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曹操_闲话三国

Posted 2023-01-07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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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曹操_闲话三国

>　　历史好比一座出将入相的舞台，生旦净末丑，各类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笔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来亮一亮相。尤其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翻开二十几史，文化人在这个舞台上，还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来，没有文人这个行当，还是真的要少了许多热闹。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药方里都有的甘草一样，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没有这味药，君臣配伍就要成问题，文化人就是要起这样一个点缀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会里，歌舞升平的随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万岁啊，歌功颂德的封禅加冕啊，皇恩浩荡的树碑立传啊，没有文人的帮衬，那许多场面的色彩，就怕不会那么精彩了。因为，数千年来，这样用惯了文人，也使他们出了风头，遂养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种时刻准备着的，只要一掀帘子，就能登台献艺的本事。开场锣一响，便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表演欲强烈得过头的文人，甚至锣鼓家伙还没敲起来，就会情不自禁地跳梁出来，在那里卖老、卖俏、卖苦、卖骚、卖病、卖隐，乃至于卖寡廉鲜耻，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舜蹁跹”了。>>　　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丑，三是挺自得，这或许就是所说的“文人类不护细行”的职业病了。>>　　《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小说，写了那么多的帝王将相，笔锋之余，描绘了三五个文人雅士凑趣，也是理属正常的了。现在看起来，魏晋文人，特别是建安时期的几位作家和诗人，也许是中国最早意识到作为文学家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独立个体，他们作为文学家的个性，更为突出了。在此以前，像、班固、班婕妤、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流，他们的身份，主要还是附庸于帝王贵族的官员，清客，幕僚，侍从，或者竟是医祝巫仆的三教九流之类，这种职业身份，压倒他们的文学家身份，而文学不过是他们讨好皇帝，巴结王公贵族的一种谋生手段，很少作为表现自我的工具。到了汉末，这些文人，就是以文学为名，以文学为生存手段，为文学而文学，以文学来表现自己了。至于职务，只是形式或象征意义的事情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管这批以文为生的作家，叫做“建安七子”，因为他们都是在汉献帝的建安年代，活跃于许都的诗人作家。那时的中国，在文化上有点号召力的，主要是父子，其次是刘表。至于江东的孙吴，那时还不成气候，而则是一个无处存身的亡命徒，处于狼奔豕突的状态之中。在中国，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的时期，领导人便只会革命文化，而顾不上建设文化的。而自身文化素质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视为末流了。回顾五千年文明史，中国文化的历次毁灭性劫难，大半是这些人造成的。>>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他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诗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他还让蔡文姬，把她能记下来的她父亲蔡邕的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可就在十年浩劫期间，多少珍贵书籍被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屁股的卫生纸；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这种文明与愚昧的倒置，不知道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　　曹操在平定、陶谦、公孙瓒、、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lái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yǎn、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当时驻镇在荆州的刘表，是一个志大才疏式的人物，号称八俊，喜以风雅自命。这种经常舞文弄墨，偶尔谈诗论经，平素要找几个文化人装点门面，动不动来上几句酸文假醋的官僚，是我们中国官场的土物产品。凡是文人，哪怕是假文人，也有不大肯安生的毛病。由于中原混战之际，他在荆州，得以偏安一隅，经营他的地盘，相对稳定，而且也网罗了像王粲这样的很负盛名的文人。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与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礼。其实，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被人咏唱了几千年，而现在看刘表，不过以文博名的无聊政客而已。>>　　烧阿房宫的时候，不会想到做诗，到了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就唱开了“虞兮虞兮奈若何”来了。凡无出路，无出息，在仕途上晋升无望，拓展无门，但天性不甘落寞，不肯归田，情不自禁犹想一搏，然而无气力、无奥援的吃政治饭者，就只有附庸风雅，作斯文状，为最佳的保持心理平衡之计了。亦文亦官，似官似民，有名有实，亦下亦上，说在位又不在位，说不管事又管事，说退了还很忙，说忙吧，忙里偷闲还能跳跳舞，唱唱歌，看看戏，指导指导创作，是中国官场中的落魄者和即将落魄者的最能接受的处境。>>　　外国人不大搞这一套假惺惺，打仗就打仗，绝不唱偃武修文的高调，做官就做官，不表示自己案牍劳形，作清高状。决不羡慕作家的荣誉，非要当一名作协会员。据传他从莫斯科败退时，把作家和驴子编在一个队伍里，放在最后，不知确否？伊丽莎白女王可以示意写她喜欢看的《第十二夜》，但决不亲自执笔，还要在剧本开头署上芳名。哈韦尔当了捷克总统以后，就管做他的总统，不再当他的剧作家了，而且也不过问别人应该写喜剧，还是写悲剧的事。一到我们这儿，什么儒将啊，儒吏啊，全出来了，最近更扩而大之，还有儒商一说。人们知道，商是惟利是图的，而儒是反对上下交征利的，儒和商联在一起，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若以此类推的话，岂不是可以有儒盗、儒匪一说了么？那可就是真正的笑话了。>>　　其实，像刘表这样的中国官僚，说穿了，有了足够的权力还不满足，和中国的暴发户，百万富翁，有了许多的钱，甚至做到有钱能使鬼推磨以后，还觉得缺点什么一样，就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权力、金钱之外的社会价值观，那就是文化。所以，狗屁不通，平仄不分的领导，要作两句歪诗，以显肚子有墨水；毛笔握不好，字像鬼画符的老爷，喜爱到处题词，表示自己有学问；分明文学白丁，却要指导作家，证明他什么都明白；唐宋元明，，都搞不清楚，也说不上来，却大讲历史教训，以示自己渊博。和有钱人在多宝格里摆假古董，在墙上挂赝品字画，修不今不古的亭台楼阁，雇几个作家为自己写传，或者当枪手弄出一部着作一样，不过是钱多了，权有了以后，在文化方面沽名钓誉，给自己沾点书卷气而已。>>　　荆州的平稳假象，使得刘表错以为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可以与曹氏父子一埒高低。人通常缺乏自知之明，有一定实力的人物，尤其容易过高估计自己。这也不光是作家的毛病了，绝对清醒的政治家，和具有深刻自省意识的作家，终究是少数。处于中原战乱之外的荆州，不过是一个暂时安稳的地方，许多人的到来，逃难避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明白人也看出虚名无实的刘表，前景不佳。《世说新语》引《魏志》曰：“裴潜，字文行，河东人，避乱荆州，刘表待之宾客礼。潜私谓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主之才，而欲以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渡过长沙。”可见有识之士，并不把他当成为什么中心的。后来的荆州，实际上成了吴、蜀、魏的兵家必争之地，成为重灾区。刘表也成了过眼烟云，除了他的怕老婆名声外，现在谁还知道他在文化上的任何成就呢？就算他当时做了荆州作家协会的主席，又如何？>>　　文人的不肯安生，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曾经在荆州呆过的，那位很自负的青年才子祢衡，大概觉得刘表不过是个浮泛虚靡的人物，到底打了个铺盖卷，不远千里跑到许都，想在那里，结果没想到送了一条小命。写《登楼赋》的王粲，命运比祢衡强多了。刘表死后，劝他的儿子刘cóng依附曹操，也随之来到许都，跟着立了功。这位被刘表以其“貌寝通脱，不甚重之”的王粲，颇被曹操和曹丕倚重，很快成为建安文学的主力。>>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láng；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yǔ，应chàng，和从匈奴赎回的蔡yǎn，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是相当准确，并具有权威性的。>>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养生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yǎn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戏文三国_闲话三国

>　　旧时的京剧舞台上，着名的老生，言菊朋老板有一出脍炙人口的戏，叫做《让徐州》。看过他戏的人，如今大概不是很多了。但由于当时有一家叫“百代”的公司，做过这张唱片，造福后代戏迷，所以现在还能够听到。>>　　这是言派的拿手戏，他把那个徐州刺史陶恭祖，演得温文儒雅，慕贤若渴。他创造的唱腔，字正句清，精致细腻，婉转曲折，回肠荡气，真有一唱三叠，余音绕梁之感。三十年代，言老板在上海天蟾舞台唱这出戏，很叫座的，称得上风靡一时，观者若鹜。>>　　看京戏，并不在戏，遂有“听戏”一说。因为旧时戏园子里，卖瓜子糖食的，提水壶沏茶的，送热手巾把的，川流不息，像走马灯似的。即使非常有名的角儿，台下照例这样闹闹哄哄的。想认认真真看戏，实在有些困难。真想听戏的人，索性在楼上后座一靠，闭上眼睛品味。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很了不起的，说归说，做归做，你归你，我归我，正面是一回事，反面又是一回事的习性。>>　　名曰看戏，实际却在那里谈价钱，做生意，拉交情，套近乎。名曰喝茶，踱进茶馆，意不在茶者多，而是听弹词，扯闲淡，吃点心，看堂客。名曰开会，手捧茶杯，个个落座，上面发言，下面看报纸，打瞌睡，织毛衣，练气功者，各干各的。名曰义演，贡献之余，也无妨其拉赞助，要回扣，索酬金，讨高价，为了腰包奋斗。所以，《让徐州》的这个“让”字，不过是为谋立足之地，表现得斯文一点的夺取罢了。>>　　这出戏，剧情很简单，徐州刺史陶谦老了，本来应该把刺史牌印传给自己儿子，但陶谦高风亮节，举贤荐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让位于解了徐州之围，如今屯兵在小沛的刘备。这样子虔诚地让出自己的交椅，差点都要跪下来央求刘备接受这份官职，在中国历史上实在罕见，所以就编成了戏文，弦歌不绝，一直唱到了现在。刘备也是难得的谦虚，别人打破头，削尖脑袋，就为了做官，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接这个印。于是抱病的陶恭祖，在天蟾舞台上就是那位言菊朋老板了，一口一声，皇叔啊皇叔，恳求他走马上任。这时，有一大段四字句的唱词，声声紧催，字字动情，总能激起台下观众一片叫好喝彩之声。>>　　《演义》第十二回，写的就是这段故事，当然，并不符合历史真实。陶谦根本没让，但他两眼一闭，刘备捡了个便宜，倒是真的。目的达到，话就可以尽量说得动听了。于是这两位成了“温良恭俭让”的典范。>>　　历史上并没有让徐州这一说，完全是民间文学一厢情愿的创造。>>　　虽然糜竺传达过一句陶谦病笃时的话：“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而这位先生此时已完全站在刘备一边，而且很快就有郎舅之谊，事先造一下夺权舆论，也未可知的。其实正史称陶谦这个人，寡廉鲜耻，陈寿在《三国志》里说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三国演义》虚构这场三让徐州的情节，倒不是为后来的言菊朋老板唱戏考虑的。罗贯中是为了突出刘备的忠诚，仁义，谦虚，逊让和施恩不图报的高尚品格，才不得不让陶谦也随之被美化，若是一个政绩很坏，名声很臭的州牧，刘备让来让去，那岂不是一种虚伪了。>>　　所以，戏文是戏文，生活归生活，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候是当真不得的。>>　　在封建社会里，为一顶乌纱帽，即使是亲兄弟，也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别说史书中那些禅让，是冠冕堂皇做给人看看的，《三国演义》中的这个陶恭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屁股从交椅上挪下来。那个汉献帝做皇帝做得多苦啊，连怀了孕的老婆都保护不住，最后被一脚踢开时，不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舍不得丢掉王位嘛！>>　　一般来讲，凡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上自天子，下至里正（也就是街道保甲长之流），是绝不会心甘情愿把权拱手让人的。除非屈服在某种压力，如果不放弃权力，可能还要失掉更多（包括脑袋）的情况下，才会乖乖地腾出位子。尽管孟德斯鸠说过“久握权力会使人腐化”，但所有这些大小官员，宁愿被腐化，也不愿交出权力，这大概也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三国演义》却创造了这样一个让贤擢能的千古佳话，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和愿望。因为，历朝历代骑在人民头上，那些作威作福的，无德无能的封建统治者，谁也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皇子皇孙，无论好坏，老百姓根本无权选择。幸运碰上一位不那么坏的，不致草菅人命，那就谢天谢地；而若是相反，老百姓就得遭殃，而无以为生。所以，人们才喜欢听《让徐州》的说书，看《让徐州》的戏文，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宣泄，和乌托邦式理想的寄托，取得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由于这出臆想的戏文，更接近老百姓所希冀的，但难以实现的美丽憧憬，所以唱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便不细考究历史的真实，而能津津有味地陶醉其中了。>>　　说到底，《让徐州》是一段伪托的历史，是戏文中事罢了。但作为言派的看家戏，值得一听，可如今，大概很难找到一位像言老板那样出色的演员，唱这出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