貂蝉生平简介

Posted 2023-01-07 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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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蝉生平简介

　　貂蝉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位无史料记载仅存在于小说戏剧中的的美女，曾登场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民间传说其为山西忻州人，与名将关羽为同乡，出生于河南洛阳。与西施、杨玉环、王昭君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在民间传说中她原名任红昌，是山西一村姑，也有人认为吕布部将秦宜禄前妻杜氏（杜秀娘）即是貂蝉。她为了报答义父王允的养育之恩而甘愿献身完成连环计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当代著名作家朱千华先生在其人文地理著作《中国美女地理》中，对貂蝉的原型、身世等，有详细的考证。

貂蝉简介

　　关于貂蝉的出身，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其人本姓霍，无名，山西忻州人，与名将关羽为同乡，出生于河南洛阳。自幼人才出众，聪敏过人，因而被选入汉宫，任管理宫中头饰、冠冕的女官，故称‘貂蝉’（官名）。京剧《凤仪亭》说东汉末年貂蝉降生人世，三年间当地桃杏花开即凋；貂蝉身姿俏美，细耳碧环，行时风摆杨柳，静时文雅有余，貂蝉午夜拜月，月里嫦娥自愧不如，匆匆隐入云中。因遭十常侍之乱，避难出宫，为司徒王允收留为歌女。　　中国古典“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形象，始见于《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等小说演义。登场于《三国演义》第8、9、19回。因陕北谚谣曰：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所以很多人认同貂蝉是陕西米脂人这一说法。　　貂蝉见东汉王朝被奸臣董卓所操纵，在月下焚香祷告上天，愿为主人担忧。恰巧为王允瞧见。于是，王允便将貂蝉收为义女，定下连环美人计，离间董卓与养子吕布的关系。　　王允先把貂蝉暗地里许配给吕布为妻，再明着把貂蝉献给董卓做妾。貂蝉嫁给董卓之后对吕布暧昧送情，周旋于父子二人之间。　　吕布自董卓收貂蝉入府为妾之后，心怀不满。一日，吕布乘董卓上朝时，入董卓府探望貂蝉，貂蝉和吕布相约来到凤仪亭相会。貂蝉假意对吕布哭诉被董卓霸占之苦，吕布愤怒。正巧被董卓回府撞见，发怒抢过吕布的方天画戟，直刺吕布，吕布飞身逃走，从此两人互相猜忌，王允便说服吕布，铲除了董卓。从而留下一个“吕布戏貂蝉”的千古传说。　　在《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中，吕布将要败亡之前，貂蝉有过短暂的出场，劝诫吕布“将军与妾作主，勿轻身自出”。吕布放弃了陈宫的妙计，被擒身亡。吕布死后，罗贯中没有再向读者介绍貂蝉此后何去何从。

宋朝贾昌朝生平简介？贾昌朝历史评价？

贾昌朝

北宋仁宗宰相贾昌朝出生之前，据说他母亲得一梦，梦中有一金甲神人送其一冠而去，梦醒以后，绘冠其形，有人认得，叫“貂蝉冠”，遂后生下贾昌朝。王安石后有《贾魏公挽辞》二首，其一写道：

天上貂蝉曾梦赐，归魂应侍紫阳宫。

正是说的此事。

其实在中国古代，大凡帝王将相、达官显宦之人的生生死死，总要被人罗织上许多虚幻缥缈的神异传说。由于貂尾和蝉羽都是古代王公显官冠上之饰物，在宋代也只有三公、亲王侍祠大朝会时，才有可能得赐貂蝉冠，故贾昌朝母梦貂蝉冠一事，也无非是说贾昌朝将来有富贵荣华的前程罢了。

一

贾昌朝，字子明，他出生的这一年，正好是真宗即位的咸平元年(998)。祖籍沧州南皮(今属河北)，后徙真定获鹿(今属河北)。自其父时始居开封，故其后人遂为开封人。

贾昌朝的曾祖父是后晋时的史官贾纬，官至给事中，其伯祖父贾琰入宋以后历主簿、通判，官至三司副使，故贾家算得上是官宦世家。但贾昌朝的父亲死的早，是他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

在母亲的教诲下，贾昌朝自幼于经史、图纬、训诂之书无所不读，遂早成饱学，老师更称赞他学问淹贯，满腹珠玑，将来必有出息。真宗天禧二年(1018)，朝廷举行南郊大典，贾昌朝以布衣身份向真宗敬献贺词，得真宗称赏，亲自召见他并考试其词赋、策论等，中式，赐同进士出身，授常州晋陵县(治今江苏常州)主簿。这年他刚过20岁。

不久，贾昌朝又奉诏入京，赐对便殿，除授国子监说书。判国子监孙奭欲测试各学官的学术水平，便令他们各讲解一经，惟贾昌朝讲有师法。因得孙奭的赏识，称赞他博古通今，有真才实学，并亲自书写了路随和韦处厚两人传记赠送他，说： “你日后前途无量，当如二人。”并举荐他为颍川郡王(即赵德彝)院伴读。

继迁殿中丞，历知常州宜兴、开封东明(今属山东)两县。贾昌朝为政，以为民兴利除弊为首务，曾在宜兴境的交通要道上修筑长桥，以便商旅，为人称道。复被举荐入京，监京师广济仓。

孙奭这时任翰林侍读学士，以年老力辞，力荐贾昌朝代己。贾昌朝得以召试中书。尽管他学富五车，但参知政事陈尧佐却以其年纪尚轻，不能任侍经筵之职。孙奭认为用人不可限于年龄大小，并举太宗用晏殊、宋绶为知制诰，皆年未三十为例，极意相荐。最后，由于陈尧佐的阻抑，贾昌朝改任绵州(治今四川绵阳)通判。任满，监在京永济仓。明道元年(1032)迁尚书屯田员外郎，复任为国子监说书。

明道二年(1033)，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病卒，年仅13岁的仁宗即位，改元“景祐”。在宰相李迪、吕夷简等人的建议下，宋朝廷始设专为皇帝讲解经书史传、并备顾问应对的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获选，首任此职。他定期为仁宗讲解经史典籍，口讲指画，发蒙启蔽。于传注训诂，不泛泛而讲，着重讲说古代圣人治心守身经理天下之道，指物喻事，析毫解缕，言近旨远，文简义明。仁宗常常乐听不倦，有时还就其感兴趣的问题与贾昌朝展开讨论、辩难。贾昌朝则在每次进讲后，将与仁宗讨论的问题记录下来，后成一书，名为《迩英延义阁记注》，得仁宗称赏，加其官为直集贤院事。

景祐三年(1036)七月，京城太平兴国寺遭雷击被焚，朝廷要加以修复，贾昌朝遂上书引《易经》、《春秋经》进谏，他说： “《易经》云： ‘洊游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近年以来，京师及各地寺观道庙不断遭到雷击焚毁，正是苍天以示警告，正需修身自省以为警戒，正宜力戒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认为当此之时，太平兴国寺亦不宜马上动工修复，当务之急是朝廷君臣，“侧身念愆”，检讨为政得失，兴利除弊，安国富民。仁宗采纳他的建议，下诏停修太平兴国寺等庙观。

这时，又有西域僧人进京进献“佛骨”与铜像等。贾昌朝认为也不宜以其所献明示朝廷内外，但对西僧还是应该加以礼遇。仁宗听其议，对献宝僧人厚予赏赐而遣还。收藏真宗御制文集、御书的天章阁这时设置侍讲之职，仁宗亦首先任命贾昌朝。继迁尚书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倍受仁宗信任。

针对当时朝廷仪卫制度颇不健全划一的状况，贾昌朝先后提出整肃南郊卤簿、大驾卤簿、南郊大驾卤簿等建议，亦一一为仁宗采纳，下诏实行。

宋政府此时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西部边防之事。从景祐初年，宋朝西邻的党项族西夏政权不断派兵侵犯宋朝边地，且日甚一日。康定元年(1040)二月，党项首领元昊又率十万夏军大举入侵，相继攻陷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以及安远、塞门、永平等寨堡(今陕西安塞、子长县境)，直抵延州(今陕西延安)城下。宋延州守将范雍仓促布阵，狙击敌军。宋夏军队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西河口)一带展开决战，鏖战中，宋廷所派监军黄德和畏敌遁逃，致使军心涣散，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宋将刘平等人为夏军所擒，宋军损失惨重，关辅震动。仁宗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有人却诬告是刘平等人降敌，并建议族诛刘平之家。对此贾昌朝上书认为，刘平的事情还没有确实的消息，若刘平不是降敌，族诛其家岂不是造成冤案。他例举汉代武帝诛杀李陵其家、使李陵不得还的例子对仁宗加以劝谏。仁宗深以为然，对刘平等人及其家属作了慎重处理，仍擢贾昌朝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权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使，又权判吏部流内铨兼侍讲。河北发生旱荒，贾昌朝受命为河北体量安抚使，巡查河北各地，救恤饥民，回京后，他就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制边之策》奏上，提出了“择守宰、习乡兵、治塘泊、纾徭役、缮甲垒”等建议，以加强宋朝北部边防，为仁宗嘉纳，下诏实行。

随后，贾昌朝得以接连升迁，先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权知开封府，又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判国子监，再擢为迩英阁侍讲。期间，他对宋朝面临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都发表了重要的建议，为仁宗采纳。

二

宋代任官制度规定，铨选县令时，多依据官员的寄禄官和诸县规模大小，规定只有俸钱满12000贯才能得以举荐选任知县。贾昌朝认为，这种规定不利于选拔有真才实干的官员出任地方官，是一种仅凭资历的选官办法。诸县规模不论大小，对于朝廷治理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若按原来的规定，小县永远选派不到有才干的官员，结果利少弊多，不利于这些地区的安定与发展。因此，他建议不论县之大小和官员的俸钱多少，应一律按实际需要选任官员，为仁宗首肯。

又如宋初以来，科举考试沿用唐朝以来的“公卷”之制，但由此产生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宋政府后来为了避免“公卷”制带来的弊害，曾相继实行了考生须在考试时，在试卷前填写家状，考卷封弥、誊录等制度，可是仍保留了“公卷”法。为了能有效地杜绝营私舞弊行为，贾昌朝提出了整顿科举制的建议，主张废除“公卷”制，亦得仁宗同意。

贾昌朝任职开封府时，有禁卫军士卒控告统军将帅在士兵中敛放高利贷，引起军中不安。贾昌朝便采取了惩办首恶，轻者教育，一般不问的政策，既制止了高利贷在军中的泛滥，又稳定了军心，很得仁宗称赏，同僚们也都钦佩他的智谋远虑。

自宋夏交战以来，宋朝的北邻契丹政权也虎视眈眈，对宋朝抱有觊觎之心，曾派人使宋，提出割地、增加岁贡等等苛刻要求。贾昌朝被仁宗任命为契丹使节的馆伴使，他据理反驳契丹政权的无理要求。但宋朝廷有人因此害怕得罪契丹，建议仁宗给契丹增加岁贡，并让其攻击西夏。仁宗对这一建议有些动心，欲答应契丹的要求。贾昌朝上书力加反对，认为决不能采取姑息政策。今契丹乘元昊叛宋而有求于宋，是为利而来，欲其出兵，必无希望。即使其出兵相助，将来宋朝也难满足其贪骛之心，必后患无穷。听他这么一说，仁宗只好打消原来的念头，拒绝契丹方面的无理要求。

继之，针对当时边防削弱、用将不专等突出问题，贾昌朝又上疏说： “太祖初得天下，鉴于唐末五代以来方镇武臣、士兵牙校跋扈的弊端，收其精兵，夺其权力，当时皆以为万世之利。到太宗时期，用人多恩倖子弟，全无勋劳，沽名钓誉，坐得官爵，至于出师攻战，漠然不知。若边鄙无事，尚或消遥自如，但自从西夏入侵以来，兵不操练，将不得人，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师，故每战必败。这都是削弱方镇太过遗留下来的弊端。况且用亲旧、恩倖为将，他们素不知兵，一旦付予千万之人让其带领，无疑是驱其死地，这又是用亲旧、恩倖必然导致的弊端。”然后，他再上疏，详言备边六事：一曰驭将帅，二曰复土兵，三曰训营卒，四曰制远人，五曰绥蕃部，六曰谨觇候。所论多针贬时弊，令人耳目一新。

宋政府当时不仅面临着官吏冗杂、边防积弱的问题，还迫切需要解决冗费问题。为此贾昌朝也上书提出：全国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军旅，三分之一费在冗食。江淮每年运粮至京城达六百余万石，仅能充期月之用。从前的积蓄，不盈数载。故财不藏于国，又不在民，倘有水旱军戎之急，则必无可奈何。于是他提出了“省冗费罢不急之需”的建议。仁宗即诏贾昌朝与三司(北宋的最高财政机构)合议，采取对策。最后，他们拟出了节省冗费的许多措施，由仁宗下诏实行，每年可节省钱上百万缗。

另外，针对当时官冗办事效率低的状况，贾昌朝还提出逐步采取措施使整个官员队伍年轻化的建议。他认为朝臣年至七旬，精力体力已经衰弱，不宜仍居位不退。凡年龄到70岁的人，宜依原来规定的制度退休致仕。若有特殊功绩而又有必要继任的可不拘此例。他还列举了朝臣中耄昏不堪任职者数人，请求仁宗令其致仕。针对当时人民负担过重、劳役频繁的状况，他上书说： “用兵以来，天下民力颇为困乏。请朝廷诏令各路转运使，凡今后赋税徭役的征派，不能允许按过去惯例折变、科率。需要科折的，必须奏明朝廷裁决。即使是奉圣旨或三司文移督办的赋役，假若于民不便的话，也须要再次奏明上闻。”对这些建议，仁宗也都一一采纳，下诏实行。

宋室宗亲、驸马都尉柴宗庆这时在郑州纵容部属扰害人民，被人弹劾，仁宗派人到郑州召其回京，柴宗庆则托疾不至。贾昌朝力言仁宗，终于将其召回，予以责斥。

庆历三年(1043)三月，贾昌朝由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擢任参知政事。参知政事范仲淹建言以朝廷重臣兼领各尚书六曹之政，遂命贾昌朝兼领农田事。次年九月，加官检校太傅，行工部侍郎，迁枢密使。庆历五年(1045)正月，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仍兼任枢密使，复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达到了其仕宦途中的顶峰。

三

还在康定初年的三川口之战中，宋将石元孙也同时被夏军所擒。当时传说他已经被杀，朝廷为此赠其忠正军节度使兼太傅之号，并录其子孙七人为官。但到庆历四年(1044)宋夏息战达成和约后，西夏政权放还以前所俘石元孙等人。石元孙等归朝后，即有谏官、御史上书，认为石元孙等军败不死，有辱国格，要求将他们斩杀以谢天下。对此，贾昌朝独持异议，他对仁宗说： “古代以来，将帅被俘，归回者多不死。如春秋时，晋国俘获楚将谷臣，楚国俘获晋将知螢，他们各自回国后，都没有被诛杀，古圣贤之举不可不鉴。”为此他还特别抄写了《魏书·于禁传》进献仁宗，重申说： “前代将帅兵败而还，圣明君主对之都不加罪。”仁宗终于被他说动，宽恕了石元孙等人，将他们贬置全州。

真宗后妃们死后，其神主都拊祭于奉慈庙，这时有司欲按礼仪制度将其升拊于祖庙。但在讨论真宗的三位后妃章献太后、章懿太后和章惠太后该升拊谁时，发生了分歧。仁宗的生母是章懿李太后; 养母是章献刘太后，且垂帘听政; 另章惠杨太后对仁宗也有抚育之恩，且更贤惠，有人母风范。仁宗也感到不好抉择，征询贾昌朝的意见。贾昌朝对仁宗说; “章献太后母仪天下，章懿太后诞育皇上，宜照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年间升拊元德皇后(即真宗生母)例，升拊章献、章懿两太后于太庙。章惠太后于皇上有慈保之恩，宜将其神主拊于奉慈庙如故。”仁宗非常赞赏他的议论，当即决定，将章献、章懿二后神主升拊于真宗庙。一场相持不下的争论才告结束。事后，仁宗以贾昌朝谋断有功，要加封其官，贾昌朝力辞不受。

自庆历四年(1044)宋夏达成和议以后，北边之事一时稍显缓和，贾昌朝遂对宰相兼任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任官体制提出异议。他认为，此种体制将使某些人的权力过重，不利于分权于下、集权于上的集权统治。因此他请求从他开始，废除宰相兼枢密使之制，主动要求解除枢密使之职。仁宗以其言之有理，采纳了他的建议。

庆历六年(1046)三月初一，发生日食。初十，京东路登州(治今山东蓬莱)境内又发生强烈地震，岠嵎山发生山崩，连海底也发出如雷声般的隆隆声，仁宗君臣认为是天降责于人间。仁宗对贾昌朝等辅臣说： “老天责降下来，朕愿承担全部罪责，但你们也要关心民间疾苦，要拿出安民利民的办法来。”贾昌朝忙上前奏道： “皇上有此言，足以消弭天变，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仁宗缓缓说道： “君主惧天而修德，也就是人臣畏法而自新呀。”

次年春，又发生干旱，仁宗避正寝，减膳，以应天变。贾昌朝也急忙引汉代故事，上表乞罢，仁宗自然不允。但参知政事吴育与贾昌朝有矛盾，几次当着仁宗的面与贾昌朝争论。这时恰发生知永静军向绶怀疑永静军通判江中立说自己的坏话，而以事诬告迫使其自杀的事件。向绶与贾昌朝关系密切，知审刑院高若讷依附贾昌朝偏袒向绶，故从轻定其罪，减死一等，流放南方。吴育因之力争此事。不久，高若讷擢任御史中丞，上书弹劾吴育，说大臣在朝堂发生廷争，极不严肃，故天旱不雨，要求仁宗须严厉申戒。因此，吴育罢参知政事之职，出知许州(治今河南许昌)。贾昌朝亦不自安，要求同罢，遂以武胜军节度使出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抚使(治今河北大名)。仁宗为了表示对他的格外情意，特赐其银饰肩舆。贾昌朝为相，仅两年又三个月。

四

庆历七年(1077)十一月，贝州(治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军校王则与州吏张峦、卜吉等人谋划，并派人联络德州(治今山东陵县)、齐州(治今山东济南)等地的力量，准备在庆历八年(1048)元旦同时发动武装起义，攻占大名府，然后向外发展。不料，王则手下的一名士卒潘方净却向贾昌朝告了密，王则的计划泄漏。

贾昌朝听说后，吃惊非常，急作部署。他先派人去逮捕王则，又调集军队准备围攻贝州。王则见事已至此，遂于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前单独起义，并攻占了贝州城。贾昌朝遂檄令高阳关路总管王信、大名府路钤辖郝质、真定府路钤辖孟元等，急将兵驰攻贝州，同时向宋朝廷作了报告。

宋仁宗接到贾昌朝的报告后，忙诏令从各地调十万禁军，开赴贝州，又令澶、孟、定诸州及真定府官军严加防守。由于事起仓促，众寡悬殊，敌强我弱，王则起义很快被镇压。事后，仁宗爵赏有功将官，尽管有人说，起义发生在贾昌朝治内，贾昌朝不应得爵赏，但仁宗还是赐赏于他山南东道节度使的称号。

河北发生旱疫，贾昌朝组织救恤，亲拟药方给散民间，使居民九十余万得活。又河北路与辽朝交界，辽朝方面此前曾收罗宋朝北逃的士卒，组织了一支专门的军队，名“投来南军”。但其中有些人又不堪辽朝统治者的压迫，复逃回宋朝。按宋朝制度规定，凡逃亡士卒又归来者皆判死罪，故逃回的士卒因怕官府侦知而到处藏匿，或者投入绿林江湖为盗。贾昌朝对此上书仁宗，建议废除原来的制度规定，赦免其逃亡之罪，允其自新、自食其力，甚或重新加以任用，以安抚人心。仁宗采纳他的建议，于是逃归的人越来越多，并从中获得了辽朝方面许多情报，使辽朝也不敢再招纳宋朝逃亡士卒，最后干脆解散了“投来南军”。

在宋辽边界地区，还常有宋境边民因逃避宋朝的赋税，将毗邻边境的土地质卖于辽境居民，使辽朝的疆界自然侵入宋境。贾昌朝得知此种情况后，遂向朝廷建议立法，凡边民将地质卖的要按时赎回，田主无力赎回的允许别人赎买。此法定立以后，原来质卖的土地相继赎回，避免了辽朝侵犯宋界的问题。

三司使叶清臣欲擅自挪移动用河北路所存库钱，贾昌朝按规定不给，引起叶清臣的不满，遂在仁宗面前论劾贾昌朝，贾昌朝上疏自辩。最后，叶清臣被罢知河阳，贾昌朝也改徙郑州。在路过京城时，贾昌朝奉诏入觐，留任祥源观使，拜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观文殿大学士之设，自贾昌朝始。

在京城留住不到一年，贾昌朝仍求外补，复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兼侍中，出判郑州。他力辞仆射、侍中等官称，乃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以母丧辞职。服除，移判许州(治今河南许昌)。

不久，仁宗又召贾昌朝入京，在迩英阁接见他，向他询问何谓“乾卦”。贾昌朝引《易经》文，以亢龙为戒，劝谏仁宗修德以避凶患，内以谦恭应物，外以刚健治理万机。同时，他又上书，认为自汉唐以来，皆置三辅以卫翼京师。宋朝都汴，而近京诸郡则隶属他路，与古人藩卫首都之意相去甚远，为此他提出置五辅郡拱卫京师的建议，主张析京东路之曹州，京西路之陈、许、滑、郑诸州皆隶归开封府，以四十二县划为京畿地区。并建议设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等职。仁宗赞赏他的提议，下诏实行。贾昌朝离京还归许州之时，仁宗特诏在京侍读官们在“资善堂”为他饯行，以示殊恩。

许州任满，贾昌朝受命复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自庆历八年(1048)六月，黄河于商胡埽(位今河南濮阳东)决口以后，河患横行。仁宗诏廷臣集议治水之策。当时有两种主要主张，一是河渠司官员李仲昌等提出的纳河水入六塔河(位今河南清丰西南，宋人曾从濮阳开人工河过清丰，是为六塔河)的主张，一是贾昌朝提出的恢复横陇道(位今河南濮阳东)、引河水复故道的治水主张。当时宰相富弼等人都极力主张开修六塔河，贾昌朝的提议未被接受。但开修六塔河的计划最后也告失败。商胡决口塞而复决，河水漫患，尤其是滨、棣、德、博诸黄河下游州郡，受害最重，不仅民田被淹没，而且许多居民也被淹死。贾昌朝为此在境内想方设法赈济灾民，他以宽惠为治，使人皆乐安，仁宗特以其治水救灾有功，赐封许国公，加其官侍中。

嘉祐元年(1056)，枢密使王德用罢，贾昌朝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擢任枢密使，复进京任职，担负中枢决策之任。

五

贾昌朝任职京师的第二年，宰相文彦博上书要求辞职。围绕着宰相人选，宋廷高层展开了激烈地争夺。以前曾得罪过贾昌朝的一些人，担心贾昌朝代替文彦博为相，不利于自己，便明里暗里的散布流言，或上书仁宗，纷纷揭发贾昌朝的短处。

还在河决商胡之时，仁宗曾派宦官刘恢往河北受灾地区视察灾情。当刘恢使回，向仁宗汇报情况时，仁宗问他河决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儿时，刘恢回答说在赵征村。不料这一句话惹得仁宗大为不快。原来，赵征与仁宗的名讳赵祯音同，言河决赵征正犯了仁宗的大讳。所以不仅刘恢受到责罚，廷臣们更扩而大之，说成是贾昌朝指使刘恢故意所为。又说贾昌朝在私宅建豪华居室，室内专设置有招待宦官的客位。还说以前贾昌朝任侍讲、与崇政殿说书王宗道编修资善堂书籍时，名为编书，实为教授内侍。后贾昌朝任职枢密院、宦官有矫旨犯错时，枢密院也充耳不问、宽大释放等等。尽管这些指责后来经查并非事实，但偏听偏信的仁宗当时却皆信有其事，对贾昌朝疑虑重重，故嘉祐三年(1058)六月，贾昌朝即被罢枢密使之职，以镇安军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侍中兼景灵宫使的名号，复出判许州(治今河南许昌)。不久，再以保平军节度使、陕州大都督府长吏，徙任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

嘉祐八年(1063)，仁宗病卒，英宗即位，贾昌朝以前朝旧臣，徙凤翔节度使，加左仆射、凤翔尹，晋封魏国公。治平元年(1064)令以侍中守许州。贾昌朝还未赴任，便因病滞留京城，仍给予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的名号。次年七月病逝，享年68岁，谥曰文元，葬于许州阳翟县大儒乡之老茔。英宗亲书其碑额曰“大儒元老之碑”。

贾昌朝为政期间，惜才爱才，曾举荐范仲淹，又举荐王畴编修《唐书》，荐孙瑜为崇文馆检讨、同知礼仪院，荐郝氏为大名路钤辖等，故有知人之称。为学宏博善论，为文粹然有法，善字画。所著及主持编撰的著作有《群经音辨》10卷，《通纪》80卷，《国朝时令集解》12卷，《春秋要论》10卷，《太常新礼》40卷，《庆历祀仪》63卷，《庆历编敕》12卷及《总例》一卷，重修《庆历编敕》及《律学武学敕式》二卷，另有《奏议集》30卷，《文集》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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