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据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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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割据西南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割据西南

2、历史人物 刘武周简介

割据西南

  说起刘焉,也算是在后汉末年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 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时,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相互勾结,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得热火 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钩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做起 了自己精心编织的割据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勤王剧。这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 个什么人呢?> >   早期的刘焉> >   刘焉(?—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 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 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 从基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 蛛丝马迹。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 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居要职的中央政府官员,再加上《三国志·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显然,刘 焉当时给世人的印象就属于这种“清名重臣”。《续汉书》中说得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 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 >   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 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 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得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 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 裂,实在有点牵强。元人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也特别指出:“以交趾僻远,可以避祸也。”> >   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 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有“宗 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本文依《三国志·刘焉传》)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保护,如果他一开始就像史料记载的 “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而且就算向皇帝申请去交州也是要有相 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就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像另外的两个皇族后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笔者认 为:刘焉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任职后才逐渐产生的。> >   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于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 特别召见了刘焉:“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藉,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 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从这一段记载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 >   刘焉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离开 洛阳前往益州。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刘焉去益州并不像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主要人 员的有四个:董扶、赵韪、吴壹、吕常。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时,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小疑问: 刘焉滞留荆州东界的时间有多长呢?他是什么时间到达益州的呢?《资治通鉴》把刘焉提出设立州牧的时间确定在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三月,而刘焉到达 益州的时间则为同年六月左右。按照这个时间,刘焉在荆州东界的时间应该至少有一个月。这一段时间刘焉一方面可以思考以后在益州的施政方略,另一方面也可静 观益州的形势发展情况。果然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益州之乱> >   当时益州的形势大致是这样: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等人自称黄巾,在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今四川绵竹东)起义,并迅速占领该县,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俭也杀了。> >   起义军> >    “又击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今四川彭山东),旬月之闲,破坏三郡。”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今重庆)的“板蛮”(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参加起 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很快,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豪强地主武装纠 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 >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要提出:《三国志·刘焉传》中 说马相义军的规模是“众以万数”,而《后汉书·刘焉传》中的记载则是“至十余万人”。到底谁的记载是对的呢?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 案:“众以万数”。《后汉书·刘焉传》中的这个错误原因是什么呢?高敏先生经过细致的考证,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高敏在其《秦汉史论集》一书中提到: 《三国志·蜀志·刘焉传》载马相起义事时,未言攻克巴郡,可见攻克巴郡的不是马相领导的义军;《华阳国志·刘二牧志》在叙述了马相起义事的末尾说:“又别 破巴郡”,而不是说“又破巴郡”,

历史人物 刘武周简介

壁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三月至次年四月,在唐统一战争中,秦王李世民于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及其以北地区消灭刘武周割据势力的重要作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二月,马邑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起兵反隋,依靠突厥援助,攻取雁门(郡治雁门,今山西代县)、楼烦(郡治静乐,今属山西)、定襄(郡治大利,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等郡,被突厥立为定杨可汗,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原活动于易州(治今河北易县)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宋金刚,被河北义军领袖窦建德击败后,率余众4000归附刘武周。李渊建唐后,宋金刚建议刘武周“入图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南向以争天下”(《旧唐书·刘武周传》卷55),刘武周遂于武德二年三月在突厥支持下举兵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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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州总管李元吉素以畋猎游乐为事,不理军务。四月,刘武周引突厥军至黄蛇岭(在今山西榆次北),李元吉强令车骑将军张达仅率100名步兵试战,结果全军覆没,张达愤而投降刘武周,并引其军攻占榆次(今属山西)。四月十八日,刘武周进围太原,唐高祖李渊即命太常卿李仲文率兵驰援,刘武周撤围而去。五月,刘武周军攻下石州(治离石,今属山西),十九日攻陷平遥。六月,刘武周部将黄子英在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霍县之北汾河河谷)计败唐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等,太原告急。二十六日,李渊以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伐刘武周。九月,裴寂军进至介休,屯兵度索原(今山西介休东南介山下),刘武周的西南道大行台宋金刚截断唐军水源,并趁唐军移营就水时,纵兵出击,大败唐军。李元吉见援兵屡败,于十六日弃太原城逃归长安。刘武周占领太原,继派宋金刚攻陷晋州(治今山西临汾)、龙门(今河津东南)。十月,宋金刚占浍州(治翼城,今属山西)。夏县(今夏县西北禹王城)人吕崇茂与占据蒲州(治河东,今永济西南蒲州镇)的隋旧将王行本也起兵响应刘武周。整个河东地区几乎全部失陷,关中震骇。李渊被迫下敕,“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旧唐书.太宗纪上》)。秦王李世民上表劝阻,力谏“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同上)。李渊准其奏,令其统关中兵进攻刘武周。

十一月,李世民率军自龙门关(今山西河津西北)乘坚冰过黄河,屯兵柏壁,与刘武周主力宋金刚军对峙,并同固守绛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绛)的唐军形成犄角之势,进逼宋金刚军。诸将皆请求出击,李世民认为:刘武周占据太原,宋金刚孤军深入,军无蓄积,利在速战;唐军宜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冲其心腹,待其粮尽计穷撤退时,再行出击,此时不宜速战。遂命总管刘弘基率兵2000,由隰州(治隰川,今山西隰县)奔浩州(治隰城,今山西汾阳),截断宋金刚粮道,派小部队寻机袭扰其后方,消耗其兵力,主力则厉兵秣马,坚壁不战。此时,李渊派永安王李孝基等率兵攻夏县。十二月,吕崇茂向宋金刚求援,金刚遣将尉迟敬德、寻相至夏县相助,大败唐军。李世民在敬德等还浍州(治翼城,今属山西)时,即派兵部尚书殷开山等主动拦击,大败之;又于敬德等往援王行本时,亲率步骑3000夜奔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安邑)截击,大破之,敬德、寻相只身逃脱。唐军诸将再次请求进攻宋金刚,李世民指出:“金刚悬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武周据太原,专倚金刚以为捍。士卒虽众,内实空虚,意在速战。我坚营蓄锐以挫其锋,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旧唐书·太宗纪上》)。依然采取养精蓄锐,待敌疲粮尽,再伺机进攻之策。

三年正月,唐将军秦武通击降王行本。二、三月,唐将王行敏、李仲文分别在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浩州击退刘武周军的进攻。唐将张德政袭斩护运粮饷的刘武周部将黄子英,占领张难堡(今山西平遥西南),切断了汾水东侧的宋金刚军粮道。四月十四日,与唐军相持约5个月的宋金刚军终因粮秣断绝,被迫以寻相部为后卫,向北撤退。李世民即率军跟踪追击,至吕州(治霍邑,今山西霍县)追及寻相,大败其军,乘胜继续追击,一昼夜行200余里,交战数十次,到高壁岭(今山西灵石东南),唐军士卒疲惫,总管刘弘基执辔而谏,劝世民待后续部队和粮草到来之后再行决战。世民指出:“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资治通鉴》卷188)。于是率军继续追击,至雀鼠谷追及宋金刚主力,一日八战皆胜,斩俘数万人。此间,李世民二日不食,三日未解甲,督率将士奋进。追至介休(今属山西),宋金刚率余部2万精兵,出西门背城布阵,南北长7里。李世民令总管程知节、秦叔宝等攻其北端,翟长孙、秦武通等攻其南端。又派总管李世绩出战,不利稍退,宋金刚乘机反扑。李世民即率精骑出其阵后进击,大败宋金刚军,斩首3000级。尉迟敬德、寻相等以介休、永安(今山西霍县)二城降唐。刘武周放弃并州与宋金刚逃往突厥,后为突厥所杀。

点评: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后发制人、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李世民采取先疲后打方针,以主力坚壁蓄锐,待机破敌,遣偏师袭扰敌后,断其粮道,逐渐削弱敌之力量,积极创造战机,适时转入进攻,在进攻中力排众议,穷追猛打,连续作战,终获全胜,且收服大将尉迟敬德。唐军夺回河东,对巩固关中,尔后争夺中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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