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王宠惠: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的杰出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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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历史和哲学负有多种永恒的责任,同时也是简单的责任。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揭秘王宠惠: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的杰出外交家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揭秘王宠惠: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的杰出外交家

2、民国外交家王宠惠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宠惠简介

揭秘王宠惠: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的杰出外交家

引言

1958年,77岁的王宠惠在宝岛台湾辞世。50年过去了,仍有很多中国人对他念念不忘,因为他为中国近现代法学界、外交界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中国近代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国民政府第一法学家、中国第一位海牙国际法庭法官。1943年在中英美三国举行的开罗会议上,王宠惠的据理力争使得“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写进《开罗宣言》。他被誉为“中国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

凭借着深厚的法学功底和睿智的外交思维,满腔爱国热情的王宠惠常常能在外交舞台上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1943年,王宠惠代表国民政府出席中、美、英三国召开的开罗会议时,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

王宠惠的故乡——王屋,地处东莞市虎门镇中心,在商业氛围浓厚的闹市里,王屋的门面依旧保持着古色古香的味道。

欲寻觅王宠惠的踪迹,必先经过王屋冠忠大道。这条颇有霸气的大道虽然不宽,却暗含着另一层含义,这里曾经走出过很有分量的人物。

王宠惠——中国近代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国民政府第一法学家、中国第一位海牙法庭法官……对这个不在王屋出生,不在王屋常住,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留在王屋的王屋人,王屋居民说起其头衔时却如数家珍,不时流露出骄傲的表情,让记者颇为惊讶。

在王屋居民小组办公室里,记者找到了谜底。为了让后人不忘却祖辈的光辉史迹,虎门镇博涌社区和王屋居民小组集资出版了《王宠惠与中华民国》,发放到每家每户。这本书记录了王宠惠生平以及在政界、学界、外交界的傲人成绩,是不少居民珍藏的宝贝。翻开这本厚厚的人物传记,王宠惠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为历史所做出的贡献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中国获大学文凭第一人

1881年,祖籍东莞虎门镇王屋乡的王宠惠在香港出生。幼年虽入读圣保罗学校学习英文,但父亲王煜初要求其学习《论语》、《孟子》等经典论著,从小学贯中西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95年,清政府在天津设立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在全国招考学员,王宠惠在港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法科学生。

时光荏苒,1900年的正月二十六日,这是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王宠惠毕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以北洋大学第一名最优等生的身份,领到了考凭(即文凭),那年他19岁。他手上捧着的不是一张普通的大学文凭,是我国有据可查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张弥足珍贵的文凭书有“钦字第壹号”。文凭正文开头书有“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为……”文凭内有对北洋大学的简介、对学生的介绍和鉴定、学生所学课程等内容,另外还写有文凭获得者王宠惠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姓名。

作为我国第一所新型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王宠惠获颁的是“钦字第壹号”文凭,因此他所持的文凭被认定为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2005年9月,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古瑶曾率队赴台湾寻找文凭原件。他说“王宠惠是天津大学的骄傲,直到今天,在校园里提起王宠惠,仍旧无人不知。找到这张文凭是天津大学一直以来的心愿。”遗憾的是,王宠惠之子王大闳称完全不记得见过这张文凭,特别从上海举家迁往台湾时,大批物品留在上海老屋。王宠惠的孙子和孙女曾整理过爷爷的遗物,他们还保留着爷爷撰写的书籍《困学斋文存》,这本书中就有王宠惠获得的中国近代第一张大学文凭的照片。

知遇孙中山投身政坛

说起王宠惠的一生,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就是孙中山。无论是王宠惠留学海外还是涉足政坛,孙中山都扮演着提携人的角色。孙中山与王宠惠的父亲王煜初私交甚笃,王宠惠孩童时,孙中山在他家旁边的雅丽氏医院附属的西医书院习医,常常与王煜初研讨革命理想。孙中山与王家的感情之深,从以下事件可见一斑:1895年广州重阳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清吏缉捕,孙中山逃到广州王宅。期间王宠惠的哥哥王宠勋举行婚宴,孙中山冒险前往祝贺。酒席还没结束,清廷官吏突然入屋索人,待王家人发觉时,孙中山早已离去。

1901年,再次与孙中山见面,王宠惠已在东京留学攻读政法专业。留学日本期间,王宠惠与秦力山等人创办《国民报》,孙中山鼎力支持,还接济其经费。1904年,王宠惠在耶鲁大学学习时,又与正在美国旧金山宣传中国革命的孙中山相见,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王宠惠协助孙中山起草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阐明中国革命势在必行,呼吁外国人支持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标志着王宠惠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

学而优则仕。1911年,而立之年的王宠惠初涉政坛。王宠惠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职务,是孙中山力挺出任的。1912年元月,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提名王宠惠为外交总长。当时有人提出王宠惠资格不足,建议起用外交经验丰富的伍廷芳。但孙中山力挺王宠惠,称“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勿怯之。”而对于老将伍廷芳,孙中山在会见上海的报社记者时,则强调民国建国之初立法很重要,对伍廷芳另有重用。但孙中山的本意,是希望任用年轻的王宠惠,将外交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这样,对王宠惠也是莫大的支持,为他今后在国际舞台上施展外交才能,成为第一个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中国人做了铺垫。

政坛几起几落的“好人”

王宠惠在政坛的初次亮相可谓惊艳,但好景不长,仅仅当了3个月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1912年3月,王宠惠的第一次政治经历就随着袁世凯的上台匆匆落幕。但王宠惠在法学方面的造诣也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很快又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或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又是3个月,王宠惠的仕途因袁世凯的窃国行为而中断。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沉寂10年,王宠惠东山再起。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以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为核心的一群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是因为“好人”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为此,他们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

1922年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等人组成“好人政府”的愿望成真,而王宠惠的个人政治生涯也达到了巅峰,出任国务总理。可惜“好人政府”在军阀混战的特殊年代,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的支撑,也缺乏人民的支持,无力控制当时的混乱政治局面。仅70天,王宠惠执掌的“内阁”就倒台了,仕途不畅的王宠惠离国,到海牙出任国际法庭候补法官。

1945年王宠惠(左二)与顾维钧(右二)

在政坛上三起三落,远走他乡的王宠惠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的政治生涯。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蒋介石力邀王宠惠回国任南京政府司法院长,王宠惠接受了邀请。1931年,因立法之争王宠惠辞去司法院长之职,再度赴海牙任国际法庭法官。但王宠惠始终心系国家兴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回国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1941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接着又打算调动数十万军队“围剿”中国共产党,但行动之前,不得不考虑各国的态度,于是请王宠惠商议。“同室操戈乃亡国灭种之时”,王宠惠力谏蒋介石三思慎行。此言一出,蒋介石勃然大怒,但这时侍从室送来的一急电,让蒋介石对王宠惠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甚为钦佩。密电中的内容说的是日本出动15万人马,兵分三路向河南进犯。因此,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围剿”计划。此事让蒋介石意识到王宠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留在身边,随后蒋介石免去了王宠惠外交部长职务,改任其为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处理最高决策,那年王宠惠已步入花甲之年。“二战”期间,蒋介石多次出席国际会议,王宠惠都紧随左右。1946年,65岁的王宠惠向蒋介石请辞,蒋介石极力挽留,可见王宠惠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1948年,王宠惠到香港养病,1949年赴台湾,至此,王宠惠才正式在政治舞台上谢幕。

开罗会议力争台湾“归还中国”

如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强大,在国际舞台上有着日趋重要的发言权。而在王宠惠那个年代,说得更多的是“弱国无外交”。但凭借着深厚的法学功底和睿智的外交思维,满腔爱国热情的王宠惠常常能在外交舞台上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

1921年11月,王宠惠和顾维钧等代表中国赴华盛顿出席太平洋会议。大会上,迫于国内民众的压力,经过反复思量的王宠惠决定单独提出废除日本逼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希望借助英美国家力量进行调停,王宠惠强调“二十一条”的存在对与会各国在华利益的威胁,尤其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影响,这一有理有据的陈述让日本代表措手不及。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废除“二十一条”的愿望,但王宠惠不畏强权,坚决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会议签订《九国公约》,列强承认“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王宠惠在大会上力争国权的表现大大提升了他在国内的政治声望,1921年12月2日,《大公报》发表文章对王宠惠大加赞赏,“吾人对于王氏甚表钦佩”。

王宠惠敏捷的思维、犀利的词锋,常常让瞧不起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自取其辱。1933年,王宠惠奉命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会上,日本代表以轻蔑的口吻挑衅王宠惠说:“你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呢,还是代表东北满洲国政府?”王宠惠立即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大声回答:“我代表贵国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顿时各国代表掌声雷动,日本代表自讨了个没趣,悻悻而退。

1943年,王宠惠代表国民政府出席中、美、英三国召开的开罗会议时,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11月26日,三国代表正式会商《开罗宣言》一事,英国代表别有用心地将“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当然归还中国”改成“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此言一出,王宠惠当即表示中国不能赞成,若如此含糊,只说日本应该放弃而不说应归何国,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英国代表表示日本放弃即代表归属中国,但王宠惠坚持不得含糊,否则会议公报将丧失其价值,若不明言归还中国,则盟国联合作战,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就不明显了。美国代表也赞同王宠惠的提法,最终英国照中美意见写明“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

中国首位海牙国际法庭法官

王宠惠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但一生中最值得其骄傲的,应该是他在法学上的贡献。王宠惠凭借其天才般的语言天赋,在法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为国际法学界写下了浓重的一笔。1907年,王宠惠将德文版的《德国民法典》翻译为英文。这是当时欧洲最早的《德国民法典》英译本之一,此译本出版后立即博得世界法学界的赞誉,成为了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到访台湾时,也要亲自拜访王宠惠,因为尼克松上大学时,教材正是王宠惠翻译的《德国民法典》。

不愿与袁世凯同流合污的王宠惠辞去司法总长后,转而受聘中华书局任英文编辑部主任,不久后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虽然不在官场打拼,但这段“清心寡欲”的时间却让王宠惠在法学研究上有了很深的造诣,他深入研究《临时约法》,先后著有《宪法刍议》、《比较宪法》等影响深远的书籍。王宠惠在中国民法和刑法上的贡献也为人所称道,1928年,王宠惠开始主持修订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起草了《刑法草案》。这一草案废除了旧刑法中受传统礼制影响的内容,确立了在刑事惩罚方面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草案最终于1928年通过,即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颁布的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王宠惠因此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法学家。《中华民国民法》编订也有王宠惠的功劳,他学贯中西的背景,使这部法典注重对西方先进的民商法思想的吸收,又兼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习惯,达到了中西合璧的效果。

1923年,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法学家之一,王宠惠又打破了一项全国纪录。受北京政府的委派,王宠惠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成为了海牙国际法庭的第一任中国籍的法官。担任国际法官,王宠惠坚持以公平适当的原则处理国际纠纷,他所表现出来的法学修养和绅士风度,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治家无不为之折服。身在海牙的王宠惠也不忘维护民族尊严,常常有力回击西方世界对黄种人的歧视。1924年王宠惠游历法国时,法国最高法院特别邀请他做演讲,以此表达对他的敬意。这一隆重的礼遇,充分显示了王宠惠在国际法学界的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王宠惠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他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并被委以润色和审定联合国宪章中文版工作的重任。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中,王宠惠还因其在法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入选人文组院士。

王宠惠大事年表

王宠惠(1881-1958),1881年10月10日生于香港荷里活道75号道济会堂,字亮畴,祖籍东莞虎门镇王屋乡。

1887年(光绪十三年):入读圣保罗学校,初识孙中山。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获得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期间和孙中山讨论“五权宪法”,并起草《中国问题之真解决》。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赴欧洲留学,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并将《德国民法》译为英文。

1911年:膺任第一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

1913年:受聘复旦大学副校长,先后出版《宪法刍议》、《比较宪法》等书。

1921年:被选为国际法庭副裁判长。当年冬季赴华盛顿出席九国会议,严斥日本“二十一条”无理。

1927年:出任南京政府司法部长。

1930年:膺选为海牙国际常设法庭的正式法官。

1946年王宠惠代表中国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建设性建议,并承担联合国宪章中文版的润色和审定工作。

1949年:到香港养病,随后赴台湾。

1952年:任台湾东吴大学董事长。

1958年:3月15日凌晨病逝,安葬于东吴大学校园内山坡上。

民国外交家王宠惠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宠惠简介

如何评价王宠惠?民国外交家王宠惠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宠惠(1881年10月10日-1958年3月15日),字亮畴,广东东莞人,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曾任中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被聘为国立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宠惠的外交成就,基础于法学根基。它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学贯中西的法学泰斗,在宪法、刑法、民法、国际法等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曾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是中国第一个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正法官的法学家,著作有《宪法平议》、《宪法范言》、《比较宪法》等,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人。

王宠惠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曾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民国时期,在政、学两界,他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王宠惠是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作为学者,他学贯中西,在宪法、刑法、民法、国际法等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是中国第一个在海牙国际法庭供职的中国法学家,并曾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在国际法学界享有盛誉,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作为政治家,他曾一度担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此后又长期身居国民政府的外交总长、司法总长等要职。王宠惠一生品德清正、学识悠长、仕途通达,如果按照中国传统,以“立德、立功、立言”来衡量一个人终生成就的大小,那么,王宠惠是近代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的不多的达人之一。

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关税特别会议,使列强首肯中国具有关税自主权;主持法权会议,向世界表达了强烈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正义呼声,使与会各国代表在法权调查报告书中指出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客观存在,为中国条件成熟时最终废除这一外人在华特权提供了法理依据;作为条约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其丰富的国家法知识和实践经验,指导了中比、中法、中日、中西、中英等修约谈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王宠惠再度出任外长,为孤立日本、争取各国同情而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奔走呼号,最终,“在他卸任外交部长时,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全面的援助体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王宠惠抓住有利时机,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平心而论,在中国国力羸弱的民国时期,这些外交成果的取得十分不易。

但是,王宠惠的外交生涯,也留有遗憾,有些外交举措也值得商榷或不妥。但我们不能苛求前人。评判历史人物,我们当‘法官’是容易的,而当‘律师’为其辩解却是不容易的。”

由于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个人的价值取向,王宠惠选择跟随国民党。日本战败后不久,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王宠惠为蒋介石的反动行为,在法统上予以了论证。最终,不顾民生的国民党政权被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军队赶出了大陆,退居台湾一隅。1949年,失意的王宠惠以养病为名前往香港,1950年转赴台湾,再度出任“司法部长”,1958年3月15日,逝世于台北,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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