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房地产商和房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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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房地产商和房奴的生活

2、无补贴的“房奴”日子 古代公务员的退休生活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房地产商和房奴的生活

古代重农抑商,房地产不算“朝廷支柱产业”,在民国之前,一直都没有商业化的房地产公司。但类似现在房地产商的商人在唐代是有的,宋人编的《太平广记》里就记载了唐德宗时期一个叫窦乂的房地产大亨。这窦乂是个商业神童,以他的社会关系,走仕途并非难事,但他的偶像是子贡——一个靠经商而“富可敌国”、能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富豪。窦乂13岁那年,他舅舅从安州回乡,带了一车安州特产丝鞋作礼物,大家一哄而上,挑拣自己合意的鞋子。窦乂站在一旁淡定地看着,等大家都挑好了,他对舅舅说,剩下都给我吧。窦乂把鞋子拉到集市上卖掉,得了五百钱,小小年纪就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窦乂用这些钱买了两把铲子挖土种榆树,五年成林卖掉,大赚一笔,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他又用这笔钱投资手工业,制造一种新型燃料“法烛”,赚了个盆满钵溢,拥有了80万钱身家,开始投资房地产。

窦乂在长安城南低价买下一块污水横流的闲置土地,雇人填平,盖了20多间店铺,再招商引资,很快形成一个名叫“窦家店”的市场,连波斯人都来租他的铺子做生意,火得一铺难求。有人为了弄到铺面,不惜托关系、走后门,甚至找到皇宫里弄条子,窦乂每天有几千钱的租金进账。窦乂谙熟“政商之道”,知道商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更需要政治来撑腰。他听说太尉李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打探到李太尉喜欢打马球,便投其所好,不惜血本买地皮建造,总共花了100万钱,将一个漂亮的马球场送给李晟作健身之用。于是,窦乂在李晟的保驾护航下,在商业上开疆拓土,不到40岁就成了长安首富,人称“窦半城”。

只是像窦乂这样的房地产商并不多,因为搞房地产开发需要大资金,古代虽有钱庄,但并不像现在得银行能贷款,没有一定的现金流,很难搞大规模开发。再说了,“住宅用地”也不是那么容易获批的。如唐玄宗时期的政策是,普通人家,每三口人给一亩宅基;贱民家庭,每五口人给一亩宅基。哪怕是购买“住宅用地”,也不能超过规定的指标,超过一亩就要打十大板。除非像《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一些皇亲国戚、朝廷重臣染指房地产开发,这些人通天达地,搞得到钱,又搞得到地。一般人自己建些房子自住或出租,所以古代房地产市场以“二手房交易”为主,供给有限而造价又高,必致房价不菲。

有买有卖。说了这卖房的,再来说说买房的,那心酸跟现在的房奴有得一拼。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官史,记载的平头百姓的事少得可怜,皇家、官僚的事比比皆是,要搜罗古代买房的一点事,还是官员买房那点儿事。不过,按惯例,官员为皇帝打工,是“包食宿”的。“食”就是免费公款吃喝,“宿”就是提供住房,古代叫官舍或廨舍,或免费居住,或廉价租住。这些官舍大多可以“拎包入住”,家具杂物都由朝廷配好。就拿《海瑞集》里记载的明代淳安县署官舍为例吧,知县官舍的家具杂用有63种,200余件,县丞、主簿等有60种,典史仅19种,配备不可谓不齐全。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公家的东西不得带走。《萍洲可谈》里讲到,王安石从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家,没过几天,“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乖乖把藤床送回去。

因此,官舍再好,也是公家的,铁打的房子流水的官,一旦退下来,就得搬出去。如此,哪个官员不希望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只是买房哪儿是那么容易的事。还是拿唐代来说吧,大诗人白居易可谓一路官运亨通,28岁考中举人,29岁考中进士,32岁做“校书郎”,级别是正九品,每月工资16000钱,收入不算低,却仍买不起房。京城寸土寸金,房价贵得吓人。大约京城官舍又紧张,白居易级别低,连官舍都没有资格租住,只好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四间茅屋。他在《卜居》中感叹:“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说自己做了20年“京漂一族”,连蜗牛都不如。

白居易后来攒了一些钱,在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远郊,买下一处宅子,总算是有了自己的房子。同样是大作家,北宋的苏轼更惨,在京师开封为官多年,级别也不低,愣是买不起房子,儿子要结婚,只好借一位好友的房子办喜事。苏轼的弟弟苏辙,做官多年也买不起房,为此他在诗中自嘲:“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说起房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比现在的房奴还不如。为了一圆房子梦,苏辙倾其毕生积蓄,买地盖房,老朽一枚才成为有房一族,真是太不容易。古今的房奴都是一样的。

无补贴的“房奴”日子 古代公务员的退休生活

古代“公务员”职业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动不动就会打破饭碗。他们做官时尚且如此仓皇,退休后就显得更加凄凉了

唐代宪宗时,颜真卿的外孙韦丹在江西任观察使,常与隐居在庐山的高僧灵澈上人吟咏唱和。有一天,韦丹派人给灵澈送去一篇新赋的《思归》:“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意即我已准备辞职,同你一起畅游在五老峰前。灵澈一笑:他怎舍得辞官?当下也写了一首诗请来人带回,诗云:“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果然,韦丹这个官一直做到五十八岁卒于任上,始终没有写过辞职报告,而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两句则成为传诵不辍的名言。宋代孝宗时,有个尚书郎鹿何,年方四十余就自请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挂了一块匾,写“见一” 两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林下何曾见一人”而反用的意思。

从韦丹作秀到鹿何自夸,时隔约三百六七十年,其间以这样那样形式主动辞官的肯定不止鹿何“一人”,但是这两则轶事足可说明官场上自动抽身出局的历来少见。论其原因,有一条十分重要,那就是:古代“公务员”的许多特权和待遇都与“在职”密切关联,一旦“辞事”便“荣禄兼谢”。

无退休费、无工龄、无余荫: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

秦汉时代,凡任公职、吃财政者,通称为官,除了替朝廷出勤打工外,别无脱离职务的身份和权益。当时的讲法叫“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近似今人帮老板打工的意思。一旦因奔丧生病、任满更替、罢免辞官等各种缘故退休,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即告解除。大体而言,可用“三无”概括:

一曰无退休费,就是无论原先俸禄多少石的官吏,只要离开职位,除非皇帝特诏照顾之外,一律停发俸禄。汉朝俸禄本来就薄,俸额低或负担重的人积蓄不易,所以不少官吏一旦休官停俸,就要另觅生计。

比如从小“好经书,通《诗》《礼》”的宋均,从十五岁入仕,官至河内太守,其间两次休官,一次是在做辰阳县长时“以祖母丧去官”,一次是在任东海相时“坐法免官”,从离职到再仕期间,都是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

还有世代为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辞职,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会,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二曰无工龄,就是除了曾任二千石以上高官者在休官以后重新出仕时,可授予“比六百石”职位以示优惠外,其他二千石以下的休官者,要想再当“公务员”,都得回到起跑线上,和普通老百姓一起竞争。总之,既没有可以保留的干部身份,也没有可以累计的连续工龄。

三曰无余荫,就是人走茶凉,在职时候的特权和影响一笔勾销。“飞将军”李广卸任云中太守后,隐居蓝田南山。某日,他带一个随从外出饮酒,返回时已是夜晚,被正在巡夜的霸陵县尉大声呵叱,道是违犯宵禁,要依法处罚。随从讨情说:“这是前任李将军呀。”县尉毫不通融,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许夜行,何况是前任将军!”结果“飞将军”被关进警署(亭),拘留一夜。又如,陈蕃卸任皇宫警备司令(光禄勋,位居九卿)后率宾客门生还乡,经过临颍巨陵,当地警长(巨陵亭长)要对他们作例行盘查。前任司令的随从大概一向狗仗人势神气惯了,动手打了警员(亭卒),结果这些人全遭拘押,饱尝皮肉之苦。巨陵警长还要收审陈蕃,陈蕃抗议说:“我没有管教好手下人,因此受到牵连。但我是前任大臣,即使有罪要办,州郡尚且先要向朝廷请示,你怎么可以随意收审我呢?”双方相持了好几个时辰,恰好临颍县政府的警署巡视员(行亭掾)巡察到此,这才使陈蕃摆脱困境。

顺便提一下,这一份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的古代“公务员”职业,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二千石“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中低层官吏,则有“司隶、部刺史”等纪检官员随时“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就是动不动便打碎了饭碗。

单从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的退休待遇比秦汉好不了多少,当真照章办事的话,还比不上现代的失业者尚有低保可吃的境遇。扬州监察干事(从事史)何子平的母亲住在会稽,户籍年龄满八十岁了。按规定,儿子应该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以终天年。州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顾恺之说:“你母亲的实际年龄不到八十岁,亲友故旧都了解。在州里当差,好歹还有微薄的俸禄,一辞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替你办个留任申请吧。”何子平不肯,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带头损害户籍制度的公信力。顾恺之又建议他回会稽后,在县政府求个公职,既可取禄,又方便就近奉养母亲。何子平还是摇头,说不能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何子平“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即完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老母和自己。山阴县令褚,“在任岁余,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

公车不能带走,看病自己买单

唐朝规定,异地做官,连最后一次坐公车返回故乡也不行。唐德宗时,太子宾客孔述睿因老病退休,皇帝为表示关怀,特命公车送回,那就是大家羡慕的荣誉了。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 年)四月,有个四品京官退休,要回故乡浙东养老,向皇帝申请说:家贫路远,请求皇上特批一纸能从长安到婺州一路乘坐公车的驿券。从此,凡“家贫路远”的京官退休,特许参照此例给予照顾。

宋代也实行退休就不得再用公车的制度,所以杨万里在临安当官时,早早就攒齐了能使全家人从临安返回故乡吉州的盘缠,锁进箱子,藏在卧室内。他还经常告诫家人,不许在外面购一物,惟恐一旦退休回家时行李超重成为累赘。

宰相富弼退休后定居洛阳,常穿着家居衣服,骑驴去郊外游玩。有一回他路遇水南巡检前呼后拥地出行,巡检是从八品小官,富弼虽已离职,但从二品官员的身份还在,自然不必特意从驴子上下来站在一边给巡检让道。为巡检开道的前卒大怒,厉声呵斥,急得他举鞭趋驴快走。假设富老坐在宰相级别的名牌车上,对方就不会当他是乡下土老冒了。

古代官员在职患病可享受公费医疗,一旦离职,诊疗服药都要花自己的钱。孟郊贾岛都以诗风清峭瘦硬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又都是在副县职任上退休后因贫病交困缺医少药而死。当时有些寺庙向社会募捐钱物后举办慈善医疗,免费或廉价给病人施医舍药,韦应物因病从栎阳(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县令任上辞职后,就住进长安西郊的善福寺治病疗养。对于这种“有身份的人”,寺庙方自然还要格外看待。还有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因患病辞去新都县尉一职,住在太白山草屋中养病。卢副县长没有家底,全靠朝中显宦不时送来药品衣物,才度过难关。

王安石因为退居江宁半山后,常骑驴出游,周边居民都认识他,尊称“相公”。某日,老相公出行,远远望见地方官的车队迎面而来,忙避入路边民家。这户人家的老婆婆正患疟疾,恰巧王安石带有治疟疾的药,便让随从取出来。老婆婆坚持要回报一缕麻线,说是“相公可带回去给相婆派用场”,王安石笑而受之。看来老婆婆亦知退休后的相公买药要自掏腰包了。

退休后的“房奴”生涯

自隋唐开始,官、职分离,所谓休官,其实只是休职,就是由于奔丧、病伤、候选、罢免、离任、致仕等各种缘故,脱离了能行使一定权力的职位(或差使)而已,但代表个人资格权利的官员身份依然存在。换句话说,秦汉魏晋的“公务员”休官以后就是平民(原有贵族身份者例外),从隋唐开始,“公务员”休官(其实是休职)以后依旧是官,在许多方面享有老百姓企望不及的特权:比如涉及诉讼时可以不在公庭抛头露面,犯罪了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厅堂可以有几间几架,车舆骑乘可以怎样装饰,衣冠可以穿什么样式和颜色,乃至死后可以按什么规格办丧事、起坟墓,都可以根据官资高低采取与级别相应的排场。虽然说费用都需自掏腰包,但对比布衣即使有钱也不得僭越的种种禁限,“官有常尊”的身份意义就弥足珍贵了。此外,从唐代后期起,退休的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养老,更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但尽管如此,唐宋时休官的实际含义,也不止是失去了在某个职位上行使权力以及支领全额官俸的特权,比如——

古代官员授职有回避原则,就是不许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如果经常在职的话,就得到处宦游,一方面少有时间精力在原籍营建房产之类,另一方面无论到哪儿工作,总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马上就得搬出来让给继任者。而且往后定居何处还有限制,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盘点休官所带来的实际损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继续居住设备齐全的官邸了。

唐玄宗登基后,前朝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待皇帝批准下来,回家后即命家人整理行装,马上搬出官邸,移居乡村住宅。太太惊问何故,他说他已经退休了。太太大怒:“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宋仁宗时做过宰相的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连李日知迁居乡间住宅的退路也没有,只好长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

宰相尚且不能占住官邸,其他休官者当然更得靠自己设法解决居住问题。苏辙退居许州后,眼看李方叔起盖新居,羡慕不已,“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 ”。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死皮赖脸也要“赖”在官位上

《幽闲鼓吹》记:唐德宗时的宰相崔造有退休打算,但犹豫不决,家人和亲戚都勉励他继续干下去,只有贤惠的大女儿劝父亲急流勇退,休官享福。崔造遂下定决心,办了退休手续。没想到从此门庭冷落,再无趋炎附势者上门,当然更不见财物敬献了。一二年下来,崔造“居闲躁闷”,常对子弟感叹:“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这句话怎么理解,颇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大概就是再也收不到各地区军政长官(诸道)的“意思意思”的那个意思吧?老宰相耐不住寂寞,于是又复出任职了。

既然退休就是失业,所以那些除了做官外别无谋生手段的人,只有死皮赖脸占住“茅坑”一途。举个实例:同光时,广东南海有个九品官俞凤书,家口多,负担重,年过八十还在巡检职位上卖老命(彼时官员的档案年龄多远远低于实际年龄)。让老干部累死在岗位上肯定不妥,逼他退休吧,断了一家人的活路。同情俞老的南海知县杜凤治遂去上司前替这位下属求情,安排他署理全省有名的肥缺——掌管征收“渔税”的广州河泊所大使,可以攒一笔外快回乡养老。没想到各方对肥缺的竞争太激烈,距离署理期满尚早,便有将被替代的消息传来。急得俞代所长连忙去求杜知县,“老泪横流,长跪不起”。杜县长温言宽慰,又替他去知府、藩司、巡抚面前恳求,番禺知县胡鉴也为俞讲话。最后,上司捱不过两个首县(南海、番禺同为广东首县)都来求情的面子,终算允诺让老俞做满这个署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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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产中介的历史中国古代和近代市场中为房地产买卖或租赁双方介绍交易﹑评定房地产商品质量﹑价格的居间行商称之为宅行。宅行是中国房地产中介机构的前身,现称房地产中介,房产超市,不动产门市等。史书记载: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