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因何事被欧阳修作诗批生活作风不良

Posted 2023-03-06 寇准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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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因何事被欧阳修作诗批生活作风不良

从出土的唐墓壁画来看，长管形的蜡烛至迟在唐朝就出现了。陕西乾陵博物馆的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就绘有手执蜡烛的侍女。但是，蜡烛此时还是贵族高官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平民可消费不起。因此，燃烛也是唐朝人炫富的一种方式，如贵戚“杨国忠每家宴，使每婢执一烛，四行立，呼为烛围”。到了宋代，蜡烛才成为普通的商品，开始进入一般士庶家庭。我们查宋代笔记，便会发现关于蜡烛的使用记录突然多了起来，《夷坚志》多次提到“烛”，如“洛中怪兽”条载：“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兽，仿佛如犬，或如驴，夜出昼隐。

民间讹言能抓人肌肤成疮痏。一民夜坐檐下，正见兽入其家，挥杖痛击之，声绝而仆。取烛视之，乃幼女卧于地已死。”这个故事很诡异，不过我们不去管它，只注意故事透露出来的信息：洛阳平民家中备有蜡烛。

《梦粱录》则记载，南宋杭州的年轻人谈婚论嫁，女家收了聘礼后，要在“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到迎亲之日，男方派人各执“花瓶、花烛、香球、沙罗洗漱、妆合、照台、裙箱、衣匣、百结、青凉伞、交椅”等礼品，“前往女家，迎取新人”。

蜡烛显然是宋人办婚嫁喜事必不可少的用品。宋人婚后生子，为孩子举行“抓周”仪式时，摆出来让孩子抓的物品，包括“烧香炳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翦、升斗等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其中也有“烧香炳烛”。

宋朝都城设有一个服务机构，叫做“四司六局”，相当于现在的婚庆服务公司。人家若有喜庆欲办筵席，可雇佣“四司六局”承办全部流程。

这“四司六局”中，专设了一个“油烛局”，职责即是“掌灯火照耀、上烛、修烛、点照、压灯、办席、立台、手把、豆台、竹笼、灯台、装火、簇炭”。可知宋代一般平民的生活中常常都需要用到蜡烛。在《梦粱录》记录的杭州“团行”(工商行业组织)中，有“修香浇烛作”，说明制作蜡烛在南宋城市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在“铺席”(商店)中，则有“童家桕烛铺”、“马家香烛裹头铺”两家“有名相传”的大品牌。《梦粱录》又载，杭州“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可知南宋杭州出现了蜡烛专卖店，蜡烛是市场上常见的普通日用品，不再是贵族豪富专享的奢侈品。

宋朝图像也佐证了我们的观察。黑龙江博物馆收藏的南宋初画院摹本《蚕织图卷》，画的是江南蚕织户从“腊月浴蚕”到“织帛下机”的全过程。我们发现，蚕织户的家具当中，就有一架烛台。

那么宋代的蜡烛价钱几何呢？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宋代物价研究》收录了一则蜡烛价格信息：据《宋会要辑稿》，宋神宗年间，朝廷给予官员的奠仪包括“秉烛每条四百文。

常料烛每条一百五十文”，可知宋代每根蜡烛的价格为150至400文不等，相当于一名城市下层平民两三天的收入。不过宫廷的蜡烛制作豪华，用料精细，无疑偏贵。坊间民用蜡烛的价钱应当不会这么高。

程民生教授的高足张彦晓提供了另一条宋代蜡烛价格信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哲宗年间，定州采购的防城器具计有“松明一十四万一千六十二斤半，桦烛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五十二条，估定合用物料价钱二万二千九百九十七贯二十七文”。

如果我们忽略掉松明与桦烛的价差，则可以计算出，每根蜡烛约18文钱，顶多是20文钱左右，相当于一名城市平民日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价格，显然是一般市民都消费得起的。不过，点蜡烛的成本还是高于点油灯，一名南宋读书人“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于青布褙袖中归，燃灯读书”，彻夜点灯，也才耗油4~5文钱。而通宵点烛，少说要三至五根蜡烛，即需要支出50~90文钱，是油灯成本的10~20倍因此，北宋名臣寇准好奢华，家中不点灯，专点烛，便被欧阳修视为是“可以为戒”的不良生活作风：“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亦是寇莱公(寇准)烛法。

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

杜祁公(杜衍)为人清俭，在官未尝燃官烛，油灯一炷，荧然欲灭，与客相对清谈而已。二公皆为名臣，而奢俭不同如此，然祁公寿考终吉，莱公晚有南迁之祸，遂殁不返，虽其不幸，亦可以为戒也。”

寇准燃烛的豪迈劲儿，唐朝的杨国忠也许会自叹不如，晋代巨富石崇若穿越过来，见了也会惊呆。但实际上，寇准的个人财富肯定比不上石崇，只不过蜡烛在石崇的时代还是昂贵的奢侈品，在杨国忠的时代也可以用来炫富。

而在寇准的时代已不怎么贵重，所以士大夫家庭才能够“燃烛达旦”。今天，灯烛是我们习焉不察的寻常之物，但它们背后，也蕴藏着宋朝物质文明演进的生动信息哩。

井冈山时毛泽东因何事后悔称“得罪了两个人”

毛泽东在井冈山资料图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欧阳毅，原题：井冈岁月今忆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开赴湘南后，留守井冈山的红军只有一个营。不久，敌人以数倍于我的兵力来进攻。部队采用毛泽东“以少胜多”的战术，在黄洋界上英勇抗敌，激战一整天，打得敌人狼狈逃窜。赣敌被击伤营长一名，士兵数十名;湘敌伤亡更重，死伤数百。黄洋界保卫战挫杀了湘赣两敌“会剿”的威风，振奋了井冈山军民的士气，挽救了“八月失败”。毛泽东得知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消息，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歌颂了人民战争的胜利。最有趣的是，部队中的几个秀才仿照京剧“空城计”的唱腔编了一段“空山计”，把毛泽东比喻成孔明。“空山计”很快在部队传唱开来，有几句唱词我至今还记得：“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众三军!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这几句唱词，在部队流传甚广。我也喜欢哼唱。杜修经对“八月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看到他时，狠狠批评了他。可他认识并不深刻。毛泽东给中央、湖南省委的信中建议给他处分，并请以后不要再派像杜修经这样不懂事的“学生娃子”来。不久，杜修经搞地方工作去了。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部队有了很大发展，一些规章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了，如：“进一步宣布革命军队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小组建在班排”，“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在军事斗争上，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这些举措和经验，都闪烁着毛泽东、朱德的智慧。毛泽东在讲解“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的军事斗争原则时，形象比喻说：“这就像渔翁打鱼一样，撒网就是将部队分散下去，收网就是将部队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干什么?抓鱼!” 生动幽默的比喻，辅以手势，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对于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毛泽东提出采取波浪式前进，不搞同时开花，以免群众受到损失。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既是我们尊敬的师长，又是普通一兵。他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模范。有次开会时，毛泽东和他的弟弟毛泽覃有了意见分歧，毛泽覃生气地走出去了。毛泽东有些火了，追上去吼一声：“站住!” 毛泽覃边走边嘟囔：“共产党不是家长制!” 听了这话，毛泽东停住了脚步，有些后悔。事后，毛泽东为此多次做自我批评，说：“我得罪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弟弟毛泽覃。” 这件事，对大家教育很大。毛泽东有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深深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认为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发动农民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毛泽东创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些思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后来革命的发展很重要，可以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就是从这里升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