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扛铺盖卷陪他坐牢 一代名将蒋百里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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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扛铺盖卷陪他坐牢 一代名将蒋百里将军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度过难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
蒋百里，本名方震，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我国著名军事家，夺刀日本陆军官校，育百颗中国将星，凭舌战折服墨索里尼，以《国防论》引导中国抗战。他早年追随梁启超，矢志推翻袁世凯，晚年又与蒋介石共事，两人的恩恩怨怨，渗透在许多历史事件之中。他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徐志摩甘愿随他一起坐牢，梁启超与其亦师亦友。1938年11月4日一代名将蒋百里逝世，风流竟不灭凡七十年也。
一生皆是传奇，已广为人知，这里，仅选其平生轶事，聊作一文，以祭奠将军于地下。
谈兵
蒋百里将军，曾号称东方第一军事家，谈起传奇，自然要从谈兵开始。
人忆将军最后一次谈兵，是在去世前不久，到达宜山时见到冯玉祥，对冯玉祥说，建议多修高等级公路。将军解释说，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军装备多靠外援，日本必定要切断我国国际交通线。我国内地没有橡胶资源，轮胎只能靠进口，所以多修公路，修好公路可以减少轮胎磨损，实际增强我国作战的后勤能力。而我国人口众多，劳力便宜，修路，就是惠而不费的事情了。
将军不久去世，而预言竟成真，日军切断香港，滇缅补给，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后，中国外援断绝。轮胎的匮乏使中国无法集中进行一次大战役的所需物资，一时竟有“一滴橡胶一滴血，一个轮胎一条命”的说法。此例可见百里将军谈兵风格，一言以蔽之，简明实用。
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时，蒋百里给学生上课，先不讲，在黑板上写一个题目——一个人打十个人怎么打？让学生们讨论。
此地是中国当时最高军事学府，堪称众星云集，然这些未来叱咤风云的将领们面对这个题目，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是啊，这一个人打一个可以讨论，打十个除非对方个个病猫，又如何打法？
半晌，百里将军乃从容讲道——一个人打十个人的法子，便是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再打一个。一句话点出了兵法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精髓，众人恍然大悟之下，这堂课学到的东西大约终生不会忘记了。
对日
蒋百里将军一生研究对日作战，1923年即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襄阳、洛阳、衡阳，他所作的《国防论》成为指导当时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方针。
时抗战军兴，敌强我弱，形势严峻，当此艰难时刻，蒋百里却发表文章，在充分分析中日国情后，坚定鼓励大家——“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一时传彻全国，舆论为之振奋。
而中日此后的战况一如将军所料。中国最终也没有和日本讲和，终于迫到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不知道此时人们是否还记得将军的这段话？
有趣的是，蒋百里将军在讨论中日问题时，首先就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好家伙，就这一句话，能被标榜爱国的人士骂死的——谁说我中华民族不尚武？！这个帽子谁敢戴啊？蒋百里敢戴，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能和德国日本这样的军国主义比尚武么？
如果话尽于此，对蒋百里先生谈不上佩服，他不过是敢说实话罢了。我们很多人也就话尽于此，也许这就是我们和蒋先生的差距所在。
《护国将军》中的蒋百里蒋先生随后指出，虽然我们尚武不及敌手，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他就要投降，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打不下去了。而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国家你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条件。
所以，蒋百里先生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友人
蒋百里是兵学家，又是国学家，其父本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受其帮助;蒋纬国、唐生智虽为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人物。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度过难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
梁启超与蒋百里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有人对此不解，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的争论丝毫不影响感情，梁启超也是出名的豁达人。蒋百里曾作《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看了非常赞赏，下笔就没了定数，写完一看，居然比原作还长——天下没有这样的序，梁只好另作一序，原来那篇长序呢？干脆充实为另一本书发表，这序呢，就请蒋百里来写，遂成佳话。
蒋百里和蔡锷是同年秀才，又是同学，相交莫逆。蒋从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随后根据他的建议组建“模范团”，作为中国新式陆军的样板部队，逐渐推广全国。因袁称帝倒台，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不过模范团的后身第九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兵海参崴，以纪律严明为中国争得一份光荣。
徐志摩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不顾个人恩情，和蔡锷、张宗祥等11名将领秘结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中间，蔡锷因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减轻了袁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这就是电影《知音》中小凤仙掩护蔡锷出逃的真相。同盟中人曾担心袁派人追杀蔡，蒋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不久，蒋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惊惧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妻女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叙。
两人成亲后，佐藤屋子改名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日战争之中。
冯玉祥本是蒋百里将军好友，在军中办教育班，内容多是“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竟然还有“蒋方震曰”，对将军的推崇可见。因此闻知将军去世不免反应过激，出身日本的佐梅夫人就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于是写文章说将军是被佐梅夫人用毒针杀害，因为“你爱你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其实，这句话是两人成婚前佐梅夫人表达自己对百里将军研究抗日理论的理解而说的，原话是“你爱你的祖国，亦如我爱我的祖国一样”。
这件事给佐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佐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此后用华语教育将军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佐梅夫人晚年曾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将军和佐梅夫人生有五女，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也都颇有传奇色彩。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解放后定居北京。“文革”期间，因为她的身份受到严格审查。蒋和傲然不屈，在写交待材料的纸张上写道——“陈伯达是杂种”，吓得审问人员张口结舌，不敢将材料上交。
一代名将，风流竟不灭凡七十年也。
历史人物 一个让日本人尴尬万分的异类将军
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这位陆军上将同时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为兴登堡器重，舌战过墨索里尼，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少尉，若是谈他的生平，得用一本书来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初级军事学堂)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得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里面记录蒋百里是一个使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热闹，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象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百里将军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的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唯一遗憾的是百里将军自己未能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早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是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中国兵学巨擘蒋百里，早年曾因一次自杀事件引起轰动。其后养伤期间与一位日本女子相爱而终成百年之好，亦为人们所乐道。
蒋百里名方震，浙江人。清末举人 ，上世纪初年去日本留学，又转德国留学，习军事，早露头角。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曾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谕：“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时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年31岁。不久，一次他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做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竟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事闻于袁世凯，延请一位日本医官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而此举终成就蒋的美满婚姻。这名日本女护理名佐藤屋子，当时性情刚烈的蒋百里伤势虽已无性命之虞，但其心已死，执意不愿留在人世。美丽而善解人意的佐藤小姐对其照顾看护则无微不至，她对蒋说：“要忍耐，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立大功业呢？”佐藤小姐以日本“忍字诀”规劝他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蒋百里。蒋于万念俱灰之际，得此红颜知己的一番劝慰,不禁油然而对面前这位异国女子产生了爱情。
蒋百里此前原尊父命与一位大家闺秀结婚，其妻为蒋父的世交查某人之女，应属门当户对，但该女子目不识丁，与蒋百里文化差异太大。蒋百里对这门亲事非常不满，婚后不久就离家北上了。查夫人不育，一直居住在硖石镇侍奉蒋母杨太夫人。1939年逝世，享寿59岁。
佐藤屋子小蒋百里8岁，日本北海道人。毕业于日本护士助生专门学校，又在帝国大学产科学习过5年，来华派到日本驻华公使馆担任护士长。蒋百里养伤期间与之朝夕相处，深深爱上这位佐藤小姐。他对她说：“我听你的话，不再轻生了。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在我身边提醒，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此一语双关，已经表明心迹。佐藤小姐心领神会，低头不语，含情脉脉。数周后，蒋枪伤痊愈，佐藤小姐也深深体会他的心意，同时对蒋的品德才华也极钦佩，很愿与之结好，但云家有父母，更兼彼此为异国人，终身大事，确是不敢自主。临别，两人各留下了通讯地址。
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偏见，使佐藤屋子的父母对他们之间的事情持反对态度。然而蒋百里对佐藤深爱不稍懈，鸿雁传书，更是不绝于途。后蒋专赴日本面见佐藤父母求婚，佐藤父母看到这个中国青年这么爱他们的女儿，遂同意了两人的婚事。这样，在1914年秋，蒋百里终在塘沽码头迎来新娘，假天津德国饭店与佐藤小姐结成百年之好。
婚后，蒋百里为他的夫人取了一个汉文名字“左梅”。他还在家乡浙江硖石东山西麓购地数亩种梅二百株，号曰“梅园”，以备二人终老归隐之用。左梅夫人深爱她的中国丈夫，婚后她不再说日语。他们生有五个女儿，但左梅夫人从不教女儿们学日语，平时一家人都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交谈。抗战军兴，左梅夫人说：“中日交战，是日本军阀侵略的过错！”1937年，蒋百里将自己的轿车捐给国家支援抗战，而左梅夫人变卖了许多首饰等值钱之物，买来布匹、纱布，与女儿们一起，夜以继日地赶制军衣及绷带纱布，送往前线，救护我伤病员。
1938年，蒋百里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迁校途中操劳过度，病逝于广西宜山，年仅57岁。蒋百里去世以后，左梅夫人与女儿相依为命。五个女儿之中，二女蒋雍、四女蒋华定居在美国；五女蒋和居住在北京。他们的三女蒋英曾在德国学习音乐，她在1947年与后来成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结婚，同样也成就了婚姻史上的一段佳话。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百里是杭州求是书院的同窗，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蒋家的女孩们也都与钱先生的独子钱学森为竹马青梅之交。蒋英与钱学森各自在国外学习有成，结为佳偶，并携手回国报效。当时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他们的回国之途由于受到重重阻挠而艰难曲折。蒋英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左梅夫人则一直住在北京女儿的家里，直到1978年去世，享年88岁。
左梅夫人曾在抗战胜利后，雇船将蒋百里的灵柩从广西运到杭州安葬。1984年，蒋英护送母亲的骨灰至杭州，将其与父亲合葬于凤凰山下南山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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