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诸葛亮辅佐幼主重结吴蜀联盟

Posted 2023-01-07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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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章诸葛亮辅佐幼主重结吴蜀联盟

　　刘备占据益州之后，势力迅速扩大，给孙权造成很大威胁。于是孙权派兵攻取荆州，结果双方约定，以湘水为界，共占荆州。后关羽又一意孤行，使吴蜀联盟出现裂痕。> > 　　刘备为了夺回荆州，给关羽报仇，不顾后果，违背联吴抗曹的根本方针，率军攻吴，结果在夷陵全军覆没，刘备只身退回白帝城，极度懊悔又加上身染痢疾，就此一病不起。临终前把辅佐幼于刘禅完成复兴汉室的重任嘱托给诸葛亮。> > 　　当时，蜀国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力量大大削弱，吴蜀联盟彻底破裂，蜀国完全陷于孤立无援之境。诸葛亮深知要使蜀国摆脱两面受敌的困境，得以恢复元气，惟一的出路是重结吴蜀之好。那时孙权虽已向曹魏称臣，受封为“吴王”，但并非出于本愿。况且吴、蜀关系恶化以后，对孙权也十分不利。这些都使吴蜀重新和好成为可能。因此诸葛亮很快果断决定，派精明强干之士，出使东吴重新结交两国盟好关系。正当诸葛亮为人选问题拿不定主意时，恰逢邓芝来见，并提出意见说：“今主上幼弱，初即帝位。应该派人出使东吴，重新恢复两国联盟。”诸葛亮见这一建议正与自己不谋而合，便立即决定派邓芝出使东吴。> > 　　建兴元年（223年）10月，邓芝到达东吴，果然如诸葛亮所料，孙权犹豫不定，未立即接见邓芝。邓芝急中生智，上表孙权说：“我这次出使，并不单为蜀国，更是为吴国的利益着想。”孙权感到此言其中必有缘故，便接见邓芝说：“我早就想同蜀国重新和好，但又恐蜀国刚遭不幸，幼主年小，势单力薄，一旦遭到曹魏进攻，我也会自身不保，故而犹豫不决。”于是邓芝阐明两国联盟的好处说：“吴，蜀两国据有四州之地，大王是天下闻名的英雄，诸葛亮也是当今杰出之士。蜀国地势险要，吴国以长江天险为屏障。两国唇齿相依，如果联合起来，则优势更为突出，进可以夺取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这个道理不是很清楚吗？如果大王和曹魏保持关系，曹丕早晚会让您入朝，以太子作为人质。大王如不听从，一定会遭到曹魏的讨伐。那时，蜀国也趁机顺流东下，恐怕大王就不会拥有江南之地了。”听罢邓芝一席话，孙权沉思半晌，觉得确实很有道理，于是下决心拒绝曹魏，与蜀国重新恢复盟好关系，还立即派张温出使蜀国谈和。> > 　　建兴七年，孙权主张吴、蜀并称二帝，遭到蜀国一些官吏的反对，再次提出两国绝交。诸葛亮从统一大局出发，以《绝盟好议》为题发表谈话，做说服工作。指明绝盟的危害，肯定继续联盟的必要，主张从长远利益着想。接着又派使者去祝贺孙权称帝，再次订立吴、蜀联盟。诸葛亮努力维护吴蜀盟好关系，为南征和北伐创造了必要条件。> > 　　联吴抗曹是诸葛亮为蜀国制定的正确方针和外交策略。当时，三国鼎立已成必然趋势，吴、蜀为维护各自利益，只能走联合抗曹之路。

第八章西汉转衰

　　一、稳定政局整饬吏治 > 　　——昭宣时期的政治汉武帝死后，刘弗陵继位，这就是汉昭帝。因弗陵年幼，由霍光、金日、上官桀共领尚书事，辅助幼主。但是，只过了一年多时间，金日病死，当时的朝政，实际上由霍光执掌。汉昭帝像此后六七年间，汉廷内部政见分歧，又发生争权的斗争，政局一度动荡不安。 > > 　　霍光是霍去病异母弟。汉武帝时期，霍光任为郎，又迁诸曹侍中、奉车都尉等。他出入禁闼20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汉书·霍光传》），成为汉武帝心腹亲信。汉武帝临终托孤，霍光拥立幼主，成为汉家的“ 周公”。 > > 　　然而，霍光受诏辅政，所执掌的汉家天下，已是一个经济凋敝、流民遍野的社会。自汉武帝末年以来，“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至汉昭帝继位四年，依然“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同上）。当时，贫苦农民不仅乏食，甚至连播种的种子，也得依靠官府借贷。武帝时期出现的数以百万计的流民，经过20余年的时间，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成为汉廷面临的主要任务。针对这种情况，谏大夫杜延年曾几次提出“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汉书·杜延年传》）。霍光采纳他的建议，“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同上）。始元六年（前81）二月，汉廷诏举郡国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汉书·昭帝纪》），对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展开了讨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贤良文学6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讨论罢除盐铁官营等项政策时，会议形成以桑弘羊为一方，以贤良文学为另一方的对垒，双方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桑弘羊在汉武帝时期，曾任治粟都尉及大司农14年，参与制定盐铁官营诸项政策。他在辩论中为汉武帝的政策进行辩护，实质上还是主张继续奉行汉武帝的朝政方针；而贤良文学则指责这些政策的弊端，同时又提出当今之务在于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辩论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盐铁官营的问题。除了对武帝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互相论难之外，还涉及到当前政策转变等问题，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由于盐铁诸项政策关系汉廷财政问题，因此只取消酒的专卖，其余各项都没有罢除。 > > 　　这次辩论反映汉廷内部政见分歧，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少数朝臣，在社会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原有的思想主张。这是桑弘羊一贯的政治立场。还在汉武帝晚年，他不顾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继续主张屯垦轮台，结果遭到汉武帝拒绝。汉武帝根据当时的形势，对原来的政策作了重大的改变。但是，直到昭帝始元年间，桑弘羊依然没有改变原来的主张，不但政见与霍光针锋相对，而且不满霍光一手操纵朝政。因此，桑弘羊与上官桀及燕王旦通谋，卷入当时朝廷内部反对霍光的争权斗争。 > > 　　汉廷的争权斗争，始于燕王刘旦。汉武帝晚年，皇太子刘据、齐王刘闳先后死去。按照辈分而论，刘旦自以为应当立为太子，并上书要求到京师宿卫。刘旦觊觎帝位，引起汉武帝的不满。汉昭帝继位之后，刘旦与宗室刘长、刘泽等人勾结，阴谋发动兵变，推翻汉昭帝。事情败露后，刘泽等人被杀，刘旦幸免。但是，他的野心不死，又与上官桀结谋，企图剪除霍光，夺取皇位。 > > 　　上官桀与霍光，本是联姻亲戚，因为争权发生矛盾。上官桀及其子上官安，因此与盖长公主、桑弘羊及刘旦合谋，告发霍光逾制擅权。当阴谋失败后，上官桀等又合谋杀霍光，迎立燕王刘旦，然后再杀刘旦，夺取皇位。但是，上官桀的密谋终于泄漏，汉昭帝命令丞相田千秋扑灭乱党。结果，上官桀父子及桑弘羊先后被杀，盖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也相继自尽。这场争权斗争即告结束。 > > 　　霍光剪灭政敌之后，其地位越加巩固，政局也逐步趋于稳定。但是只过了6年，汉昭帝即因病死去。这位以孺子继统的帝王，在位13年少有作为，却使霍氏家族乘机崛起，并开了汉代外戚专权之先。皇位由昌邑王刘贺继承。刘贺是个荒淫纵欲的昏君，继位不久，霍光等人即发动一场宫廷政变，将他废逐。于是，霍光迎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帝，这就是汉宣帝。 > > 　　刘询是卫太子刘据之孙。巫蛊祸起，刘询的父祖及生母，都遭杀害。刚刚出世几个月的刘询，也被关押在狱中。原廷尉监丙吉怜其无辜，对他多加保护，并将他送交外祖母家抚养。后来，刘询被收养于后宫，直至18岁继位。宣帝继位之后，为了改变昭帝时期的政局，采取了许多政治措施，以巩固中央集权制。主要的有如下几项： > > 　　首先，清除霍氏集团。自汉昭帝以来，霍氏家族的权势不断扩大，严重地削弱了汉家皇权。霍光本人专制擅权，“政事壹决于光”（《汉书·霍光传》），以至于操纵汉家天子的废立。不仅如此，霍光的儿子霍禹、侄孙霍云皆为中郎将，霍云之弟霍山为奉车都尉侍中，两个女婿为东西宫卫尉，连外孙也都是中朝官，形成这个家族“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汉书·霍光传》）的局面。汉家天子无疑是个傀儡，而霍光成了左右政局的“太上皇”，并紧紧地控制着中朝的军政大权。这是从汉武帝为加强皇权而控制中朝，到中朝权力转归朝臣把持的畸形发展。 > > 　　霍家“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汉书·霍光传》），从汉廷到地方，吏治日益败坏。廷尉李种和王平，左冯翊贾胜胡，甚至车丞相的女婿、少府徐仁等，都因 “坐逆将军（意）下狱死”（同上）。而使乐成小家子，却因得幸于霍光，官至九卿封侯。当时，朝廷官吏只听霍光的家奴冯子都、王子方等人的指挥，丞相之职有名无实。这种现象在宣帝即位之后，大有变本加厉之势。当时，不但朝廷的事要先禀报霍光，然后上奏昭帝，而且连霍光的夫人也干预朝政。她为了让小女霍成君代立为皇后，公然私派女医淳于衍毒死许皇后。地节二年（前68），霍光临死之前，又提出封霍山为列侯的要求。宣帝无可奈何，即日拜霍禹为右将军，接着又封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继续由霍氏控制中朝。翌年，当宣帝立许皇后的儿子为太子时，霍光妻大怒，又阴谋使霍皇后毒杀太子未遂。甚至宣帝安排御史大夫魏相入侍中朝，霍光妻也大为不满，并唆使家奴大闹魏相的府邸。霍氏专擅权柄，为所欲为，皇权再度受到挑战。 > > 　　针对上述情况，宣帝为了稳定政局，进一步加强皇权，一面让霍山继续主管尚书事，一面又准许吏民奏封事，可以不通过尚书，令“群臣进见独往来”（《汉书·霍光传》），以打破霍家把持中朝的局面，使中朝权力逐步转归自己手中。这是对汉武帝以来的中朝体制所作的重要的改变。同时，又将霍氏家族的成员调离中朝，改任其他职务，并将他们执掌的兵权收归汉廷。这些措施引起霍禹集团的不满，他们阴谋作乱，准备发动宫廷政变，废宣帝而立霍禹为帝。地节四年（前66），霍禹集团阴谋败露，霍云、霍山及范明友自杀；霍禹被捕后处以腰斩；霍光妻及其他亲属皆弃市；霍皇后也被废处昭台宫，霍禹集团被一网打尽。 > > 　　第二，整饬吏治。诛灭霍禹集团之后，拔除了“危乱国家”的祸根，宣帝即着手整饬吏治，以便巩固中央集权制。在汉廷中央方面，宣帝时期，“上躬亲政，省尚书事”（《汉书·丙吉传》），以密切中朝、外朝之间的关系。本来尚书这一办事机构，是武帝为了削弱相权而设的。汉宣帝亲自过问政事，减省尚书事，“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汉书·循吏传》）。这不仅使皇帝直接掌握朝政大权，又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又有实权的体制，从而发挥了丞相作为辅臣的作用。宣帝亲政后，丞相魏相“总领众职，甚称上意”（《汉书·魏相传》）。魏相死后，丙吉、黄霸、于定国等，先后继任为相。他们“总纲纪号令”（《汉书·黄霸传》），“居位皆称职”（《汉书·丙吉传》），既有职又有实权。宣帝时期的丞相，与武帝时期相比，境遇截然不同。他们善终其位，无一人被黜免，或者死于非命。所以班固说： “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汉书·魏相丙吉传》）。 > > 　　在地方吏治方面，宣帝重视地方长吏的选任。他常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书·循吏传》）！这是因为郡守、诸侯相等二千石官吏，对上要执行汉廷的方针政策，对下则直接治理吏民，其政绩如何关系国家的兴衰，所以被视为“吏民之本”（同上）。对新任命的刺史、太守、国相等官员，“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同上）。因此在宣帝时代，先后曾出现一些政绩显著的二千石官吏。如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为了稳定地方统治秩序，地方长吏一旦任用，一般不主张频繁调动。 > > 　　对地方官吏的治理情况，经常派使者巡行郡国，考察他们的政绩。如元康四年（前62），遣太中大夫等12人巡行天下，“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士”（《汉书·宣帝纪》）。五凤四年（前54），又“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巡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同上）。对地方官吏的考察，“信赏必罚”。凡政绩优异者，汉廷通过下诏褒奖，增秩赐金，封官进爵等，对他们表示嘉奖。如王成为胶东相，在处理流民问题上，“治有异等之效”（《汉书·王成传》），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黄霸任颍川太守，“治为天下第一”（《汉书·黄霸传》），官至御史大夫、丞相封侯。又如朱邑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汉书·朱邑传》）。龚遂为渤海太守，因政绩显著，被擢为水衡都尉。 > > 　　对一些违法失职的地方长吏，汉廷则予以惩办。如严延年先后曾任涿郡、河南太守，是一位号称“屠伯”的酷吏。他因“选举不实”，受到“贬秩”的处分。后来，又因“怨望诽谤政治”（《汉书·严延年传》），被处以弃市之刑。再如，田云中为淮阳太守，也是一位“敢诛杀”的酷吏。因“吏民守阙告之”（《汉书·田广明传》），民愤极大，同样被处以弃市之刑。

第七十八章 诸葛亮辅佐幼主重结吴蜀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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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西汉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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