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借荆州的背后真相

Posted 2023-01-07 荆州

篇首语：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刘备借荆州的背后真相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刘备借荆州的背后真相

2、揭秘关羽痛失荆州的背后真相

刘备借荆州的背后真相

正史记载中，是否真的像世人流传的歇后语一样：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而事实上，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我们就来看看刘备借荆州背后的真相。

东汉时期的荆州包括今天湖北、湖南全境和河南、广东、广西、贵州的部分，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当时的荆州分为七个郡，以长江为界，南阳郡在江北，南郡、江夏郡大部在江北，两郡的其余部分和长沙郡、零陵郡、武陵郡、桂阳郡四郡在江南。

公元200年，在北方站不住脚跟的刘备投奔了荆州军阀刘表，被安置在南阳郡的新野县，长期寄人篱下。

208年，率大军南下，刘表惊死，次子刘琮投降。刘备只得撤往南郡的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在当阳长坂被曹操的骑兵追及，刘备仓皇南逃，一直退到了江夏郡的夏口（今湖北武昌），和刘表的长子刘琦合兵一处，水陆之军大约两万，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底。

在随后的赤壁大战中，穷途末路的刘备和江东的孙权联合起来，以少胜多，击败曹操。曹操一路败逃，孙刘联军穷追不舍，从江夏直追到南郡。

此时，荆州七郡的形势是：曹操仍据南阳全郡和江夏一小部，刘备占有江夏、南郡的江南部分，孙权攻占了江夏的江北剩余部分，并在南郡的江北部分同曹军展开拉锯战，江南四郡则抱观望态度。在三国尚未出现的时候，三方先在荆州搞了个小三国。

刘备是赤壁大战最大的收益者和战后最大的暴发户。大战过后的刘备实际上已经和曹军脱离接触，利用孙权和曹操在南郡旷日持久大战的大好时机，他率师南下，攻取了江南四郡，终于有了一块立足之地。经过一年的血战，孙权占领了南郡的江北部分，曹操仅领有南郡的襄阳（今湖北襄阳）一地。这时候，在长江中下游千里战线上，曹操孙权全面对峙。

曹操在赤壁之战失利后，在西线的江汉平原和东线的淮南留下了两个战略兵团，其中坐镇淮南的是曹营最杰出的将领张辽。在张辽的指挥下，孙权在淮南屡战不利，东西不能兼顾，缩短战线是孙权唯一的选择。

此时的刘备由于地盘太小，也一筹莫展，他希望能从孙权那里得到南郡的江北部分。此时，孙权的谋士鲁肃提出了一个主意：把孙权占有的南郡让给刘备，让刘备在西线对付曹操。这个建议立刻付诸实施，刘备进入江陵后，把行政中心设在了这里。

这是一个双赢的买卖：孙权一方得以收缩兵力，拱卫江浙的核心区域，同时也给了刘备一个人情；刘备虽然不得不再次面对曹操这个让人头疼的老对手，但却得到了南郡大部，尤其是南郡的军事要塞江陵，东可以抑制孙权的势力逆江而上，北可以最近距离地威胁中原，向西攻击益州（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门户洞开，实在是太合算了。

难怪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吃惊得手中的笔都落在了地上。从此，荆州七郡刘备几乎占其六五，成为当时影响中国的第三股势力。这就是刘备借荆州的真相。

211年，曹操的注意力转向陕甘的韩遂、马超，出兵关中，威胁益州。益州的割据军阀刘璋头脑发昏，竟然请刘备出兵协防。

一代枭雄刘备没有放过这个送上门的大礼，他一口答应，率军入川，随即和刘璋大打出手。经过三年苦战，刘备占领了除汉中以外的全部益州，而荆州则交给防守。曹操的威胁一解除，孙刘的矛盾就来了。此时，孙权向刘备提议，要求刘备把手中的荆州交还给东吴，刘备自然不会答应。

刘备从孙权手中得到的只是南郡的北部（尚不包括襄阳），按理来说必须归还，但是南郡是联系荆州和益州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刘备自然不愿意放弃。

至于江南四郡，则和孙权没有任何关系，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游戏规则下，谁先打下来就是谁的，当然也不能让给孙权。孙刘联盟就此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在要求被拒绝的情况下，孙权出兵袭取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则和关羽合兵来争，双方为此剑拔弩张，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关键时刻，已经在陕甘得手的曹操出兵汉中，出乎意料地扮演了“和事佬”的角色。刘备担心丢掉益州，向孙权求和，孙权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两家重新划分了荆州，以湘水为界，湘东的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属于孙权；湘西的南郡、零陵、武陵属于刘备。

对孙刘双方来说，这个结果还是比较公允的，但孙权的要求没有全部得到满足，在他看来，荆州居东吴的上游，对东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必须控制江陵，把刘备的势力赶出荆州。

219年，刘备和曹操为了争夺汉中展开激战，曹操重兵屯集汉中，刘备的军事压力很大。为了配合刘备的汉中战役，调动曹操主力东来，荆州方面的关羽从江陵出师北伐，在襄阳歼灭曹军三万余人，威震华夏。

在陷入两线作战的状况下，曹操权衡了汉中和襄阳的轻重，决定放弃汉中，扼守秦岭，阻止刘备进兵关中，主力回师东进，迎战关羽。于是刘备得到了汉中，势力发展到极盛。

这时，关羽在战略意图已经实现的状况下，没有及时退回荆州防地，进退犹豫不决，对孙权的野心又警惕不足，终于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年冬天，师老兵疲的关羽在襄阳败于曹操，孙权则乘机派吕蒙攻取觊觎已久的湘西三郡，关羽撤退途中被孙权擒杀，刘备的势力被完全从荆州驱逐出去。

在此事件中，孙权觉得时机成熟了，成熟的孙权对曹操不再畏惧，更不要说对当初一度投靠的刘备了。于是，孙权发动了一场武力讨取荆州，至此，孙刘联盟彻底破裂，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北伐的战略设想也宣告破灭。

揭秘关羽痛失荆州的背后真相

揭秘关羽痛失荆州的背后真相

　　笔者日前拜读了蒋星煜先生在《新民晚报》上所撰的《刘备联孙拒曹有始无终》一文，颇受启发。但又感到关羽失荆州不仅仅是孙刘联盟有始无终的问题，蜀失荆州之事颇为复杂，内中既有关羽本人的问题，又有诸多隐情曲折鲜为人知的史实。今余不揣浅陋，兹据《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籍钩沉索隐，一者公诸同好，二者就正于蒋先生。

　　关羽指挥不当，终致地失人亡

　　关羽首战于禁告捷，使荆州军处于主动地位。在此情况下，关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误认为固守樊城的曹仁已成瓮中之鳖，“有必破之势”，因而不是集中兵力迅速歼灭曹仁主力于樊城，反而分兵南下，渡过汉水，“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并派遣游军进至许都附近的郏下。使本来兵力就不雄厚的荆州军更加分散，结果是樊城也攻不克，襄阳也打不下，导致军卒疲惫，士气低落。

　　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天霖雨十余日，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曹）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关羽在这样有利条件下，都不能攻破襄樊，到了十月旱季，就更没有取胜的希望了。且魏将徐晃率援兵已到达樊城附近。《资治通鉴》载：“晃营距羽围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飞书与（曹）仁，消息数通。”这就更加坚定了守城魏军的信心，也使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有利于曹军而不利于关羽军的变化，因而关羽继续围攻襄樊已失去意义。况且，曹操已将孙权偷袭荆州的计划透露给关羽。如果此时，关羽能迅速返师回救江陵，则荆州可保，羽军可全。可惜，关羽不能判断战场形势的变化，“犹豫不能去”，致使荆州军不仅受挫于徐晃，而且延误了回救南郡的时机。

　　关羽所犯的致命错误，是其得知荆州失陷的消息后，不顾一切，冀图夺回南郡。江陵、公安并非羽军战败而丢失，而是傅士仁、糜芳二将投降所致，吴军兵不血刃而得二城，未损一兵一卒，士气正旺。更为愚蠢的是，关羽在退还江陵的途中，还“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责问其违背同盟。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厚遇其使，”并使其“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使者回营后，羽部下“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遂使“关羽吏士无斗心。”

　　《江表传》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关羽对发生于春秋时期的战例几乎是一无所知。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北会诸侯于黄池，”越王勾践乘虚派兵攻入吴都，“虏吴太子友，……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夫差诛杀信使灭口，所为何来？很显然，为的是怕走漏消息，动摇军心。关羽如果稍有头脑，封锁消息都来不及，何至于派遣使节至吕蒙处。关羽所率的数万大军在返师途中并未被吕蒙攻击，而是边走边溃散，等到走麦城时，“兵皆解散，尚十余骑。”这是何等拙劣的军事指挥，可见朱大渭先生评价关羽是“千古名将独一人”的论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关羽与部属的关系

　　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同东吴关系不断恶化，最终反目成仇，那么他与部属的关系又如何呢？关羽北攻襄樊，留守江陵与公安的是糜芳和傅士仁。然而，关羽同这二员承担守御大本营重任将领的关系极为糟糕，并由此酿成糜芳、傅士仁叛变投敌，拱手献城于吕蒙的惨祸。

　　《关羽传》载：“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可见，由于糜、傅二人的叛变，吕蒙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南郡。

　　其实，关羽北攻襄樊前，并不敢掉以轻心，他对荆州的守御还是作了精心安排。首先，“羽讨樊而多留备兵，恐（吕）蒙图其后故也。”其次，关羽在江陵、公安的沿江地带修筑了许多“屯候”，一旦发现敌情，即可举火，施放狼烟。第三，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为防范吴军的进攻，大筑江陵、公安二城，将其建成内外套城，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只有350里，当时轻骑一昼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即可赶回。所以，尽管吕蒙巧施计谋，“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但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作注曰：“屯候虽被收缚，使糜（芳）傅（士仁）无叛心，羽犹可得闻知也。”可见，只要糜芳、傅士仁坚守城池，不投敌叛变，关羽迅速返师，与江陵、公安的守军前后夹击吴军，关羽与吕蒙孰胜孰负尚难逆料也。

　　那么，糜芳、傅士仁为何在关键时刻倒戈呢？除了吕蒙大军出其不意，兵临城下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与羽有隙”、“素皆嫌羽轻己”。关羽既然瞧不起糜、傅二人，就不该把如此重要的后方基地托付给平素就被他轻视的两位将领。虽然糜、傅二人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糜芳是刘备的妻兄，傅士仁是刘备的同乡），但作为全军主帅就应该有较为宽广的胸怀，要有容人的气度。刘邦灭楚，靠萧何主持关中，刘秀成功，靠寇恂主持河内，曹操统一北方，靠枣祗主持许县屯田。只有关羽的后方基地是建立在火山口上。刘邦在成皋、广武与项羽对峙其间，“数使使劳苦丞相”。为的是笼络萧何，以免他心怀反侧。关羽与曹仁在樊城相峙之时，令“芳、仁供给军资，”芳、仁没有及时将“军资”运往前线，关羽就大发雷霆，宣称“还当治之。”这种做法不啻是使早与关羽“有隙”的糜、傅二人更加“怀惧不安”，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岂能阻止他们临阵倒戈。

　　前引《关羽传》云：“于是（孙）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这段史料中还有一个幽隐未显的问题，即孙权除了“阴诱”糜芳、傅士仁之外，还有没有“阴诱”荆州的其他重要人物？尽管史料中没有具体说明，但与关羽素来不睦的潘浚值得关注。

　　潘浚是荆州武陵人，他先在刘表那里任江夏郡的从事，此后又在刘备手下为治中。“备入蜀，留典州事，”公安是荆州的治所，既然“留典州事，”那潘浚必然留守在公安。傅士仁于公安叛降，如此大事，必有同党参与，一起策划。同党为谁？最大的可能就是潘浚，因为潘浚身为荆州治中从事，职责甚重，没有他点头赞同，傅士仁是不敢轻率“迎权”的。对此《三国志集解·潘浚传》引用王懋竑之语：“按潘浚为昭烈（刘备）治中，又典留州事。责任盖不轻矣，与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潘浚岂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听其迎降，可乎？……故浚当与糜芳、士仁同，（杨）戏之讥贬自不为过？”所谓“杨戏之讥贬”是指杨戏所撰《季汉辅臣赞》之语：“潘浚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穆。孙权袭羽，遂入吴。”从中可知，潘浚“亦与关羽不穆”，表示其在与关羽的关系上和糜芳、傅士仁是一致的。

　　孙权既然知道糜芳、傅士仁与关羽“有隙”而“阴诱”之，那么身处荆州治中之位，“典留州事”的潘浚和关羽“不穆”，孙权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不去“阴诱”呢？且糜芳、傅士仁作为迎降首功，后在吴国虽得录用，但不过为人部属，反不如潘浚，其一“迎降”，孙权即“拜浚辅军中郎将，授以兵，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权称尊号，拜为少府，进封刘阳侯，迁太常”。若非潘浚“迎降”之功大于糜、傅，潘浚官运岂能如此亨通。

　　关羽不仅与部属不睦，与蜀中其他将吏的关系亦十分紧张。例如“刘封者，本罗侯冠氏之子，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关羽既然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那他同刘备的养子刘封就有了叔侄关系。然而就是这位与关羽有叔侄之亲的刘封，在“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自助”的关键时刻，离襄樊前线只有咫尺之遥的副军将军、上庸太守刘封居然装聋作哑，抗拒羽命。“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可见，关羽与刘封、孟达等人关系异常紧张，导致封、达拥兵上庸，任凭关羽“连呼”而不理不睬，作壁上观。总之，关羽在镇守荆州，攻打襄樊时，屡屡失误，且性格“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故陈寿说他“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蜀中不发救兵问题

　　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当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政权居然作壁上观，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面临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起了后人的纷纷揣测。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于《訄书·正葛》中提出了“（蜀）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观点。章氏之观点虽是假设，但却不无道理。比如前辈史学家田余庆先生亦持近似观点。他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说：“《三国志》留下为贤者讳的史笔有不少，其著者如关羽败死问题。《关羽传》羽败死，荆州弃守，读史者总不免有怀疑。思欲究其所以，论其责任。委罪于刘封并不足以释此疑惑。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刘、葛，特别是刘。……章太炎始脱去忸怩之态，直谓蜀假吴人之手杀此易世所不能御之关羽，且断其责不在他人而在刘备。章氏之论确否，姑不置论，他无所顾忌的学术态度，是当今治史者所应具备的。”我以为田先生所论甚是，荆州之失，关羽败亡，刘备当负主要之责是毋庸置疑的，甚至亦不排除刘备假吴人之手剪除关羽的可能性。

　　关羽作为刘备手下的第一号将领，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不要说蜀中一般的将吏不放在眼里，即便对主公刘备亦时有怨懑之辞。《蜀记》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飖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刘备在许昌之时，被曹操软禁，犹在虎口之中，稍有不慎，即可遭致杀身之祸，备投鼠忌器，岂敢轻举妄动。关羽不明事理，居然发怒，责备刘备为何当时不诛锄曹操，岂非无理取闹！

　　建安十九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东汉末年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谁可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由于诸葛亮的协调，关羽对于刘备重用马超的不满才得以缓解。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如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骂之为“兵子”；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这是愤怒之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是指向刘备。

　　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有诸多不满。对此，刘备当然不可能无所察觉，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必将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

　　如前所述，刘备任糜芳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傅士仁为将军屯驻公安，除了这两座城池是军事要地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我怀疑是有的。糜芳字子芳，东海人，刘备之妻糜夫人之兄。傅士仁字君义，广阳人，为将军，亦为刘备所器重。刘备极有可能是用糜芳、傅士仁二人来做关羽的监军。特别是糜竺、糜芳兄弟，与刘备的关系非同一般。刘备任徐州牧时，即得到糜竺、糜芳的支持。当刘备为吕布所败处于困窘之际，糜竺资以“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赖此复振”。糜竺又“进妹于先主为夫人，……竺弟芳为彭城相，皆去官，随先主周旋”。待刘备取得益州，即拜糜竺为安汉将军，地位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可见，糜竺与刘备的关系极为密切，糜芳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刘备以糜芳为南郡太守绝非偶然，很可能是以自己的这位妻兄来监视关羽。关羽当然知道刘备的“用意”，故对依恃裙带、同乡关系而得志的糜、傅二人从不假以词色，不仅轻视、鄙视他们，甚至表示“还当治之”。

　　关羽水淹七军后，“陆浑民孙狼等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面对如此的形势，刘备自然是兴奋的，然兴奋之余，不知其是否还有一丝隐忧，即平日已十分跋扈的关羽很可能会更加居功自傲，届时将有尾大之虑。此时刘备年已近耳顺，其子刘禅懦弱，故在养子刘封丢失东三郡之后，“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刘备欣然同意，遂“赐封死，使自裁”。

　　既然刘备能不顾父子之情，毫不犹豫地处死刘封，刘备又怎么会考虑其同关羽所谓的“兄弟”关系呢？何况关羽要比刘封“刚猛”得多，易世之后，刘阿斗根本“制御”不了他。陈寿在《先主传》中评曰：“先主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高祖乃刘邦也，为巩固西汉王朝，刘邦生前就翦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刘备既有“高祖之风”，就有可能会效仿祖宗“故事”，在关羽丢失荆州，全军覆没之后，干脆“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古代的君臣关系太理想化，以为真的有什么桃园结义，誓同生死。

　　由于《蜀书》记载过于简略，笔者找不到确切的史料证明以上揣测，但仍可从《蜀书》的有关记载中寻觅出蛛丝马迹。例如，庞统死后，“先主痛惜，言则流涕”。法正死时，“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张飞被剌身亡，刘备惊曰：“噫，飞死矣。”照理来说，关羽为国捐躯，且身首分离，死得极其壮烈，刘备应该更为悲戚，但查遍《三国志》及裴注，却找不到刘备流涕的记载，是陈寿漏记了吗？不可能，如此大事，有良史之称的陈寿又岂能不录。另外，关羽死后，刘备并未予以其谥号，至后主刘禅时，才“追谥羽曰壮缪侯”。但刘备是否对所有的臣僚都不给谥号呢？亦非如此，法正死后，刘备即“赐曰翼侯”。刘备为何要厚法正而薄关羽呢？由于史料阙失，其中奥秘恐怕永远也无法解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