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李叔同与日本妻子的爱情故事

Posted 2023-03-06 李叔同

篇首语：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弘一法师李叔同与日本妻子的爱情故事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弘一法师李叔同与日本妻子的爱情故事

2、弘一法师李叔同为什么出家？弘一法师出家真相

弘一法师李叔同与日本妻子的爱情故事

一首送别，淡淡的笛音吹出了离愁，幽美的歌词写出了别绪，听来让人百感交集。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就是李叔同的代表作。李叔同被丰子恺称赞为“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然而这样的一位才子他最后遁入空门，法号弘一。

风采翩翩的李叔同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一般来说，初恋是令人刻骨铭心的。不过对于信佛的人或许并不如此，他们抛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看破红尘，风餐露宿。今天说的这个人物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佛学大师。

弘一法师画像

弘一法师未出家之前，那时候他风度翩翩，远涉日本求学。当时在国内，他已经有一个贤惠的妻子俞氏，那时候的他经常出没各种演说现场，他的气度与口才让人佩服。不过也曾留恋花间酒肆，曾经和歌郎、名妓等艺事往还。在上海初次亮相，参加演出京剧《虫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等。

李叔同到了日本，因为技痒，曾经参与“春柳社”首演《茶花女》一出戏，李叔同饰茶花女一角。7月再演《黑奴吁天录》，饰美洲绅士解尔培的夫人爱密柳同时客串男跛醉客。李叔同很有文艺天赋，不就痴迷于西洋绘画，尤其是裸体画。西洋绘画注重写实，进行人体写实练习是一项必修的课程，然而寻找裸体绘画模特，成了李叔同在刚开始学习西洋绘画时最棘手的问题，李叔同先是在学校里用男模特进行人体写生，但女模特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办法解决。

李叔同与日本妻子

这一年的11月，带着浓浓凉意的秋风开始吹遍了日本东京的各个角落，这一天，正在练习绘画的李叔同无意中发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刹那间，李叔同发现了自己寻觅已久的最佳模特人选。第一次见面，这女的给他送小菜，送米饭，这是最初的照顾。李叔同便邀请房东女儿当自己的女模特。这个要求让这位姑娘觉得十分突然，毕竟裸体画在画上，当时，除了艺术学校外，在社会上仍然不被大众所接受。

弘一法师画像

让李叔同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日本姑娘竟然很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理由是她觉得李叔同是一个有才华的，诚实的中国青年。从此，这位日本姑娘成了李叔同的专职模特，每当画作完成，李叔同都会让这位日本姑娘评价一番。在一段时间的合作后，由于相同的爱好，又彼此真诚相待，两人开始跨越画家和模特的界限。

1907年春天，樱花盛开的时节，经过几个月的交往后，李叔同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滋味，后来两个人开始了同居。这时候的李叔同内心是愉悦的，他在自己的诗作《朝游不忍池》中曾写道：小桥独立了无语，瞥见林梢升曙曦。——《朝游不忍池》。从此湖边经常有了李叔同和那位日本姑娘一起散步的身影。由于李叔同关于这位日本姑娘的文字记载很少，至今人们都不能完全确定她的真实姓名。

今后只有弘一

十一年后，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剃度几个星期后，他的日本妻子，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杭州灵隐寺，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劝说丈夫切莫弃她出家。这一年，是两人相识后的第11年。然而叔同决心已定，连寺门都没有让妻子和孩子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他的妻子知道已挽不回丈夫的心，便要与他见最后一面。清晨，薄雾西湖，两舟相向。李叔同的日本妻子问：“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李叔同：“爱，就是慈悲。”

弘一法师画像

此时的弘一法师，早已不是当年的游学少年，也不是那个早年风流倜傥，才惊四座的翩翩浊世佳公子，更不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与一帮诗文友吟风弄月，游山玩水，混迹于烟花艺馆之地，留下几多风流韵事的少年郎，此时只是心如枯井厌倦红尘青灯古佛的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李叔同为什么出家？弘一法师出家真相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

对历史上的高僧，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佛学修为，但对弘一法师，人们更关注他出家的动因。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不一而足。而事实上，这些解释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因素，背后的深层因素，还在他儿时接受的儒家思想。

弘一法师：出家的儒者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据郁达夫在西湖边上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蚊子多容易理解，而寺庙究竟有多少呢？有人夸张地估计，民国时期，杭州的寺庙多达两千多所，而西湖更是寺院的丛林。

据说，南宋之前的西湖荒凉，人稀，却是和尚的福地。然后，香客来了，文人也开始与和尚交游。再然后，西湖就成了游人如织的景点。

尽管庙宇已经荡然无存，但说到虎跑寺，人们还会隐隐约约知道这是座名刹。事实上，它是西湖边上的大寺之一，高僧辈出，但能为普通人熟记的高僧却只有两位：圆寂在此的济公，还有在此剃度的弘一法师。

佛事鼎盛的杭州，有幸接纳了弘一的剃度，但这一剃度，却引发了千古争议，弘一为什么弃荣华、妻子如弊履，盛年出家？对此，人们提出了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还有弘一学生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不一而足。

其实，诸如破产、遁世、幻灭等原因，只能算是浮在表层的影响因素而异，而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年轻的李叔同意气风发，也希望投身革命，先是追随康梁，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欢欣鼓舞：“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1911年，他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破产说和挫折说都认为，李叔同在家族企业的危机后生活困顿，同时因为缺少抗打击的能力而遁入空门。但事实上，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到如此不济的地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工资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可见，工资度日已经绰绰有余，生活并不拮据。而从刘质平的角度看，如果不是知道老师有钱，他也是不会开口求援的。

事实上，李叔同的出家，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他有建功立业的念头，现实却丑恶卑劣，因此，又激发了他文化血液中的归隐思想。

辛亥革命结束后，军阀之间还在混战，南北之间更是吵得不亦乐乎，而许多士人谄媚逢迎。民国初年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民主被空置，民生仍然凋敝，列强依然环伺……

儒家文化有“用行舍藏”的原则，李叔同在革命后期的幻灭中，就是遵从了这样的古训，所谓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丑陋的，读书人看不破，但他们又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所以，士人可以在革命潮流中放声呐喊，一旦转到丑陋的政治运作，他们就会手足无措，产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时。这个时候，归隐，就是一条不错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视野里，隐，就意味着依佛傍老。而李叔同首先选择的，还是道家的归隐途径。所以，李叔同这位归国后常研读宋明性理之学的循循儒者，“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上常披着道教的经书。自己关起房来研究道学。”

他学道学不是好玩，而是玩真的。他开始试验断食，希望通过“不食人间烟火”求得身心的灵化，从而回归老子所说的“婴儿”状态。事实上，他也真的跑到深山，断食二十余天。据夏丏尊的回忆：“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感觉脱胎换骨。

这个时候，他改名李婴，兴起了怀旧、倒退回婴儿期的念头。“茅屋之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又成了诗歌的主题。

对道家文化的推崇，是他决定归隐时的第一次选择，而他最终选择了佛教，则和他的交游圈子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杭州佛事繁盛的氛围，以及周围师友们的影响，加速了李叔同迈向佛门的步履。

从清末直至抗战前夕，浙江文化领域的名士们形成两个圈子。第一个圈子以鲁迅为代表，还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致力革命，壮怀激烈，是儒者中的革命家。而第二个圈子则以马一浮为精神领袖，其中有李叔同、夏丐尊、经亨颐，以及属于晚辈的丰子恺、刘质平，是儒生中的隐逸者。

马一浮在五四运动前后就过着隐居的生活，并在杭州一带宣扬佛学。在现代学者看来，马一浮却是“新儒学”的典型代表，西方文化、佛学以及道家思想，都与儒学相会贯通，成为新儒学一代大师。

李叔同男扮女装

据丰子恺的回忆，李叔同学佛，正是响应了马一浮的倡议，对马一浮这位仅仅大3岁的同龄人，李叔同当成了自己的名师，他说，马一浮是“生而知之”高人。

学佛之后，李叔同经常在虎跑寺等寺院留连，有一次还在那边住了半个多月，自己觉得十分愉快，也和大和尚们一起吃菜蔬。回到学校的时候，也就是1917年的下半年，他开始吃素。

到冬天的时候，他请了许多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在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天天烧香。放年假的时候，他没有回家，而是在虎跑寺过的年。

1918年正月，他在虎跑寺拜一位老和尚为师。农历二月初五日是李叔同母亲的忌日，他提前两天到虎跑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母亲祈祷。这个时候，他还在学校任教，却已经决定出家了，所以，在五月底，他把自己课程的考试提前，赶回虎跑寺。

这次，他开始穿出家人的衣裳，准备第二年剃度。夏丏尊看他没有出家，却穿出家人的衣裳，就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李叔同最终在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剃度，落发为僧。

马一浮提倡佛法，自己却只是居士，且用佛法来理解儒学，也常常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事实上，民国时期的许多名士都有读经的习惯，却并不出家。

号称章疯子，敢骂光绪皇帝为“小丑”的章太炎读佛经，嬉笑怒骂的斗士鲁迅也读佛经，因为佛经可以抚慰心灵，做一种权宜的稳遁。但真正要抛撇妻孥，去忍受寂寞、苦守古佛青灯，他们是做不来的。所以，他们也有隐逸的想法，却难以实现。

李叔同不同，除了作为儒者内心的痛苦之外，还有更多让他抛弃尘世的理由。

李叔同的父亲晚年礼佛，常常请僧人到家中诵经和拜忏。而临去世的时候，更是延请高僧，在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整个丧事期间，按照老人的嘱咐，逐日分班诵经，送他往西天。

每逢这种场合，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扮和尚，用床罩做僧衣，口诵佛号。而年级稍大的时候，更是自封“大和尚”。

家里一位姓刘乳母，也常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所以，13岁的李叔同就能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诗句，佛意十足。用佛学的眼光看，他已经具备通达佛门的“根器”和法缘了。

和他相对照的是，鲁迅的童年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经拜过一个和尚为师，并取法名为“长庚”。不过，他接触到的是佛经中的因果报应，那些“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所以还当过骑马招魂的“义勇鬼”。而老祖母和长妈妈给他讲的故事中，也多太平军等排满的故事。

此外，母亲以及他的日籍妻子也是心头之痛。李叔同奉母至孝，却对母亲有强烈的负罪感。母亲24岁守寡，44岁早逝，用屈辱、痛苦的小妾生活换来了他的快乐童年。李叔同由此对一夫多妻没有好感，他的原配夫人是芥园大街俞家茶庄的小姐，结婚的时候，他18岁，整个婚姻由母亲包办。而在日本期间，他又娶了个日籍女人，这个妻子，他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好事者附会的名字有千叶子、福基、薰子等等。

因此，他难以面对九泉之下的母亲，也同样难以面对异国他乡的弱女子。道德感强烈的李叔同，默默忍受着自责带来的痛苦，最终，他出家为僧，一了百了，“岂为阿女恋尘世，真爱合当断情痴”，正是古代士人们的惯常法门。

所以，遁世说和幻灭说的某些方面是合理的。不过，他的遁世，是为了化解自身内心的道德煎熬，他的幻灭，是对王后将相方面事功的幻灭。但他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也没有对一切说空。他依旧关注自己的儿子的成长，也终身不敢忘记母亲的养育，而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佛门高僧发狮子吼，誓以佛门残躯“殉教”救国。

不过，尽管他从儒家的教条出发出了家，当身处佛门的时候，他还是成了真正的佛教徒。谭嗣同说：“佛教精微者极精微，诞谬者极诞谬。”上至慈禧太后、恭亲王，下至深山贫妇、市井贩夫，用佛教来超度亡灵，祈福避祸、生子发财时，大智大慧如弘一法师，看到就是佛学的精深义理。正如章太炎一句话“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

除了佛教精深的义理，弘一法师对戒律也很有兴趣，他选择的是戒律最严的律宗。之所以这样，或许是他内心的结依旧不能完全释然。母亲，异国妻子，还有家国之事，都难让人心安。

他的守戒，让人瞠目。以不杀生为例，他对生命的重视达到了精微的程度。据丰子恺回忆，请弘一法师到自己家小坐的时候。法师每次在藤椅上坐下时，都要把椅子摇一摇。屡次三番，丰子恺忍不住问，大师会答：“椅子藤条间，或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要把它们压死。先摇一摇，以便走避。”

修行期间，穿粗布衣衫，一日两餐，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这些菜蔬价格比其他的贵。夏丏尊曾赠送一个进口白金水晶眼镜，他转送泉州开元寺，变卖折大洋五百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

纵观弘一法师的出家，首先是在儒学的指引下，开始寻求隐逸的生活，而后，佛教拓展了儒学资源中的隐逸方式，让他过着一种完全苦头陀的修行生活，苦其心志，而修其精神。幻灭，挫折，失意，都是幻像。

李叔同出家拒见妻子妻子跪求相见无果

三十七岁时，李叔同与佛结缘，思索良久，最终决定出家。他将自己多年来视若珍宝的书籍、字画、折扇、金表都赠送给了友人，就连衣服也一件不留。同事、朋友纷纷相劝，他都丝毫不为所动，携带了几件布衣和日常用品就头也不回地去了杭州虎跑寺。

去了之后，他立即换上僧人的衣服，屋子自己动手打扫，支个木板就当床，别人想帮忙，他一律不许。而且只吃素食，就连白菜里加点香菇，他都不会动一下筷子。

为了避免家人阻挠，他事先甚至没有跟妻子沟通。直到他进了寺院，妻子才得知消息，到寺院寻找。可是，无论妻子在房门口如何苦苦哀求，他都避而不见，妻子索性跪在那里不走。见此情景，连同去的人都忍不住落泪，李叔同却只是托人捎了一句：“当作我患虎疫死，不必再念。”

虽然已经出家，但家人并没有忘记他，还是偶尔会写家书来。每逢收到家书，别人都拆开细看，唏嘘不已，李叔同却一眼也不看，托人在信封后面写：“该人业已他往，均原封退还。”别人觉得很奇怪，家书看一下又没事，只要不回就是了，为什么非得退还呢？李叔同答：“既然出家，就当自己死了。如果拆阅，见家中有喜庆事，定会开心，若有不祥事，易引挂怀，还是退了好。”

为了避免亲人朋友打扰，他的禅房上贴着四个字：“虽存若殁”，将所有探访的脚步阻止在门外，真是绝情到极致。

丰子恺说，李叔同是一个“做什么像什么”的人，无论诗词音乐，还是绘画戏剧，他样样认真到极致，就连出家，他也比别人做得决绝、彻底。或许，正是因为做什么事都如此专心，断绝其他念头，他才能成为令人景仰的弘一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