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成败的秘辛_闲话三国

Posted 2023-01-07 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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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成败的秘辛_闲话三国

>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实在是世相的准确描写。期间，实力最强，称得上是霸主之势，渐渐壮大起来，当然不买账，于是，这两个人明摆着要决一胜负。>>　　在这个世界上，两强相遇，彬彬有礼地和平共处，大概是不可能的。暂时的握手言欢，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例，但最后，总是要摊牌，要分个高低上下，总是这两强中的一个要降服于另一个，这才相安无事。中外古今的一切纷扰，大则国家间的战争，小则人与人的矛盾，无不是由于这种降服与不甘降服的斗争而产生的。在利害面前，绝对意义的朋友，简直是凤毛麟角，都得根据自身的得失，来决定友情的深浅。所以，曹操和袁绍，虽然早年还算志同道合，但后来各霸一方，势均力敌之后，谁把谁吃掉，便是这两个人连做梦都放不下的事情了。>>　　《三国志》对袁绍的评价是：“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群蜂起，莫不假其名。”“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因此在家族地位，政治声望，个人魅力，民情舆论上也比曹操有号召力。正因为如此，袁绍知道曹操是个枭雄，不过，并不太把他放在心上。曹操虽然看不上袁绍，了解他并非宣传的那样了不得，实际是很凡庸的。但对他的实力，心底里是有点怵怯的。>>　　这时的谁怕谁，是从实力考虑的。>>　　在群雄互斗、征战不已的格局中，曹操说过：“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西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从只占六分之一的弱势出发，他可以对、、袁术、孙策、刘表等，不那么在意，但对袁绍，他不敢不认真对待。所以，他在许都立下脚来，第一件事，就是拉拢袁绍，用献帝的名义，封官许爵，赶紧封了一个太尉的职衔给袁绍。袁绍偏不领这份情，拒绝接受，摆着架子。曹操只好把大将军的位置让给他，以求暂时妥协。>>　　两强相峙，各不相让，操、绍决战，势不可免。>>　　曹操以七万兵力和袁绍的七十万大军对阵，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以少攻多，以弱击强的战役。官渡一战，对曹操来讲，至关重要。秦、汉之际，得中原就等于得天下，要得天下，必先取中原。袁绍不除，中原不稳定地掌握在曹操手中，就是他一个永远的心腹之患。而且，袁绍在实力上占压倒优势，你不把他吃掉，他就会把你吃掉，这是早晚的事。所以，曹操进军洛阳，迁都许昌以后，一方面授官安抚这个劲敌，一方面除吕布，逐刘备，拒袁术，抚孙策，扫清周围，也是在为彻底消灭袁绍作准备。>>　　面对强大敌人，曹营内部上上下下的心理压力很大，有的人私下与袁绍方面输诚纳款，有的人则散播失败情绪。对于作为统帅的曹操来讲，以弱胜强，以寡敌众，能不能打赢这场仗，也是充满疑虑的。他说过：“袁绍据河北，兵势疆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所以，在这决战前夕的谁怕谁，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实力问题，进行这样一场大的战争，必须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要做出涵盖着政治的、经济的通盘的考虑。不仅打军事仗，还要打政治仗，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了。>>　　他的谋士郭奉孝的十胜十败说，其实是在理论上巩固曹操的心理优势。而荀文若批驳以孔融为代表的畏袁思想，也从根本上分析了袁绍貌似强大，本质虚弱的真实情况。政治这东西是虚的，但在增强斗志，提高士气，鼓舞人心，勇往直前上，能起到枪炮起不了的作用。>>　　在黎阳相峙，廷津交手以后，曹操便有信心寻找战机与袁绍摊牌了。>>　　这场战争，袁绍所以兵败如山倒，是败在精神状态上。一支没有思想的军队，是打不赢仗的。袁绍的败，又和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性格分不开的。两军对垒，当然也是双方统帅才智的较量。一个具有“矜愎自高，短于从善”许多劣质因素的袁绍，不是把田丰关进牢里，就是把许攸逐出军营，其他像沮授、审配等人，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又忠诚于他的谋士，弃而不用，怎么敌得过那礼贤下士，深夜里听说许攸来降，光着脚跳下床，忙不及地迎接的曹操呢？>>　　从发兵声讨开始，袁绍就未有任何才禀的特殊表现。这和我们后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许多碌碌之辈，连一句整话都说不下来，由于历史的误会，居然窃居人上，尸位素餐，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若能甘于凡庸，无所作为，在他治下的子民，也许是份福。而越是这样的货色，越不安生，越要弄出些不得人心的名堂。许多决策的错误，包括我们身受体知的，无不可以从这些失败中，找出个人性格的劣质因素的来源。最后身败名裂为止，但跟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依靠的是实力，他的本钱就是地盘和兵马。曹操知道自己实力远不如他，但他懂得利用天下的智力，和实质是一种精神、一种政治的称之为道的无形财富。结果，曹操赢了。>>　　所以，那些重物质，轻精神的，或太相信自己的权势财富，却不大在乎思想精神文化素养政治品质的人，倒是应该吸取一下三国时期这个谁怕谁的历史教训。>>　　权谋三国《三国演义》是一部讲权谋的教科书。因此，这部书好看的地方，便是其中的计谋，和制造计谋的谋士，以及使用这些谋士的主子。在三国初期，各路诸侯混战的年代里，以曹操和袁绍二人手下的谋士最众。这些谋士的谋略水平都不低，但曹操获益于谋士很多，但袁绍很大程度上是败在了那些太能干的谋士手里。>>　　在《资治通鉴》里论述袁绍时，说他“短于从善”，这是官方的评价，大抵是准确的。这位出身高门，四世三公之后的袁绍，听不进去正确的话，不善采纳好的意见，便是他的致命伤。>>　　袁绍因为家族的关系，曾经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人。《三国志》说他，“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他手下的一些谋士，其实是很有真知灼识的。但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一个人要有了这样的毛病，便一点辙也没有，只有走向败亡之途。他的谋士们看着他垮台，也无能为力，于是，或随之殉葬，或弃之求生，便是自己的选择。>>　　“沮授、田丰俱忠臣也。”孔融这句话是说对了的。袁绍何许人也，这两位谋士会不清楚？知其不可谋而谋，悲剧便发生在这里。用人要有选择，被用于人，也要有选择，良禽择木而栖，还是一句金玉良言。袁绍最后到了用人疑人，是计疑计的程度，这等人怎能不败呢？而谋士们知其非主而事之，知其必败而从之，有识而无断，死也活该了。>>　　官渡之战，曹操以七万兵力对抗袁绍七十万大军，这是一次在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典例。曹操敢打这一仗，是已经看到敌方势重而实不强，己方力薄而本不弱的实质。“善能用兵，贤俊多归”八字，足以说明曹操必胜的原因了。而他在围攻袁绍不下的时刻，听说许攸从袁绍方面投奔过来，来不及穿鞋，就迎了出去，可见他求贤若渴之心。一番试探以后，纳言广听，从善如流，用人而不疑人，是计而不疑计，这样的统帅，能不操胜算么？>>　　这场战争中，袁绍方面由于主将无能，谋士邀宠，自然是成群结党，内外勾连，互相捣乱，彼此拆台。加之盘算不一，利害有别，肯定什么卑劣手段，都会使得出来。因为，窝里讧，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而谋士们动起心眼来，自己人整自己人，那就更在行了。>>　　初时，审配、郭图为一党，造成沮授死，田丰杀，许攸走，张tái、高览奔，袁绍大败的局面。后来，袁绍死，袁尚、袁谭兄弟厮杀争斗，审配、逢纪一党，为袁尚出谋；郭图、辛评又一党，为袁谭献计。除了一个王修，说了一番手足道理外，所有这些谋士，无一不是火上浇油地促使内战升级。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若是存在小集团的同气相求，此呼彼应，拉帮结伙，暗中来往的现象，那就意味着这个大的整体，在运作机制上，必定出了毛病，而且是出大毛病了。>>　　君子不党，这是孔夫子的一句话。党，即朋党，是一种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而结合起来的集团。君子，可以理解为正派人的意思，那就是说，正派人不搞这些不正派的朋比为奸、沆瀣一气的活动。这种派性现象，倒也不光是中国的特产，世界上凡国家，凡政党，凡机关团体，凡宗教、文化、社会团契，一直到黑手党，丐帮，行骗、扒窃的秘密组织中，都有不同形式的朋党存在。>>　　不过，外国人搞派别活动，有阴谋者，也有阳谋者。公开亮出旗帜，毫不掩饰观点。这可能和他们的社会机制，也就是我们经常批判西方的“假民主”有关吧？能够允许一些看法上的差异，做法上的不同，当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做做样子的。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则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亿万子民，只听一个声音的习惯，那就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所以，朋党，也就是山头、宗派、小集团、小圈子等，都是偷偷摸摸地经营，鬼鬼祟祟地活动，不见天日，秘密串连，眉目传情，心领意会，绝不敢堂而皇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哪怕心存叛逆，暗藏杀机，定时炸弹已开始倒数计时，那脸上仍然是狗的忠诚，猫的甜蜜，嘴上还在高唱精诚团结之歌的。>>　　朋党，是一种腐蚀剂。如果是公开的话，多少还能起到一点制衡的作用，或许不无益处。如果是地下活动的话，那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所以，袁绍之败，除了他个人因素外，这些谋士的内讧，也加速了他的灭亡。俗话说，“龙多不治水”，就是这个道理。若是像曹操那样，驾驭得住这些行云播雨的龙，便风调雨顺，岁rěn年丰；若是像袁绍这样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手下的这些龙，就要让他倒霉了。

戏文三国_闲话三国

>　　旧时的京剧舞台上，着名的老生，言菊朋老板有一出脍炙人口的戏，叫做《让徐州》。看过他戏的人，如今大概不是很多了。但由于当时有一家叫“百代”的公司，做过这张唱片，造福后代戏迷，所以现在还能够听到。>>　　这是言派的拿手戏，他把那个徐州刺史陶恭祖，演得温文儒雅，慕贤若渴。他创造的唱腔，字正句清，精致细腻，婉转曲折，回肠荡气，真有一唱三叠，余音绕梁之感。三十年代，言老板在上海天蟾舞台唱这出戏，很叫座的，称得上风靡一时，观者若鹜。>>　　看京戏，并不在戏，遂有“听戏”一说。因为旧时戏园子里，卖瓜子糖食的，提水壶沏茶的，送热手巾把的，川流不息，像走马灯似的。即使非常有名的角儿，台下照例这样闹闹哄哄的。想认认真真看戏，实在有些困难。真想听戏的人，索性在楼上后座一靠，闭上眼睛品味。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很了不起的，说归说，做归做，你归你，我归我，正面是一回事，反面又是一回事的习性。>>　　名曰看戏，实际却在那里谈价钱，做生意，拉交情，套近乎。名曰喝茶，踱进茶馆，意不在茶者多，而是听弹词，扯闲淡，吃点心，看堂客。名曰开会，手捧茶杯，个个落座，上面发言，下面看报纸，打瞌睡，织毛衣，练气功者，各干各的。名曰义演，贡献之余，也无妨其拉赞助，要回扣，索酬金，讨高价，为了腰包奋斗。所以，《让徐州》的这个“让”字，不过是为谋立足之地，表现得斯文一点的夺取罢了。>>　　这出戏，剧情很简单，徐州刺史陶谦老了，本来应该把刺史牌印传给自己儿子，但陶谦高风亮节，举贤荐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让位于解了徐州之围，如今屯兵在小沛的刘备。这样子虔诚地让出自己的交椅，差点都要跪下来央求刘备接受这份官职，在中国历史上实在罕见，所以就编成了戏文，弦歌不绝，一直唱到了现在。刘备也是难得的谦虚，别人打破头，削尖脑袋，就为了做官，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接这个印。于是抱病的陶恭祖，在天蟾舞台上就是那位言菊朋老板了，一口一声，皇叔啊皇叔，恳求他走马上任。这时，有一大段四字句的唱词，声声紧催，字字动情，总能激起台下观众一片叫好喝彩之声。>>　　《演义》第十二回，写的就是这段故事，当然，并不符合历史真实。陶谦根本没让，但他两眼一闭，刘备捡了个便宜，倒是真的。目的达到，话就可以尽量说得动听了。于是这两位成了“温良恭俭让”的典范。>>　　历史上并没有让徐州这一说，完全是民间文学一厢情愿的创造。>>　　虽然糜竺传达过一句陶谦病笃时的话：“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而这位先生此时已完全站在刘备一边，而且很快就有郎舅之谊，事先造一下夺权舆论，也未可知的。其实正史称陶谦这个人，寡廉鲜耻，陈寿在《三国志》里说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三国演义》虚构这场三让徐州的情节，倒不是为后来的言菊朋老板唱戏考虑的。罗贯中是为了突出刘备的忠诚，仁义，谦虚，逊让和施恩不图报的高尚品格，才不得不让陶谦也随之被美化，若是一个政绩很坏，名声很臭的州牧，刘备让来让去，那岂不是一种虚伪了。>>　　所以，戏文是戏文，生活归生活，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候是当真不得的。>>　　在封建社会里，为一顶乌纱帽，即使是亲兄弟，也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别说史书中那些禅让，是冠冕堂皇做给人看看的，《三国演义》中的这个陶恭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屁股从交椅上挪下来。那个汉献帝做皇帝做得多苦啊，连怀了孕的老婆都保护不住，最后被一脚踢开时，不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舍不得丢掉王位嘛！>>　　一般来讲，凡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上自天子，下至里正（也就是街道保甲长之流），是绝不会心甘情愿把权拱手让人的。除非屈服在某种压力，如果不放弃权力，可能还要失掉更多（包括脑袋）的情况下，才会乖乖地腾出位子。尽管孟德斯鸠说过“久握权力会使人腐化”，但所有这些大小官员，宁愿被腐化，也不愿交出权力，这大概也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三国演义》却创造了这样一个让贤擢能的千古佳话，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和愿望。因为，历朝历代骑在人民头上，那些作威作福的，无德无能的封建统治者，谁也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皇子皇孙，无论好坏，老百姓根本无权选择。幸运碰上一位不那么坏的，不致草菅人命，那就谢天谢地；而若是相反，老百姓就得遭殃，而无以为生。所以，人们才喜欢听《让徐州》的说书，看《让徐州》的戏文，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宣泄，和乌托邦式理想的寄托，取得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由于这出臆想的戏文，更接近老百姓所希冀的，但难以实现的美丽憧憬，所以唱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便不细考究历史的真实，而能津津有味地陶醉其中了。>>　　说到底，《让徐州》是一段伪托的历史，是戏文中事罢了。但作为言派的看家戏，值得一听，可如今，大概很难找到一位像言老板那样出色的演员，唱这出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