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的主帅_闲话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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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安文学的主帅_闲话三国

2、谁叫你不长胡须_闲话三国

建安文学的主帅_闲话三国

>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的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  但到了建安时期,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的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求全责备,是大可不必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在文学史上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rèn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有一次,派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我们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和《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  从的诗《于谯作》中:“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尤其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无情镇压,人人胆战心惊,唯恐连坐,精神萎靡不振的状态下,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活流。>>  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里,具体地描写了他们的一次出游,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尽,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这种文友间的平等来往,证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为五官将的曹丕,那时正如日中天,是个的人物,能够这样不摆架子,与一个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时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所以,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生存的一群作家。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文人的一种样本。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由,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然而,文学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价。因为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有一个,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动改造的,那就是刘桢。还有一个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曹操作为文学家,写诗是一把好手,作为政治家,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但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就看曹操对付那个自视甚高的刘桢,就可知道文学家永远不是政治家的对手。他把刘桢送去劳改的理由,就在于这位文学家崇尚“通脱”,到了过头的地步,也是不怎么安生,越出了文学的范围,才惹祸上身的。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请他的这些文学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几位。当时,大家酒也喝得多了些,言语也随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闻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来想一睹芳容,也许正是刘桢的主意。>>  《三国志》裴注引《文士传》中讲述了这段插曲,说道:“刘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就因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的“通脱”和不在乎,对不起,关进劳改营去采石了。>>  过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武帝问曰:‘石如何?’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世说新语》)看来,这篇即席吟诵的《琢石赋》,把文学家的曹操打动了,当场把他释放。看来,这该是最早的大墙文学了。张贤亮和丛维熙两位先生,常为自己是否大墙文学之父之叔争论不休,其实,大墙文学之祖,这位刘桢先生倒是当仁不让的。>>  被政治家这样耍了一下以后,从此,这位文学家还敢坚持建安文人所倡导的“通脱”吗?所以,文学家想搞些什么名堂,都以适可而止为佳,太自以为是了,罔顾一切,便有物极必反的回应。假如这反馈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利克摩斯剑,大多数凡人,是不大容易潇洒得起来的。于是,不但不“通脱”,甚至拘谨过分了。曹丕在刘桢死后,与吴质的一封信里评说到他:“公干有逸气,但未遒(尽)耳!”看来,在采石场劳改了一阵,不但为人,连文章也收敛了不少,所以魏文才有“未遒”之叹吧?>>  因此,以后听到有些不知世事深浅的年轻人,不问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动不动指责一些作家,为什么懦弱,为什么不说真话,为什么不顶着枪口上,为什么不杀身成仁?看似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其实不过是站在干岸上,说风凉话而已。且不说鼓吹别人去当烈士,那居心之险恶,而自己碰上这样状况,是否也说到做到,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这多年来,我很看到一些银样枪头的同行,嘴上说得不知多么激昂慷慨,事到临头,骨头比醋焖鱼还要酥软,两腿开溜得比兔子还快者,非止一位。但愿这些说大话的勇者,能够真正的无畏无惧,文坛也许更有希望一点。>>  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来祭刀的,应该算是祢衡,公元198年就让黄祖杀了。公元208年孔融弃市。杨修是公元218年,被曹操以军法处死的。在这前一年,也就是公元217年,许都流行了一场瘟疫,徐干、陈琳、应chàng、刘桢,都未能逃脱,相继去世。王粲随曹操征吴,也在这一年死在路上。公元220年,曹操死。公元226年,曹丕死。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公元232年,也被他的侄子用毒酒害死,于是建安文学便画了句号。>>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懂得这一点,也许最后连符号还混不上,多些自知之明,该多好啊!文学界里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必欲当祖师爷,要众人膜拜;名声响一点的,定要领袖群伦,一言九鼎才过瘾;位置高一点的,就成了容不下别人的把头,称霸排他;资格老一点的,便来不及地给自己建纪念馆,开研究会,树碑立传,立地成佛。这形形色色的表演,很大程度在于看不大透,才折腾个没完没了。>>  但继而一想,衮衮诸公的心有外骛,不在文学上争一短长,而忙于文学外的建树,很大程度由于创作力的衰退,已如阉鸡,无振翅一鸣之雄风,才在这些地方寻找自我。如果不让他干这个,又能做些什么呢?世界本是舞台,没有这些膀大腰粗的,迎风掉泪的,顾影自怜的,哗众取宠的老少作家粉墨登场的话,也就不热闹了。>>  于是,作为一名观众,不妨莞尔一笑,且看诸公如何把戏演下去就是了。

谁叫你不长胡须_闲话三国

>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里,宦官从来是扮演不光彩角色的。>>  的父亲曹嵩,曾经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还在幕下的时候,为袁起草的一篇讨伐他的檄文,就揭了他的这个老底,说他是“赘阉遗丑”。因为中常侍虽是皇帝贴身的近侍,十分宠幸,地位很高,但只要是太监,那男性生殖机能就必须阉掉,非男非女,不能人伦,为世人所不齿。所以,陈琳才这样羞辱曹操的。>>  在宫廷里面,凡男性,上到近侍,下到烧饭挑水的工役,无一不是太监。由于他们太靠近皇帝的缘故,最起码也要争取做皇帝的耳目,心腹,鹰犬,爪牙。更有为一点的,不但能影响国策,左右大政,甚至还能挟持皇帝,为所欲为呢!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三百几十个皇帝中间,英明者少,昏庸者多,才智者少,暴虐者多,正派者少,荒淫者多,有为者少,嬉乱者多。这样,太监就成为那些昏君暴君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的得力帮凶。>>  汉末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中涓结党,把握宫闱阻塞贤路秽乱朝政的结果。《演义》的第二回,就有“何国舅谋诛宦竖”的情节。而这个屠夫出身的何进,也不过沾他妹妹的光,得权重任。他与十常侍的矛盾,狗咬狗,一嘴毛,都想独吞最高利益,实际还是后宫的权力之争。>>  但何进掌握兵权,这些太监们很忌讳他,设了一计,把他诓进宫内。这个武夫也太自信了,大大咧咧地走进了长乐宫,结果被砍成两段。何的部属袁绍、袁术在青琐门外等候,忽见何进的脑袋从宫墙里扔出来,遂引兵进入内廷,大肆屠杀。凡阉官,不论大小,尽皆诛绝,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  要杀,统统地杀,要整,统统地整,非无一幸免不可,这才罢手,而且,从来不怕矫枉过正的。这种极端的结果,到了后来,便必然是冤假错案,是随后的平反和落实政策。但在汉末,对不起,杀也就杀了。太监是无须,但不等于无须者都是太监,这本是正常之理,完全应区别对待。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挺爱绝对化的,既然太监无须,那么无须者则皆是太监无疑。如果有人跳出来申辩,本人并非太监,也要砍头的。哪怕明知砍错了,也不会认错的。袁氏两兄弟肯定振振有词地反问:“谁让你不长胡子呢?”>>  虽然这一朝的太监被杀得干干净净,但不等于从此就断了太监的根。只要有皇帝,就必然还会有太监。只要有太监,宫廷里秽乱现象,便仍会层出不穷地发生。因为,凡割掉了“那话儿”的人,不男不女,不阴不阳,必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由于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全部地歇斯底里,就表现在对于所有正常人的仇恨上。有些嬖幸的近侍宠臣,虽然“那话儿”还在,可能由于和这班阉人接触太多的缘故,也会熏染出可怕的太监心理的。>>  在中国历史上,妇人干政,弄臣作乱,阉竖擅权,的丑恶政治现象,从来没有绝迹,时不时地,看到这种历史沉渣的泛起。大凡只要有家长式的封建统治,和缺乏最起码的民主,以及对权力的无法监督与制约,这种太监或类似太监的近幸,窃得最高权力的现象,便不会绝迹。>>  因此,心术不正的人,心理状态不健全的人,或压根儿就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变态症患者,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旦染指权力,便会恶性膨胀。在历史上,帝王,后妃,弄臣,太监之间的宫闱斗争,是帝国最高统治层面中,最见不得天日的藏污纳垢的所在。由于一些性苦闷和性变态的女人,和一群无性能力却有性虐待狂的奴才的深深卷入,互相争宠,彼此倾轧,煽动仇恨,疯狂报复,所达到的残忍程度,罔顾人性,恨不能食肉寝皮,生吞活剥。这种无声的罪恶,恐怕是封建社会中最黑暗的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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