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唐宪宗李纯重用酷吏 韩愈遭贬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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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唐宪宗李纯重用酷吏 韩愈遭贬之始末
韩愈贬职: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的中唐。韩愈未出生,李白已去世,韩愈生两年,杜甫离开人世。孟郊稍大于韩愈,白居易、元稹、柳宗元、刘禹锡都是韩愈同时代的诗人。
韩愈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其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做过官。韩愈一共兄弟三人,大哥韩会,二哥韩介,韩愈第三。韩介早逝,韩愈三岁时父亲也去世了,就跟随大哥韩会生活。后来,韩会也死了,韩愈就由他的寡嫂抚养成人。韩愈少年时代生活状况颇为艰苦,但刻苦好学,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19岁到30岁他到京师应举求官的十余年间也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他到京师应举,先后三次落第,25岁时第四次应举才中进士。但进士只是身份而不是官,想做官还要再过吏部的博学鸿词科,韩愈又连续三年应博学鸿词科,都没有中。他又三次上书宰相求官,也没有得到。在长达十余年的求官历程后,韩愈终于在30岁时去了汴州的宣武节度使董晋手下做了个观察推官,才算真正开始了仕途,这就难怪他悲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了。
贞元18年,韩愈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年34岁。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的开端。此间,他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弟子”,其《师说》就写于这段时间。第二年,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秩不高而权限广”,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和建议的。他目睹人民忍饥挨饿,向皇帝写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请求缓征京畿百姓赋税,遭权臣陷害,被贬为阳山令。十年谋官,两月被贬,但他没有怨天尤人,在阳山任职三年,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渔猎活动,也收了一大批门徒,《新唐书·韩愈传》说他“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这是韩愈第一次遭贬。有人说韩愈改变了阳山,使一个荒僻小县成为文化名城。
永贞元年,顺宗即位,大赦天下,韩愈改任江陵法曹参军。不久,宪宗即位,韩愈官运享通,累升至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韩愈跟随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军有功,次年升为刑部侍郎。
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佛教的过度盛行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当时有相当人口不事生产而为僧,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和财富的不足,同时有相当数量的信奉者使用自残的方式苦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元和十四年,宪宗皇帝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佛事活动,派遣中使去陕西凤翔法门寺迎一块佛骨,沿途修路盖庙,官、商、民等皆舍物捐款,京城一时掀起信佛狂潮。《旧唐书》说:“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韩愈看不惯这种劳民伤财的愚蠢行为,也为无人热衷儒学深感痛心,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韩愈引笔疾书,洋洋洒洒,写下了著名的《谏佛骨表》。
他说尧、舜、禹时代无人信佛,皇帝皆长寿,佛事传入中国,皇帝反倒短命,不短命者也被人所杀。那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天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要求把那枯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韩愈是大文章家,奏折写得畅快淋漓,宪宗皇帝却不以为然,看后龙颜大怒,即刻要将韩愈斩首。经裴度等人力谏,韩愈才免一死,被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小城潮州当刺史。韩愈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12岁的小女儿也染恶疾惨死在驿道旁。
唐朝历史 韩愈力谏教化遭贬
唐宪宗“元和中兴”靠酷吏 韩愈力谏教化遭贬
安史之乱的创伤似乎已经愈合了大半,泾原兵变的阴霾也已散去了不少。在将几个“不识时务”的“刚愎”文人投诸荒裔后,年轻的唐宪宗走上了历史舞台,创造了一段中兴的佳话,史称“元和中兴”。
唐朝的文人是有着鲜明个性的。魏晋南朝的放荡风流之气在他们的身上流动,儒家的礼仪彝伦同样约束着他们。他们渴望一登台阁,陶钧天下。可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官微身卑,根本左右不了政治的方向。他们能做的,只是在诗文中一次又一次吟咏尧舜三代的大同之世,或攥着自己苦心炼成的文章,奔走在一个又一个执政者的门下,末了,或换来一个“燥竞”的恶名,或博来一声“矫俗”的嘲笑。
眼见年华逝去,九阙重楼,天子之颜未尝得见,理想终归是理想。或放白鹿于青崖,或拊膺而长啸:我本山林之人,岂羡人间富贵?泪也不尝流,世间终是太平,饮酒弹琴,茕茕终老而已。或也有几个文人,中了举,做了官,一腔报君之情,正待此时。可叹,总是生不逢时,君王固是明君,只恨有几个刑余阉奴、口蜜小人,浮云蔽日,惟能徒呼奈何。
唐宪宗是一位出色的君主,他的才能和胆识都不亚于西汉中宗汉宣帝。可是,唐朝文人却因他饱含心酸。文章大家韩愈,极谏宪宗崇迎佛骨,却只能流落潮州。这一饱含忠义的行为又能否换来世人的同情呢?成书五代的《旧唐书》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而已!
读至此句,顿觉文人之宿疾,尽在这八字之中!作为那个时代最坚贞不屈的人们,他们于父孝,于君忠,却恰恰忽略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尽管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尧舜时的究竟,但他们必须也愿意坚信尧舜那个时代的政治清明以及三代后的教化凌迟,他们时刻怀着“致君尧舜上”的信念,太古的太平之世成为了他们梦想的源泉。他们时刻怀着对天下的焦虑,他们渴望一展抱负,为了自己,也为了天下。
所以,他们是“拙于世务”的,他们不知道政治清明的背后藏着多少险恶。当元和时藩镇林立,唐宪宗需要的不再是所谓的教化,而是更直接而坚实的力量。他需要的也不是交心的忠臣清官,而是他所能驾驭的强臣和贪财渎货的谋臣。当在混乱的世间建立秩序的时候,道德仁义都可以暂时搁置,因为坚持这些只会让天下遭受更大的苦难,这天下包括百姓,也包括文人。
所以唐宪宗需要那些酷吏、贪官、胥吏,百姓也同样需要。当英武的唐宪宗荡平各地藩镇的时候,起了关键作用的正是这些不齿之徒。后勤转运所需的资金,恰是这些善于掊敛和理财的胥吏所供给的;负责在前线鏖战的,也正是那些观望倨傲的藩镇节度。而文人却在一次又一次上书宪宗,苦谏宪宗罢兵养民。“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这句古老的话语,在唐代文人的吟咏中,真正注入了他们崇高的理想。可宪宗冰冷而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古老而腐朽的建议,在文人的感慨和痛心中铸造了“元和中兴”。
或许只在宪宗为宦官所弑和唐朝崩溃的那一刻,文人才真正地纾怀了,他们“不法古道,必将灭亡”的预言终于成真了。现实给了他们感慨的机会,证明了他们是真正意识到清平后危机的人。但历史滚滚而前,吞没了他们痛心的话语,只剩下一个“元和中兴”的名称和万卷的诗书文章,证明这一切过往的存在。
后世的文人并没有给“元和中兴”太高的评价。这用兵燹和流血铸造的中兴盛世并不是他们梦想中的太平之世。他们继续寻找着,世间第二个尧、第二个舜,直到那时,就是他们真正走入政治的时候。而唐朝的文人们,在政治浑浊而深不见底的河流前,留下了足迹,却未真正踏入这条他们梦想中的清澈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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