菜，腰围已经消瘦到二尺多一点，你还说什么“奢侈无度”！可惜他一人的节俭，感动不了那班贪官污吏，也掩盖不了整个集团腐败的现实。

在三国竞争中，梁武帝高举礼教和佛法大旗。高欢称：“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史书评价他：“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R。”只可惜昙花一现，就像他当初评价前朝一样：“怎么还能指望国家稳定呢？”他也在大乱中活活饿死。

在高欢的纵容下，吏治、官风恶化到了极点

在边疆的一个士兵高欢，作为信差来到洛阳，看到官场腐败，感叹道：“腐败到这种程度，这个国家的前途可想而知。天下大乱实在无法避免了。”他回家后，把在洛阳的见闻讲给家人听，并说：“看来天下即将大乱，钱财什么的，是保不住了。不如趁现在钱还能值几个钱，多交结一些朋友。”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之时，高欢带着一帮兄弟参加义军，后又投靠官府，攻打义军，形成势力，在北魏分裂后控制东魏政权，其子高洋建立北齐。

进入中原的高欢集团，本多低下阶层，受过北魏权贵的欺压，没有想到一进中原，也很快学会了吃喝玩乐那一套，出现普遍贪污腐败现象。高欢对贪腐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起兵之初就说：“我做统帅，首先就要严明纪律。”他以身作则，行军路过麦田，都要下马，牵马步行，怕践踏百姓的田地。但是他对部下的堕落，有些无可奈何，他认为国家处于战争期间，要靠将军们卖命，不能不放纵一些。后来腐败越来越厉害，他也想约束一下。一次酒宴，他命乐伎人演剧，用玩笑的方式，一面剥姐夫尉景的衣服，一面说：“你剥百姓，我来剥你。”高欢借机对尉景说：“以后不要再贪污了。”结果被尉景反骂了一顿：“和你比，到底谁的家当大？我只不过剥百姓的，你剥的却是天子的赋调。”高欢只有苦笑，不再吭气。

一个叫杜弼的官员对高欢说，现在文武官吏如此贪腐，必须严惩才行。高欢说：“官场上贪污之风，由来已久。我如果过分强调纲纪、不能宽容的话，他们一旦都离我而去，我将如何立国？而且他们还都手握雄兵呀。说不定没有反掉他们，先把我反掉了。”话说到这个地步，杜弼还不干休，还要继续劝诫。高欢叫来一群士兵，夹道而立，让他们把弓拉开，准备射箭，把大刀举起，准备砍下，让杜弼从这刀尖箭头间穿过去。杜弼只是一个小文官，哪见过这样的场面，战战兢兢地走过，满脸虚汗。高欢笑道：“我的箭引而未发，刀举而不击，你竟还吓成这样。我的将军们却都是真刀真枪，百死一生，立下大功，就是贪鄙一点，又有什么呢？”

在他的纵容下，吏治、官风恶化到了极点。大将彭乐竟为了一口袋的黄金，把已经落到自己手上的敌方主帅给放走了。大臣们不仅自己贪腐，还教唆皇帝一起玩乐。高欢第九子高湛在位时，其宠臣和士开对他说：“人固有一死，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也罢，桀纣也罢，还有什么区别，陛下宜及时行乐，一日快乐敌千年。”从此，君臣一心，竞为贪纵，聚敛无厌，不断加重赋税劳役，耗尽民力，府库仍是空竭，终至亡国。

宇文泰创新制度极大压缩了贪腐的空间

控制西魏政权的宇文泰集团和高欢集团一样，同样出自六镇。在三国之中，西魏及其后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是最弱的。六镇之兵，高欢得其五，宇文氏仅拥一镇，南梁正朔相承，有文化优势。

与其他两国一样，宇文集团首先要面对的也是吏治问题。《周书》记载，当时有河北郡太守裴侠为官清正，百姓称颂他：“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一次群臣拜见宇文泰时，宇文泰把裴侠拉到一边，对群臣说：“裴侠清廉，为天下最，你们中间自认有和裴侠一样的，可以和他站在一起。”群臣都低下了头，不敢吭声。于是宇文泰重赏裴侠。这也说明当时官员清廉的很少，裴侠被称之为“独立君”。为了整治吏治，宇文泰将贪赃者，放宽到满三十匹才处大辟死罪。这比《梁律》的满十匹处死和北魏北齐的“赃满一匹者死”都要宽松，但是这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他赫然公告：“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史书记载北周“用法颇严”，一旦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吏，即给予惩治。对于以前的贪官，北周还制定了“征备之法”，就是以前犯的事赦免，但只要有线索可以追查到的，一定要追查到底，记录在案，贪赃所得一定要追索回来。诏书说国库是天下人之公产，皇帝只不过是为天下人守财。我能宽纵你们的罪行，给你们自新的机会，但是人民的财产必须为他们追回。

宇文泰还依仗苏绰创新制度。苏绰是历史上少有的精通数学的政治奇才。他为宇文泰起草六条诏书，要求各级官吏抑制贪污，廉洁节约，清心思虑，秉公处理政务。并建立文案程式，所办事项都要绩效勾检，确保落实。所有收支都要黑笔记入，红笔记出，收支数据一目了然。对于财政收支，每年登记户口、土地、赋税，统计出下年度的国家赋税收入，然后量入为出，确定支出。对于这样的制度创造，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感叹道：“世有为之主，必有能者出为之用；若谓天下无才，吾不信也。”宇文泰要求所有的官员必须熟记《六条诏书》和记账之法。对于财政收支中的一些疑难，甄鸾编有《五曹算经》，给出计算公式，虽然今天看来不很精确，但有了统一的标准。一切公开透明，监督也容易落到实处，极大压缩了贪腐的空间。宇文泰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统治集团，被后世史家称之为关陇集团，成为北周、隋、唐的统治核心力量。

对官吏的严格约束，也有了更多减轻人民负担的空间。西魏北周进一步推行均田制，减轻赋役负担，国力蒸蒸日上。最初是高欢强，宇文泰弱。两国隔着黄河，最初每到冬天，宇文泰为防止高欢攻击，都要派士兵把边境上结冰的河流凿开。几年后，攻守之势变化了，变成高欢派兵凿冰了。再过几年，北齐腐败更甚，内部一塌糊涂，被北周一举歼灭。梁武帝在内乱中饿死，其子梁元帝建立的荆州政权也被北周所灭。代北周而起的隋唐，不仅统一中国，而且进一步完善了籍账制度和法制制度，最终开创出被称为律令国家的盛唐时代。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这股起于北疆的政治集团能取得三国竞逐的最后胜利，称羡不已：“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反腐的胜利。

两宋独有的科举创新，只针对落第文人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有一项特殊的制度——特奏名制度。特奏名制度是对科举落第士子的一种优待制度，那些屡试不第的文人在到了一定年龄后可以通过「 ”特奏名”考试，达成获取功名的愿望。特奏名制度是宋代科举的创新，仅存在于两宋时期，成为宋代科举有别于其他朝代的一个显著特征。科举考试特奏名的含义正常的科举取士叫做「 ”正奏名”，而特奏名是对正奏名的补充，是宋代科举的创新之处。按照《宋史·选举志》的记载，特奏名有特定的含义。「 ”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 也就是说，特奏名是针对那些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落榜的人，当他们积累到一定次数和年纪便可以登记造册，通过附加考试后赐予进士出身和官职的制度。宋代科举这是对落第文人的一种笼络和恩典，所以特奏名也是恩科的一种。为何如此呢？这是北宋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的而开发出的创新制度。科举考试是极其难的，在科场竞争中能够顺利入仕的文人毕竟是少数，很多人人穷其一生参与科考终无所得。随着时间的推移，积压的落第人士越来越多，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这些人一旦对社会不满，对朝廷不满，危害比武将造反要厉害地多。唐末起义使得唐朝名存实亡的王仙芝、黄巢便是落第文人。宋仁宗时期叛国投降党项李元昊被视为谋主的张元、吴昊便是落第举人。落第文人黄巢这些落第的文人就像流落山林的虎狼，一旦聚集咆哮其势难当，而他们所求不过是一个官职，给他们便是了。宋代吸取了唐末落第举子黄巢造反的教训及宋代科举扩大，落第举人基数大增等因素，对于落第文人不得不另加笼络。正如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说的那样：国朝科制，恩榜号特奏名本，录潦倒于场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特奏名的资格：举数和年龄开特奏名制度先河的是宋太祖。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科举，宋太祖批准录取了礼部奏名进士张拱等八人。同时宋太祖有感于尚有大量考生屡考屡败，穷困潦倒，心生恻隐，认为「 ”非以特恩，终成遐弃”，故在正常取士之后，又额外恩赐司马浦等一百零六名连续十五次科举未及第之人进士出身。宋太祖如此做，除了心生恻隐外，也和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形成的背景密切相关。宋太祖这一次恩科是宋太祖临时起意的，经宋太宗到宋真宗时期，特奏名制度最终形成。「 ”礼部贡院，进士六举、诸科九举以上，虽不合格，并许奏名。” 这是宋真宗时期的规定，这时只规定了落榜的次数而没有其他限制。到了宋仁宗时期有增加了年龄的要求。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七举及六举终场年六十，淳化以前尝应举及经先朝御试者，不以举数，令贡院别具名以闻。除了次数（进士科五次不第，其他科七次不第）外，还有了五十岁和六十岁的年龄限制。经宋太祖到宋真宗，至此宋代士人获得特奏名资格的两大基本要素便出现了。举数和年龄，这是特奏名的门槛。以后依旧如此推行，只是具体次数和年龄略有差别。特奏名考试：殿试不黜落，几无淘汰踏过举数和年龄的门槛，便是考试。特奏名的测试和科举考试不一样，这些人都是科举淘汰下来的，科举的试题对他们大多数来说，那是太难了。特奏名的试题简单，阅卷不严，「 ”殿试不黜落”。简单来说，特奏名考试基本上流于形式，只要具有特奏名资格基本都不会落选的。特奏名既然是朝廷恩典，大行淘汰也就失了皇恩浩荡的意思。翰林赐宴《宋史》记载宋真宗曾亲试落第举子，认为他们「 ”潦倒场屋，皆已迟暮。傥例试三题，则遗落多矣”，最后「 ”故止令试论一篇，粗观其智识也”。宋真宗也就出一题，「 ”粗观其智识”而已。最终真宗这次特奏名录取了九百多人，比正常的科举取士名额多太多了，完全就是为了录取而录取的，由此大大笼络了文人的支持。宋仁宗时期，要求有所变化：「 ”南省特奏名进士试论一首、诗一首；诸科对义五道；内年老者特与免试”。试题相对科举不可同日而语，而且阅卷审卷多是形式主义。宋神宗时，一次特奏名殿试，一位七十余岁的老儒，在试卷里只写了几个字：「 ”臣老矣, 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宋神宗还是给他「 ”特给初品官，食俸终身”的优待。特奏名授官极为讲究特奏名在试题、阅卷上可以说开了绿灯，但是最终的授官要求却极为严格。特奏名录取的人数很多，对他们的授官很低，部分特奏名只有虚衔，不予实职。宋真宗时期，特奏名的赐第一般分为三等或者四等，并赐同本科出身，试将作监主簿、诸州长史、文学、助教等职位。因为所赐科名等级较低，相应授予的官职也较为闲散，基本上属于「 ”养老”性质。宋代科举到了后来，特奏名赐第被细分为五等，每一等又分上、中、下，通过特奏名授官基本上是低级官员，仕途前程基本无大希望的。当然，偶尔也有例外的，如南宋高宗时期副宰相董德元，便是特奏名出身的状元。特奏名出身的虽是低级官员，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毕竟可以受到一般士人所不能享受的优待。出官者可以领到少量俸给，不出官者也可以获得免除差役的优待，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很有发言权。特奏名的影响特奏名制度是「 ”重文轻武”在科举上又一个重要反映，笼络了一大批士人，有利于维护、稳定宋朝的统治。但是特奏名制度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其中最大的害处是造成了冗官和贪污严重。宋代科举特奏名的基数庞大，部分时期特奏名取士数超过正奏名的取士数，造成官员数量急剧上升，是宋代「 ”冗官”积弊的重要成因之一。此外，通过特奏名的官员大多年老，能力有限，他们毫无进取心，有的更是贪渎者，一登仕籍，便贪肆暴虐，只想着捞一笔就致仕回家。当然特奏名官员的贪渎和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毕竟特奏名的官员只是低级官员。特奏名「 ”存而不废” 特奏名制度形成不久，就有很多官员上书反对特奏名，要求减少或废除特奏名。宋神宗时监察御史上官均上书指出特奏名的弊病：「 ”大率多年六十以上，学术凋疏，精力弊耗，又无人荐举，不复有向进意。往往贪冒营私，职事不举，民受其病”、「 ”其能精明治事、廉洁自守者，十无一二”。苏轼曾有一篇《论特奏名》的文章，指出特奏名的害处：「 ”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 统治者也深知特奏名的危害，认为「 ”有害于政治”，但是特奏名制度有宋一代始终存在。宋代官员图为何如此呢？一是因为宋代统治者重视「 ”祖宗之法”。特奏名制度是宋代重文轻武既定国策的一部分，虽然有弊端，但后世统治者谁也不敢轻易改变或废除特奏名这一「 ”祖宗之法”，只能因循之。二是维护统治的需要。统治者要通过特奏名制度给落第文人一个希望，来笼络文人，防止他们不满造反或投敌造成社会动荡。特奏名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的巨大效果，相对于特奏名造成冗官、加剧财政负担等危害，统治者自然分得清，知道如何取舍。三是触动太多人的利益。反对特奏名的官员多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但是就整个士大夫集团来说，绝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特奏名制度的。特奏名制度虽然损害少部分人的利益，但是符合大多是人的利益，科举出身的人要为那些落第者留一份生存空间，而且这对他们的子孙也是有好处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的子孙以后不需要特奏名的恩赏的。所以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都不会废除特奏名制度。结语特奏名作为一种特殊的科举制度，是宋代对科举制度的一个创新，且只存在于宋代。它对于巩固着宋王朝的统治、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给宋朝社会不少消极影响。尽管统治者和士大夫认识到特奏名的危害，但作为笼络文人的一项举措，使得更多的人受益，赵宋皇帝最终仍继续推行这个恩科制度，特奏名一直「 ”存而不废”。最终，随着宋王朝的灭亡，特奏名制度也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