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风波恶苏轼的感人大度

Posted 2023-03-06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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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风波恶苏轼的感人大度

说及苏轼，世人无不高山仰止。

后世推崇苏轼，盖其手创之不朽文化功业。他的诗词、散文、书法，堪称“三绝”，立极宗师;而他的性情之淡泊，性格之洒脱，累处逆境却不改忠君爱民，甘为苍生造福的高古风范，也引得历代文人士大夫竞相折腰。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的苏轼，其后世影响当不在屈子、李杜、韩柳之下！而他的大度，尤为我所叹服。

宋元符三年五月，苏轼遇赦，结束七年流放从海南北归。时传闻，他将入朝拜相。曾在哲宗朝为相的章惇之子章援，因害怕其父对苏轼的迫害甚多而受打击报复，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请求他的宽宥。对官场恩怨早视作过眼烟云的苏轼即作覆书，坦诚相告：“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这种不咎既往，珍惜情谊，以德报怨的胸怀，端的令人击节赞赏。

应予补书一笔的是，苏轼与章惇确有“同年”之谊。仁宗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和章惇均为同榜进士，并做了颇有情谊的好友。但在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之后，因为政见的分歧，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将苏轼降职免官，贬置惠州。绍圣四年，再贬为琼州别驾，发配儋县。身为宰相的章惇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氏兄弟在官舍居住。也就是说，章惇不但在政治上对苏轼排斥、打击，而且在生活上也对苏轼加以设障、留难。

双重迫害之下，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可谓凄风苦雨，备受摧残！两千多个苦熬的日日夜夜，苏轼身心备受伤害。这样的政治恩怨和生活逼迫，无论放在哪个人身上，都是难以释怀，刻骨铭心的！但落到苏轼头上，既不想翻历史的旧账，也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反而用“更说何益”一笔带过。这种宽宏大量，实属罕见。

让人特别感动的还在，不念旧恶的苏轼非常怀念与章惇的“同年”之谊，并为其遭贬后的生活、健康而牵挂。在给章援的覆信中，苏轼叮嘱他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多备些“家常用药”，“切不可服外物”。苏轼还给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药方，嘱其多多保重自己。苏轼对迫害过自己的章惇，仍像对老朋友那样，关爱有加，不计前嫌。他的宽容大度，到了把苦难、冤屈、创伤留给自己，把友谊、关爱、真情都付于别人的境界。不求利己，唯为助人，如此博爱、宽厚的胸襟，即使放在当世，又有几人能及？

都说文人器量狭窄、小鸡肚肠，那就看看苏轼这位大文豪吧！自然，苏轼的宽容大度，并不意味着是非不分，没有原则。恰恰相反，他所持的政见、立场，异常坚定;也正为此，他既得罪于变法的王安石，又不苟同于尽废新法的司马光，才遭致数度受贬，外放流浪。

但是，苏轼从来不把政见分歧、仕途沉浮与朋友情谊拴在一起，像现今的某些人那样，一切以政治正确为转移，以至翻脸无情，落井下石。在苏轼而言，你我政见虽异、不相为谋，但私交尚在、情谊尚存，仍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他与王安石、司马光，包括章惇在内，都长期保持朋友关系，而不受宦海迁谪之左右，不为恩恩怨怨所影响，正凸显其人格的高标。宦海风波恶，文心两相知。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交往，堪称文坛佳话。

苏轼是浪漫、幽默的，苏轼又是兀傲、坚韧的。二十余年的颠沛流离，苦痛磨难，终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他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大度的苏轼，屹立于对大写的“人”的挚爱与坚信的盘石之上！这种人类情怀、人文情愫，如电光火石般划过千年夜空，照亮华夏！大度东坡奇伟男，绝代风华千古传。苏轼的博爱大度，与豪放的苏词、隽永的苏文、飘逸的苏字交相辉映，成为国人永久注目的一道亮丽历史风景。

清朝曹振镛生平简介？曹振镛历史评价？

曹振镛

“少说话，多磕头”，寥寥数字，道出了封建社会的为官秘诀，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官场上，遇事模棱两可，唯上是从，无疑是明哲保身的重要手法。可以想象，能够说出这样话的肯定是一个饱经宦海风波、深通世故人情的人物。这句话出自于清代的三朝元老，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帝，为官50余年，在相位达22年的曹振镛。

曹振镛，字俪笙，安徽歙县人，出身于世宦之家，其父曹文植，在乾隆年间做到户部尚书。曹振镛生于乾隆二十年(1756)，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有所谓“乾康盛世”之称。乾隆帝是民间佚闻颇多的皇帝，曾经六下江南，这时的清王朝，国家无事，歌舞升平，曹振镛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走制八股，应科举的道路，曹振镛幼时聪慧颖达，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很快就成为一名饱学之士。

乾隆四十六年(1781)，曹振镛金榜题名，高中进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曹振镛这年26岁，可谓少年得志。中进士后，曹振镛被授予翰林院的庶吉士，6年后曹振镛被授予编修。曹振镛外表沉静，少年老成，精通经典，学识渊博，又加上他本人勤勉灵通，因此在翰林院中应付自如，颇有名声。乾隆五十六年，曹振镛36岁，朝廷大考翰詹，曹振镛的成绩列入第三等，但乾隆帝对曹振镛另眼相待，下诏说：曹振镛的成绩虽然是第三等，但“观其才具，尚堪造就”，又加上曹振镛的父亲曹文植是朝廷大员，因此在授官时曹振镛被破格升为侍讲。第二年，曹振镛外放为浙江省的乡试副考官，乡试结束后任河南学政，在任直到乾隆帝让位于嘉庆帝。

嘉庆帝即位后，清王朝已经过了繁荣阶段，进入了统治阶级内部吏治腐败、贪污盛行的时期。乾隆帝的宠臣和珅在嘉庆帝即位后被抄家，和坤的家产无数，抵得上清政府数年的财政收入。各级官吏横征暴敛，广大农民无以为生，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清王朝开始走上下坡路。嘉庆元年，曹振镛由河南学政调回京城，升任侍读，不久又升为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到嘉庆三年(1798)，朝廷又大考翰詹，这次曹振镛的成绩被列为第二等，官授詹事府的少詹事，当年随即出任湖北乡试正考官，乡试之后，转为广东学政，一月后即升为詹事府詹事。这一年，曹振镛之父曹文植去世，清廷赐谥“文敏”。曹振镛在家服阕三年，直到嘉庆七年期满后，官补通政使。

嘉庆八年，曹振镛48岁，任实录馆副总编，负责校对草稿，期间升内阁学士、文渊阁直阁事。曹振镛在编纂草稿中详细、谨慎，深得嘉庆帝的称赞，后来所编纂的实录在文字上出现失误，曹振镛被部议决定降一级后调离，嘉庆帝开恩从宽处理，改为降三级留任。第二年曹振镛被提升为吏部右侍郎，当年又被外放为江西学政，任期内曾对科举制度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改革。嘉庆十一年六月，曹振镛调回京城任吏部侍郎，十月份被提为工部尚书。

曹振镛自入仕以来，官运亨通、平步青云。这一方面是由于曹振镛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耳濡目染，习于官场之道。又加之他博闻多识，为人处世勤勉谨慎，变通圆滑，因此得以左右逢源，年年升官，岁岁进爵，迅速侧身朝廷重臣之列。

嘉庆十三年，曹振镛任吏部尚书，随之又经历了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要职。在户部尚书任内，朝廷中发生了一起下属官吏冒领三库银两的重大案件，曹振镛因对其部属舞弊毫无觉察，被部议降两级调离，嘉庆帝改宽处理为降三级仍任原职。嘉庆十六年，曹振镛被授予翰林院掌院学士。两年后，曹振镛复为吏部尚书，并加协办大学士，不久又为体仁阁大学士，赏紫禁城骑马，晋太子太保衔，成为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嘉庆十九年，曹振镛主持编纂了《河工方略》一书，及《全唐文》的编写，充当国史馆正总裁官及会典馆正总裁官。这一年十月是曹振镛60岁的寿辰，嘉庆帝手书“纶阁延晖”一匾赠曹振镛。

嘉庆帝于二十五年崩。此前，曹振镛一直居于显位，深得嘉庆帝的信赖依重。嘉庆帝秋狩木兰及进谒西陵期间，都让曹振镛留守京城，督办朝廷内外日常事务。嘉庆二十三年五月，曹振镛在编纂《明鉴》时纪年出现失误，因没有预先请示，被部议降职调出，嘉庆帝改为降三级留任。同年七月，又发生了工部官员在东岳庙工程中弄虚作假、冒领银两的事件，下属官员平时不负责任、扯皮推诿，负责工部的曹振镛是不能辞咎的，部议曹振镛调离。嘉庆帝再次改为降三级了事。嘉庆二十五年，曹振镛被提拔为军机大臣，并充任实录馆监修总裁。

曹振镛位居崇要，久荣不衰，这得力于他的遇事循规蹈矩，不越雷池，被皇帝视为老成持重。又加上曹振镛惯于见风使舵，因此，他在官场上虽小有波折，却都是有惊无险，逢凶化吉。

嘉庆帝去世，道光帝继位，这时的清王朝，进一步走向腐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一片江河日下的局面。道光帝即位之初，雄心勃勃，决心重振清王朝往昔的国威，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整顿吏治，反对奢侈腐化。对于曾事两朝的军机大臣曹振镛，道光帝视为股肱大臣，恩宠有加。

道光元年(1821)，授曹振镛武英殿大学士，晋太子太傅衔，并在三转桥赐给宅第。身居相位的曹振镛对于新皇帝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新措施，也是处处迎合，步步紧随。道光帝要求下属官勤政多劳，曹振镛在奉旨议复各地的奏章中死抠字眼，挑剔细致。道光帝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曹振镛即奏请停办一些不必要的工程，以节省政府开支，甚至于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由于道光帝反对奢华，并以身作则，其所穿的内衣中甚至打有补丁。当道光帝与曹振镛谈到生活起居方面的事，问起曹振镛每月吃鸡蛋花费多少银子时，曹振镛竟谎称自己自小患有腹滞的毛病，平生未曾吃过鸡蛋。由此可见封建专制下伴君如伴虎的情形，也能看到曹振镛为人处世的谨慎圆滑、滴水不漏。道光帝登基之后确实想有一番大作为，但为时不久，便露出倦政端倪，但又想寻一妙法使臣下不敢懈怠，曹振镛又瞅准机会献策：方今天下承平，可仍有人危言耸听，指陈时弊，无非是沽名钓誉，对这些人若加以斥责，恐怕有损圣上的虚心纳谏之名，若不予斥责，则奏章连篇累牍，很难遍阅，臣下认为：对以后中外奏章，皇上不必遍阅无遗，每次只挑上几份，从其中挑出细微讹误之处，传旨严加申斥，时间一长，臣子们畏慑于您的圣明，认为明察秋毫，纤细不漏，自然无人敢事无大小缓急，动辄贸然上陈，随意扰乱分散您的精力，奏章一定会少而精，并且讹误之处减少，皇上也可以有时间顾及其他的重要事情。道光帝听了曹振镛这番分析之后，甚合心意，从此以后，对于来自各地的奏章，哪怕有点滴讹误，一经发现，必然下旨严斥，并加以罚俸、降职等处分。因此，中外大小臣工，无不震悚，来自各地的奏章的数量大大减少，大多数官员极力回避现实，把功夫下在文字上，所上奏章，语多吉祥、凶实不敢入告。于是，官场言路大塞，道光帝在即位之初为澄清吏治所作的一些努力，也随之付诸东流。

曹振镛不仅对上惯于奉迎以邀得皇帝的信任，而且驾驭下属也颇有手段。他外表木讷，城府很深，以老成持重自居，朝臣大多对他存在畏惧之心。有一次时逢道光帝大考翰詹，考题中有诗一句： “巢林棲一枝。”被考的翰林们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这句诗的来历，当时在军机处的曹振镛说：这是出自于晋朝诗人左思的《咏史》，并当场将全诗背诵，一字不差。道光帝阅卷完毕，看到众翰林对这个考题毫无所知，大为震怒，准备对他们重新考核，第二天，道光帝见到曹振镛，向他问起这句诗的出处，曹振镛回答说不知道，道光帝听了，说：连你都不知道，也就难怪他们这些人了。这件事就过去了，出朝后，官员们问曹振镛其中的原因，曹振镛只是淡淡地回答：那天也不过是偶然记起来罢了。官员们对曹振镛既感激又佩服。

曹振镛在朝廷中上下通达，达到了他仕宦生涯荣耀的顶峰。道光三年八月，道光帝在万寿山赐宴15个重臣，曹振镛列坐其次，席间，道光帝特作“丝纶佐朕弥恭谨，抒忠献替资共劻勷”，称赞曹振镛的辅佐之功。道光四年，曹振镛主编的《仁宗实录》完成，被赏戴花翎，这年十月，是曹振镛七十寿辰，道光帝手书“调元笃祜”一额并“秉钧日赞资良弼，仗国时康引大年”一联赠曹振镛，道光五年十二月，曹振镛入直南书房。

道光七年，新疆爆发了张格尔叛乱，时任军机大臣的曹振镛在朝中日夜操劳，出谋划策，叛乱平定之后，曹振镛晋太傅衔，赏紫韁，并为其画像悬挂于紫光阁。道光帝称赞曹振镛：“亲政之初，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道光十一年，道光帝60岁，在其60寿辰的庆典上，曹振镰被赏戴双眼花翎，获得极高的荣誉，道光十四年，他年满80，道光帝仍命他入朝议事，特赏紫禁城乘轿，在十月曹振镛80寿辰时，道光帝赐以“领袖耆英”额匾并“紫阁图勋嘉辅弼，玉澜锡庆介期颐”之联。还作诗一首以表庆贺，中有“三朝雨露沾深泽，一德谋猷济巨川”之句。并赐曹振镛之孙举人出身。

道光帝十四年十二月曹振镛患感冒，道光帝让他安心调理，道光十五年(1837)正月，曹振镛去世，时年81岁。

曹振镛去世后，道光帝极为悲痛，亲临赐奠，准其入祀贤良祠，赐谥“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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