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赋税与徭役介绍

Posted 2023-01-07 兵制

篇首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三国时期赋税与徭役介绍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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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赋税与徭役介绍

　　时期出现了部分在当时行之有效的税赋制度，比如曹魏的屯田、户调制，东吴的租、赋、算、税四大类，蜀汉的口赋、算赋，还有这一时期因战事而确定的徭役性世兵制度等，所有这些，都比之汉代有了一些变化。> > 　　东汉末年，各封建割据势力连年征战，出现了“用无常主，民无常居”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难以掌握确实的户籍，若仍按汉代赋税制度征收算赋和口赋，评定田地产量，收田租，显然已很难办到。> > 　　此时，已收编黄巾军余部30万人，占据中原腹地，“挟天子以令诸侯”。粮食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 > 　　当时的历史条件是，许城周围有大片荒芜的农田，而且黄巾军一般拖家带口，还带有许多耕牛。于是，曹操于196年颁布了《置屯田令》，开始大规模屯田。> > 　　曹操的《置屯田令》规定：“持官牛者，官得6分，百姓得4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虽然百姓地租负担较重，但较为安定的生产和生活，仍能被当时百姓接受。这一制度解决了军粮问题。> > 　　为保证长久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曹操开始着手进行赋税制度改革。> > 　　204年，曹操发布了著名的《收田租令》，规定“其收田租亩4升，户出绢两匹，绵两斤而已”。这一改革实现两大突破，即把汉代的定率田税改为定额田税，把人头税改为按户征税。汉代田税曾经三十税一，一亩必须缴粮5升以上。> > 　　而曹操的改革不论产量高低，一亩只缴4升，田税不与产量挂钩，增产不增税，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流民纷纷归田，农业生产得以恢复。> > 　　汉代“人头税”算赋、口赋是按人头缴纳的，百姓要卖掉产品换钱缴税，时常受到商人盘剥。但曹操采取了户调制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 　　根据与口赋、算赋制，家庭的人口越多，交的税费就越多，若税费太重或不合理，就会限制人口增长。而户调制只规定一个家庭所交的税费，不管人口多少，而家庭如果人口多，则劳动力就多，收入就会增加，自然刺激家庭想方设法增加人口。> > 　　曹操还规定除百姓纳税外，一般豪强地主也要缴纳田税、户调。同时，注重加强管理，规定正税之外，其他不得再进行征收。> > 　　曹操具有鲜明的赋税负担均平思想。他在《收田租令》开篇即强调：“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指出不可放纵豪强兼并，转嫁赋税负担，使百姓贫弱。> > 　　他将税负是否均平的问题提到治国强兵的高度，认为如果人民负担过重，贫富相差悬殊。他明确规定，赋税的承担者不仅是普通百姓，一般的豪强地主也要按照土地顷亩和户口分别缴纳田租户调，不可以使他们有所隐藏。> > 　　曹操还主张加强赋税的征收管理。实行租调制的法令颁布后，曹操强调依法办事，严格贯彻租调制。他不仅带头守法，向朝廷缴纳赋税，还大力支持地方官员依法征税，打击违法的豪强，并重用严于执法的官员。> > 　　曹操赋税改革使魏国民心归服，军队衣食充足，成为三国鼎立中实力最强的朝廷。> > 　　东吴赋税制度总体上继承汉制，但对汉制又有所创新。根据其征收标准和征收物不同，可分为租、赋、算、税四大类。> > 　　“租”主要为田租，按田亩多少与产量高低相结合的办法分等级征收，以实物缴纳为主；“赋”主要有算赋、更赋，计口征收，所纳多为钱币；“算”主要有算缗、算赀、户赋，主要是对商人、手工业者、居民等征收的财产税，多按财产的多少分等征收，用钱币缴纳；“税”主要有关税、盐铁税或专卖、酒税或专卖、市税等杂税，一般按货物的数量多少征税，以征收钱币为主。> > 　　东吴朝廷对年龄高者的家属、残疾者，当发生天灾、帝王登基等情况时减免赋税，这些减免措施或多或少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和经济的发展。> > 　　三国时期的徭役主要是徭役性兵役，指以兵充役，士兵服徭役，或以民充兵，服屯戍之役。> > 　　三国时期实行世兵制度。世兵制是由一部分人户专服兵役、世代为兵，是保证地主阶级政治需要的一种兵役制度。除世兵制外，又用用募、收降、征兵补充军队，从少数民族中获得大量兵员。如魏的乌桓兵、凉州兵，蜀的叟兵，吴的山越兵等。> > 　　三国形成时期之初，沿袭东汉，主要实行募兵制。至建安年间，因长期战乱，逃兵增多，人口减少，募兵困难，曹操、、，都开始逐渐实行不同名目的世兵制，以确保兵源。> > 　　世兵制的诞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演变的第一步，是从两汉的征兵制，过渡到汉末的多种集兵方式。这种募征来的兵，服现役期限不再是征兵制规定的两年，而变为长期的以致终身的；当兵从尽义务，变成谋生的职业；服兵役由人人有义务，变为一部分人的职业。> > 　　建安后期，是演变的第二步。这时，兵士家属集中到一起居住，既留作人质以防士兵叛变，又便于管理；兵与民的户籍也由此分开，出现了兵户；当兵由及身而止，逐渐变为世袭。> > 　　兵户和世袭兵大量出现，成为时代的潮流，新的世兵制也就形成了。三国鼎立期间，世兵制已经发展成为魏、吴的主要兵役制度。> > 　　三国时期的世兵制包括4项内容：> > 　　一是兵士终身当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世代代为朝廷尽当兵义务。朝廷主要兵源，是兵士子弟。兵士不得解除世代当兵的义务，除非在作战中有突出表现，经过特殊手续批准，作为奖赏方可。> > 　　二是兵与民分离。兵士之家，即士家，另立专项管理的户籍，称为士籍。入士籍，不允许改为民籍。> > 　　三是兵士的家属，集中居住，集中管理。> > 　　四是为了保证兵士人口的再生产，士家在内部婚配，不与平民通婚。> > 　　与世兵制配套的还有番休制，又称分休制。> > 　　在曹魏，世兵制最为典型，并与质任制和错役制相结合。为保持固定的兵源和恢复发展生产，魏开始实行“世兵制”，把士兵及其家属固定为“军户”或称“士家”、“兵家”，与民户分籍登记，由专门机构管理。> > 　　曹操实行军户和民户分离。军户既要打战又要耕作，还可被任意集体迁移。为保障兵源，曹操规定军户女子不得外嫁，只能嫁给军户。> > 　　蜀汉也实行征兵制。蜀汉因为疆域和人口最小，所以世兵制虽然也有，但非主流，主要在部曲和少数民族中实行，作为征兵制的补充。> > 　　孙吴士卒家属一般跟随军队，由将领安排住地集中控制。孙吴政权是由江南本地和南迁的大族所支持而建立，所以不得不给他们好处。因此形成了东吴特有的世袭领兵权，即将军死后由儿子带领旧部属。> > 　　三国时期，军户当兵是世袭职业，作战经验丰富，作战技能提高，有较强的战斗力。世兵制吸收游民和流民，使之举户依附朝廷，从死亡线上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通过终身当兵和家属屯田解决生计，对他们是有利的。> > 　　世兵制通过以众将部曲的家属为人质，加强了对众将的控制，抑制了军中豪强拥兵割据的倾向，保证了军队的集中统一，对于结束群雄割据、形成三国鼎立和全国统一起了一定作用。> > 　　[旁注]> > 　　曹操（155年～220年）。沛国谯，即今安徽省亳州人。汉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缔造者。为统一中国北方作出重大贡献，他的屯田制对农业生产恢复有很大作用。他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 > 　　流民　又称流人、流亡、流户、流冗、流庸、流离、流者及盲流等，是我国历史上对于转徙四处的无业游民称呼，一般都是逃荒的农民，天灾、苛吏、土地兼并、战乱等都可能导致流民问题的出现。> > 　　乌桓　也称作乌丸。我国古代民族之一。乌桓族原为东胡部落联盟中的—支。原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之一。其族属和语言系属有突厥、蒙古、通古斯诸说，未有定论。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迁至乌桓山，遂以山名为族号。> > 　　叟兵　东汉、三国时叟人被征募为兵者。汉至六朝时今四川省西部、云南省、贵州省、甘肃省部分地区有叟人分布，支系繁多，称蜀叟、叟、青叟、苏祈叟等。三国魏晋时曾与蜀国时战时和。魏、蜀征募为兵，战有勇，号称“叟兵”。叟兵作战勇敢。> > 　　山越　汉末三国时期分布于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部分山区民众的通称。由于秦汉以来的民族融合，山越已与汉人区别不大。所以山越虽以种族作称谓，但实际上是分布于南方山地的族群混合体，其中有汉人成分，也有越人成分，故也称“山民”。> > 　　刘备（161年～223年），字玄德，根说是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即今河北省涿州市人。三国时蜀汉开国皇帝，谥号“昭烈皇帝”，史家又称为先主。他为人谦和、礼贤下士，志向远大，知人善用，以仁德为世人称赞，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 　　孙权（182年～252年），字仲谋，吴郡富春，即今浙江省富阳人，三国时东吴政权的建立者，谥号“大皇帝”，庙号太祖。在位期间，设置农官，实行屯田，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反复无常，引致群下党争。> > 　　部曲　魏晋时指家兵、私兵，隋唐时期指介于奴婢与良人之间属于贱口的社会阶层。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编制的名称，大将军营有五部，部下有曲。联称泛指某人统率下的军队。以后，部曲地位卑微化。在南北朝前期，主人视部曲为贱口，但并未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 　　[阅读链接]> > 　　曹操在执法方面不徇私情。> > 　　曹洪是曹操的堂弟，家产万贯，他始终追随曹操建功立业。长社县令杨沛在组织租调制的实行时，支持曹洪的长社县的宾客拒不缴纳田租、户调。杨沛依法办事，断然把那些违法不交税的宾客“收而治之”。> > 　　曹洪得知这一情况后，急忙去找曹操，要求惩办杨沛。但杨沛毫不畏惧，并依法诛杀了抗税不交的宾客。> > 　　曹操听说这件事后，并不因为曹洪是自己的堂弟而责备杨沛，反而表扬了杨沛，后来还重用杨沛，封其为京兆尹。

南朝“神不灭”与“神灭论”大论战

　　公元５世纪的形、神理论风波

　　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战争不断；南朝内部赋税、徭役、兵役的加重，官吏的贪污腐化，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使得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南朝统治者为了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进一步依靠宗教迷信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佛教给人们虚构了一个来生的世界，宣称人死灵魂不灭，根据在生的善、恶，或入天堂极乐世界，或入地狱受各种痛苦；它要求人民放弃一切反抗，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而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来世”。这正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也从佛教教义中得到了安慰，只要信佛，并且做些“功德”，来世就可以继续享受富贵荣华。因此，他们极力提倡佛教，到处兴建佛寺，铸雕塑佛像。佛教在南朝很盛行。在南朝，仅在首都建康城（今南京市）就有４８０寺；全境的寺院成千上万，僧众以百万计。　　佛教的神不灭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遭到了当时以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的反对。其中最著名唯物主义代表是范缜（４５０——５１５年）。《梁书·范缜传》：缜祖籍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县西北），祖琢之，官至中书郎；父蒙，曾为奉朝请，早卒。缜少孤贫，弱冠，拜当时的名儒刘瓛为师。他卓越不群，勤奋好学，深受刘瓛赏识。“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由于“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朝廷所重，一直怀才不遇，穷困潦倒，２５岁就白了头。３５岁始起家齐朝宁蛮主薄，累迁至尚书殿中郎。大概就在他入仕前后，愤世黑暗与佛教的欺骗，于是研究汉魏以来，特别是杨泉、何承天等人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永明七年（４８９年），笃信佛教的竟陵王萧子良大宴宾客，范缜在座上发言反对佛教的神不灭与因果报应。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自有拂簾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范于粪溷之中。附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他的意思是：人们的富贵贫贱并不是前生注定或因果报应的结果，而是由不同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为了进一步展开论战，范缜乃以问答形式，著《神灭论》，论述其理。他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就是说，身体和精神是对立的统一体，精神（灵魂）从属于身体，身体存在就有精神（灵魂），人死了，精神（灵魂）也就随之消灭。又说，形体与精神是统一的，互为依存而不能分割的。他又举例说：精神就像锋利，形体就像是刀刃。离开了锋利就无所谓刀刃，离开了刀刃就谈不上锋利。没有听说刀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岂有形体亡了精神还在的道理？从而，他作出了形与神关系的正确论断。　　形神关系问题，是当时哲学上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范缜关于“形神相即”和形质神用的一元论体系，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时论敌提出：木与人既都是质，但是“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活人和死人都有形骸，岂不是死人与活人都有知？”也就是说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范缜解释说：人与木、生人与死人虽然都是质体，但是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觉是人生的属性，无知是木和死人的属性属，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论敌又提出：既然生人之形有知。那么，“死者之形骸，非生者之形骸邪？”如此，死人也应有知，有灵魂。范缜辩解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有如“荣木变枯木，（南北朝历史 www.cha138.com）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即是说，由生人变死人，荣木变枯木，是一种质变，不能等同。“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后荣？要先荣后枯，何也？”“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欻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欻有渐，物之理也。”就是说，人由生到死，树由荣变枯，是自然一定变化的规律，生与死，荣与枯，两者既不同质，也不能反变和循环。这些有关物质的属性和事物发展规律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当时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知”（感性）与“虑”，（理性）认识上，论敌们问道：“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范答：“皆是神之分也。”又问：“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虑，手等亦应虑也？”范答：“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即是说，认识分为知、虑两个阶段，手等只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他认为：“是非之虑，心器所主，”而“五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论敌们又问：“虑体无本”（即思维活动不必依赖一定的生理器官）。范答：“苟无本于我形，而可编寄于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由此可见，他发展了认识论。只是由于当时的科学不发达，他把人类思维的器官错误的以为是心。范缜在《神灭论》最后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由于迷信佛教，“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之故，“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馨于隋游，货殚于泥木。……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　　《南史·范缜传》载言：此论一出，朝野震动，肖子良急忙召集名僧和名士王琰等诂难之。但是，都无法难倒范缜。于是子良心生一计，以中书郎为诱饵，派王融去劝说范缜放弃神灭论，缜大笑道：“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这体现了他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梁武帝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他对范缜的神灭论感到极度不安。取代萧齐后不久，即发动和组织对范缜的围剿。他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指责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　　并对缜挑衅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辩其短长。”据《弘明集》记载：天监六年（５０７年），他亲自组织朝贵６４人，先后写出７５篇文章，围攻范缜的《神灭论》。其中有尚书令沈约的《形神论》、《神不灭论》，东宫舍人曹思文的《难〈神灭论〉》、《重难〈神灭论〉》等，光禄大夫萧琛的《难〈神灭论〉》等，这些文章都拿不出驳倒《神灭论》的有力论据；而辅国将军韦睿等人的文章更出其右，他们只是按梁武帝的旨意，用“异端”、“外道”、“妨政”等大帽子去企图压服范缜，这当然也毫无用处，曹思文后来在上奏中也承认：“思文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梁武帝无奈，最后只得以范缜“灭圣”、“乖理”等钦定罪名，来结束这场辩论。　　范缜的《神灭论》为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首先，他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因而对儒家经典中提到的鬼神观不敢公开反对；其次，他没有揭露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最后，他还把形体分为“圣人之神”和“凡人之神”。这些，都是受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的结果。因此，他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