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视黄金为砖块！ 管宁割席而坐平生清廉
Posted 管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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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视黄金为砖块！ 管宁割席而坐平生清廉
管宁是管仲的后人，东汉末年的高士，小时候聪明好学，和他一起聪明称著的还有华歆，邴原号为一龙，三人从小就是挚友，但是后来管宁因为看不惯华歆的为人，与他割席而坐，从此断交。
管宁是个书呆子，但是在古代的含义就是痴迷读书，并不像今天那样带有嘲讽的意思。古人很注重知行合一，很多时候都是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管宁和华歆就是在读书的间隙中在菜园劳动，管宁竟然翻出了一块黄金，但是他熟视无睹，心念着读书人要修身养性，看到财富不能起贪念。
和他一起的华歆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心动，他拿了起来，但是看见管宁凝重的表情，他又恋恋不舍地放了回去，内心极为忍痛割爱。这件事情开始管宁就对华歆有点不满了。
加之后来，管宁和华歆又在一起读书，正当大家沉浸在书的芬香中，门外一阵喧嚣声响起，但是管宁依旧摇头晃脑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华歆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但是随着声响越来越大，他的内心有点渴望外面的世界。终于他忍不住跑出门外，看到大官达贵，内心十分满足。
当他回到屋内，突然管宁拿出一把刀，从平时两人一起坐的席子中间割开，并说你今后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汉末天下大乱后，管宁等人搬迁到辽东，但是在辽东的公孙度很赏识管宁的才能，认为他是可塑之才。但是管宁闭门不谈政事。并在其后搬出了公孙度为他置留的客栈，自己再一个荒山野岭搭建了一个简陋的小屋子。
管宁一生清廉，在黄初四年，魏文帝下诏召回管宁，在离开辽东的时候，管宁将公孙度父子多年来赠与的东西全部归还，其心可诚！
曾执意不收齐景公送的黄金 齐国丞相晏婴一生清廉
清代康熙皇帝曾说：“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故其一生也在不遗余力扶植奖励清官。历代关于奖廉的举措也有很多，而廉吏对于这种肯定的奖励也有着自己的共享方式，就此留下了一段段清廉佳话。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生活腐朽，奢侈之风盛行，齐国的丞相晏婴是当时的一个异类，他用一生的清廉书写了廉吏二字。
晏婴平时只穿粗布衣服，只有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的时候才穿上一件狐皮大衣，而且这大衣一穿就是三十多年，不止如此，他每日吃的也是粗茶淡饭。
有一次，晏婴正要吃午饭，齐景公派人来见他，他就把自己的饭菜分成两份，请来人共进午餐。景公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命人给晏婴送去许多黄金以供他招待客人的开支。不料晏婴不肯收下，景公派人送了三次，他还是执意不收。晏婴对景公说：“作为一个大臣，将国君的赏赐用于百姓身上，是以臣代君治理百姓，忠臣是不这样做的;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仁义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上对不起国君，下对不起百姓，聪明人是不会干的。所以，请您不要再赏赐臣下了。”
晏婴平时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有时甚至步行。景公觉得他乘坐的车马与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便派人送去新车骏马，又被晏婴拒绝了。景公不高兴了，便问他为何不收。晏婴说：“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平时，我反对奢侈浪费，要求他们节衣缩食。我若是乘坐好车好马，百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流毒四方。倘若真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再也不能禁止了。”
晏婴的相府地处闹市，且阴暗狭窄，景公提出为他修造僻静宽敞的新宅院，也被晏婴婉拒。不过，齐景公不死心，趁晏婴出使他国之时，为他新建了一处豪宅。晏婴回国后，马上就从新相府搬回了原来的住处，并将新相府加以改造，分配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到了晚年，晏婴不仅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赏赐，还向齐景公提出将原来赐他的封地退回去。
三国田豫
赏绢五百匹不留一匹在自家
三国时期，也有这么一位清官，刘备曾叹曰：“恨不与君共成大事也。”他就是魏国大将军田豫。
田豫清廉节俭，君王赏赐给他的东西，常常分送给将士们。正始元年，朝廷拜田豫为持节护匈奴中郎将，加封为振威将军，兼任并州刺史。边陲许多部落听到他的威名，纷纷前去拜见田豫，并送上牛马等礼物，每次田豫都记录在册并送入官仓，从不拿到家里去，所以他家非常清贫。
据《三国志注》记载，某部落的使节认为牛马等都太显眼了，不如送黄金，就秘密地藏了三十斤黄金，对田豫说：“希望您能屏退左右侍从，我有话想和您说。”田豫让身边的人回避，部落来使跪下说：“我们看到您十分清贫，所以送您一些牛马，但您却把它们交给了官府，今天秘密地送些黄金给您，可以作为您家中的财产。”田豫暗想，如果当面拒绝恐会伤了和气，于是故意张开宽大的衣袖收下了黄金，并感谢他们的好意。
等到部落使节回去后，田豫立即将这三十斤黄金全部交给官府的库房，又把这一情况写了奏折告诉皇帝。皇帝看后，下诏表彰他说：“春秋时有个魏绛，为表示与戎族的友好，光明正大地接受他们送来的礼物。如今你举袖接受鲜卑送来的黄金而交公，更显磊落。我十分赞赏你这种做法。”并且赏赐田豫绢五百匹。收到赏赐后，田豫分一半藏在公家的仓库里，以备奖赏立功的将士，另一半则送给部落使节，以答谢他们送来黄金的情意。
北魏高允
赏玉帛粟米 多次上表坚辞不受
北魏时奖廉的方式又有所改变，采用的是张白泽的谏议“以酬廉吏”。什么是以酬廉吏？就是说朝廷拨出一部分钱财作为给官吏的奖励，就是为了让他们廉洁奉公。很明显，酬是用于奖廉的，官吏一旦领取了这份钱财，就必须廉政，否则就要受到比先前更严厉的惩罚。对此，北魏政府规定，禁止官吏之间相互馈赠礼物，如果发现收受他人帛一匹的，即定死罪。而在之前，死罪的限制是枉法十匹，义赃二十匹。
高允官至中书令，历任要职五十余年。由于那时北魏文武百官并没有俸禄，高允就让他的儿子们砍柴，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然蒙受您的宠爱，但是，他家的生活却相当贫困，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生活来源。”文成帝不悦地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偏偏看朕重用了高允，才说他穷。”
当天，文成帝为证实这一说法，亲自到高允家。他看见高允家里只有几间草房，几床粗布被褥和用旧麻絮做的棉袍，厨房里也只有一些青菜和盐，文成帝忍不住叹息。回宫后，他赏赐给高允家五百匹玉帛，一千斛粟米，并且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可高允却多次上表，坚辞不受，他为官数十年，至死都没取一分一毫。
清朝张伯行
康熙赐予“布泽安流”匾额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文。”写下这般语句的正是康熙扶植的另一清官——张伯行，他当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刚直著称，是一位名闻朝野的清官。
康熙二十四年，35岁的张伯行考取了进士，但是他的仕途并不是很顺利，考取进士七年后才补为内阁中书，两年后才升任中书舍人，但在康熙三十八年，他的仕途发生了转折。
这一年，仪封一带暴雨成灾，城北的河堤被洪水冲垮，危急时刻，张伯行挺身而出，紧急招募和指挥民众用沙袋修筑防洪大堤，保住了仪封城。河道总督张鹏翮得知张伯行的事迹之后，大为赞叹，特地向朝廷推荐张伯行，他也不负众望，日夜奔跑在河堤工地上，督修了200余里的黄河南岸堤。
因为张伯行的工作出色，他被授以山东济宁道之职。但是他刚上任，济宁便遇上了灾荒，张伯行又开始忙于救灾，他千方百计地从家乡运来粮食、棉衣，救济百姓。在接到皇帝下达的救济批示后，张伯行立即动用仓谷赈济灾民，仅汶上、阳谷二县，就动用了26000余石。
事后，山东布政司指责他擅自动用仓谷，要奏请朝廷将张伯行革职。张伯行不为所惧，慷慨陈词：“皇上有旨赈灾，不能说是擅自动用。再说是应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人命为重？”答案不言而喻，布政司只好宣布免予处罚。
康熙四十五年，张伯行把自己多年治河的心得汇编成书，取名《居济一得》，恰逢康熙南巡，发现张伯行为官清正廉明，工作出色，是个难得的人才，对大臣说：“朕至江南访问，张伯行居官甚清，此名最不易得”，特地赐予“布泽安流”匾额以示褒奖。
不久之后，张伯行再次升官，擢升为江苏按察使，正式步入高级官员行列。
逝后从祀文庙 清朝只有三名臣有此待遇
当时的江苏官场，腐败之风盛行，凡是新官上任，都要给总督、巡抚送4000两银子作为礼品，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潜规则”。但是张伯行，不吃这一套，他公开表示：“我做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
不仅如此，正巧当时扬州有六秀才得罪了郡守，抚军为逢迎上官，打算剥夺六秀才的功名，张伯行得知这一情况后，为六秀才据理力辩，最后使得六秀才免遭罪责。在张伯行担任按察使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廉惠之名已经传播开来。
虽然老百姓为张伯行叫好，但是他却得罪了他的顶头上司们，也因为这样受到这些人的压制与排挤。
没过多久，康熙再次南巡，降旨让总督、巡抚举荐德才兼备的官员，因为张伯行的廉政得罪人太多，没有官员举荐他。康熙觉得奇怪，便问总督、巡抚：“张伯行居官何如？”皆对曰：“好。”康熙又问：“江南还有如此好官否？”皆曰：“无。”康熙曰：“然则汝等何以不保举之？今朕自保举之。”到了松江，康熙对张伯行说：“朕了解你，他们不举荐你，朕举荐你。将来你要居官而善，做出些业绩来。”康熙当场破格提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并且赐以御书：“廉惠宣猷”匾额及对联诗扇。
张伯行就任福建巡抚之日，见到福州衙署前各种铺陈甚盛，金银器皿，锦绣帷帐，炫耀夺目。为了弄明白这些陈设的来历，他特意召来吏役们询问。当他得知这些东西都是临时由各行户备办时，当即下令予以清退，物归原主。
张伯行在任期间，“大张纪纲，褒廉纠贪墨”，无论职位高低，一经发现，即予查处，毫不手软。因张伯行在任上的表现，以及他的廉政措施，康熙大加赞赏，将他调回江苏，担任江苏巡抚以治理江苏的吏治。
然而张伯行与总督噶礼不和，常常发生矛盾，噶礼对张伯行处处为难。这种情况下，张伯行向朝廷提出告病还乡，但康熙没有批准他的请求，而是在辞呈上批示：“张伯行操守清洁，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苏重地，正资料理，不得以衰病求罢。”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张伯行受邀参加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康熙称赞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雍正即位后，对张伯行优待有加，提拔他担任礼部尚书，并赐予“礼乐名臣”的匾额。
雍正三年，张伯行病逝，皇帝赐谥号“清恪”，并受到当时朝廷的最高嘉奖，准其从祀文庙。据记载，清代以名臣从祀文庙的，仅张伯行、汤斌、陆陇其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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