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为首的统治阶层颜面扫地泾原兵变

Posted 2023-03-06 唐德宗

篇首语：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唐德宗为首的统治阶层颜面扫地泾原兵变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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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为首的统治阶层颜面扫地泾原兵变

泾原兵变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兵变，那泾原兵变背景是什么呢？

唐朝中期泾原的士兵受诏去援救襄阳，途径长安的时候，天气十分寒冷，士兵们饥寒交困，迫切希望得到朝廷的赏赐来度过严寒，结果朝廷什么都没给，士兵什么都没有得到就被迫离开。士兵后来又到了浐水，皇帝下令地方官员犒赏士兵，而地方官员阴奉阳违，只给了士兵很少的粗茶淡饭，就要打发士兵走，引起士兵强烈的不满，最终导致了兵变，泾原士兵攻入皇宫后大肆掠夺宫中的粮食和金银财宝。泾原兵变本质上是士兵对朝廷的不满，被野心家利用而发生的一场兵变，这也是泾原兵变背景。

兵变发生后唐德宗带众人狼狈的逃跑，从咸阳城一直逃窜到奉天才停下休整，叛乱的士兵攻下咸阳之后紧追逃窜的唐德宗到奉天。叛军攻打奉天一个多月没有成功，于是退回咸阳城防守。天子颜面扫地，在此期间唐德宗听信宰相的谗言，疏远李怀光，后来迫于叛军的威胁，唐德宗不得不再次重用李怀光。泾原兵变其实是中央集权被削弱的结果，唐德宗是历史上第三个逃离帝都的皇帝，正因为这件事的发生，唐德宗疏远了宰相，由最初警惕宦官到再次重用宦臣，最后导致宦官崛起，这件事情在史上被称为奉天之难。以上便是泾原兵变背景的主要内容了。

泾原兵变起因

泾原兵变起因是泾原士兵俸诏去救援襄阳城，在途径长安城的时候，天气十分寒冷，士兵们饥寒交困，希望皇帝可以赏赐他们，从而度过饥寒交困的日子，可是皇帝什么都没赏赐，就让士兵们离开。

当士兵们到了浐水，唐德宗下令让地方官员犒赏部队，但是地方上却阴奉阳违，只是赏赐士兵很少的粗茶淡饭就要打发士兵离开，引起士兵强烈的不满，这是泾原兵变起因。泾原兵变发生后，士兵攻打都城，唐德宗惊慌失措，赶紧派使臣去和叛军商谈，想要以每人赏赐两匹布帛来化解此次兵变，唐德宗的做法进一步激怒叛军，叛军盛怒之下射杀前来谈判的使臣，泾原叛军拥立朱泚为王。

唐德宗仓皇失措的从长安逃到了奉天，在奉天下诏征集附近诸王前来相助，朱泚攻下长安自立为王，并率领士兵去攻打奉天，攻打一月有余，因城池坚固，守城士兵顽强抵抗。最终没有攻下，被迫撤兵，重整旗鼓再次进攻，在官军和朱泚的军队打的不分上下之时，李怀义率领其部下来救援，一鼓作气的击败了朱泚的部队，朱泚被杀，泾原兵变以此告终，奉天的困境解除，历史称此次事件为奉天之乱。本质上讲泾原兵变起因是统治阶层对下层人民的剥削过于严重，引起底层人民的反抗，百姓这种心理被阴谋家加以利用，最终形成泾原兵变。

泾原兵变结果

泾原兵变结果是唐德宗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三个被迫逃离都城的皇帝，帝王威严扫地，沦为后世笑柄。中央集权被削弱，宦臣势力不断加强，宰相失去了皇上的信任和重视，将领处处受到皇上的猜忌。泾原兵变结果是因为唐德宗不懂如何体恤士兵，不懂得如何安抚自己的部下，只顾自己享乐所导致的。德宗让地方官员犒劳泾原士兵，地方官员阴奉阳违，士兵愤怒引发哗变，最终引发泾原兵变，间接造成泾原兵变结果。

唐德宗本想上位以后大展拳脚，削藩改革，没想到用兵不当以及用人失误，不仅没有削藩成功，反而引发泾原兵变。德宗自己狼狈逃窜，陷入不得不姑息养奸的尴尬情境，朝廷没有发兵镇压藩镇割据的实力，导致唐朝的政治经济发生巨大的改变，特别是在对待藩镇割据的政策上，只能审慎的、采取温和的态度对待，皇帝十分的无奈。而且唐德宗举兵不当，还导致李怀光的叛变。

泾原兵变结果在唐德宗用人不当的时候就已注定，而且唐德宗实行借商、物业税等政策引起社会动荡，紧跟而来的削藩以及削藩路上因赏赐不公导致士兵哗变，引发了巨大的军事危机，朝廷险些灭亡，这更是导致唐朝一步一步走向衰败。后来唐德宗还重用宦官，再也无法成为贤明的帝王，只留下被后世耻笑的名声。这便是泾原兵变结果。

泾原兵变的影响

泾原兵变的影响非常大，最直接的结果是唐德宗为首的统治阶层颜面扫地，中央集权被大大的削弱，朝廷不再重用宰相，对将领十分的猜忌，皇帝由最初的防备宦臣到亲信宦臣，使宦臣慢慢的壮大，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它是唐朝政治的重大转折点，从此河朔藩镇一直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唐德宗上位之时安史之乱已经平息，他拥有带领大唐走向兴盛，成为一代伟大帝王的机会，他上位后锐意进取，认为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先扫清河北的藩镇，于是听从宰相杨炎的谏言，采取各种发展经济的举措。朝廷对河北藩镇大举发兵，可惜用兵不当，不但没有削藩反而引起泾原兵变。

泾原兵变的影响还包括它导致唐德宗在面对河北藩镇的问题时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唐德宗不得不审慎的对待，对此十分的无奈，却又没有强大的实力去镇压他们，只能采取姑息养奸的策略，而另一方面他变革政治体制，成为这场叛乱的导火索。泾原兵变是唐德宗削藩的错误态度，以及用兵不当、连续出现问题导致形势不断恶劣而发生的叛乱。唐德宗最终错过成为一代明君，留名万古的机会，反而成了被叛军追杀，逃离都城的皇帝，被后世耻笑。而且唐德宗在位期间，重用宦臣，疏远忠臣，导致唐朝开始走向衰败。以上便是泾原兵变的影响。

一场房产税逼出来的“革命” 唐德宗泾原兵变

公元784年正月，新年刚过，唐德宗李适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五位下“罪己诏”的皇帝。他的这份认错诏书可能是其中最沉痛的：“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腼面，罪实在予。”

就在两个月前，本来调来平叛的泾原军，因不满待遇发生了哗变冲进长安。德宗皇帝仓皇出逃，被一路追杀到奉天城。四面楚歌中，李适改元“兴元”，并不顾大臣们的苦谏颁行了《罪己大赦诏》。

在这份独特的诏书里，他除了历数自己罪状之外，还赦免了反叛的“四王二帝”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并承认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致。自此之后，唐朝的皇帝再也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直至覆灭。

泾原军之所以哗变成功，与他们掌握了适当时机有关。据史书记载，哗变的五千泾原军在冲入长安城时，一边“争入府库，运金帛，极力而止”，一边在大街上高喊：“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随后，哗变士兵拥立朱泚为帝，国号秦，年号应天。

“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这奇特的口号，居然成了叛军安抚民众表示自己合法性的理由。这其中的缘由，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唐德宗实行“借商”、物业税政策引发社会动荡。

唐德宗李适应该算是个幸运儿。即位之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他有着中兴大唐成为一代英主的机会。登基之初，李适决意重振朝纲扫清藩镇。要扫清藩镇，须先发展经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他听从宰相杨炎的建议，改革“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度，开始实行两税法。

在此之前，唐帝国沿袭着前朝的租庸调制，其实行的根本是对辖下人口丁员的详细统计。在当时的条件下，统计难度大且极繁琐，成本高昂。而当时各地方还加收各种税收项目，如运输所需的脚费、损耗。此外，还有地税和户税及商税、矿税、酒税等多种与租庸调并行的税收。

其税种之多、复杂程度之高、计入之难，超乎今人可想象范围。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建立户籍制度国家的主因。

两税法实行之后，所有税收都并入其中，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改革大大简化了税收程序，从而降低了征收成本。更重要的是，两税法的实行，使中国的百姓第一次有了迁徙的自由，也有了土地买卖的自由。这在历史上无疑是一次进步。

两税法的实施，也许会成为帝国中兴的契机。但是，唐帝国的两税制在实行之始，有着设计上的缺陷，这都是基于帝国政府只求简化自身操作上的困难，而把矛盾推向民众的思维。而且，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叛乱，打乱了李适的计划，使他不得不提前开始武力削藩。一时间，群雄并起，战火不息。

当时，两税刚刚实施，安史之乱造成的破坏尚未完全恢复，朝廷负担不起每月高达一百多万贯的维稳经费。李适下出第一步昏招——听从度支判官赵赞的建议“借商”。即规定财产高于一万贯的商人，只准留一万贯作为经营产业之用，其余的一律借给朝廷充作军费。待朝廷讨贼成功后归还。

于是，首都长安的公安局局长韦祯(京兆少尹)亲自督阵，长安城管队长薛萃(长安尉)亲自驾车，每天一路搜刮财货，不亦乐乎。一旦怀疑对方没有如实申报财产，当场大棒伺候。所有富户的田宅一律封存估价，奴婢尽数抓走出售。这样一场混乱之后，却只筹到八十八万贯，那些热衷于执行政策的官员们，口袋却全都鼓了起来。终于，横征暴敛与赤裸裸的掠夺，酿成了长安罢市商人上街请愿的“群体事件”。

但是，这依然无法满足“维稳”军费之用，而两税法此时尚未见效，只能再开税种。于是，赵赞又想出一条妙计——税间架、算除陌。实际就是房产税与交易印花税。

旧唐书记载：“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子者，验其私簿，投状自其有私簿投状。其有隐钱百，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钱十千，出于其家。”

借商引发的罢市尚在眼前，即征收如此高昂的房屋税，犹如饮鸩止渴。旧唐书称：“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黩之声，嚣然满于天下。”果然，间架税并没有缓解帝国财政的窘迫。当城内一片哗然之时，驻扎在长安城外的泾原军因得不到赏赐，哗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是中国人首次保护个人权利与财产的抗争。

纵观中国历史，其实各时期的农业税率并不高。虽然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次数非常多，但由税负引起直接导致王朝覆灭的并不多。因此，除了朝代末期的制度性失控，各时期的帝国政府对土地的管控以及税赋征收也异常小心谨慎。德宗朝这几起事件，可以说是中国人第一次因为保护个人权利与财产进行的抗争，有着标志性意义。

与欧洲不同，中国商人一直被视为贱民。在皇帝们的眼中，商人不仅富可敌国，而且“引贾四方，莫可踪迹”，是富裕的流民，难以控制。借商等事件正是这种思路的延续，趁机对商人打压，既可解决朝廷资金的短缺，又可压制商人们对自由、创新以及契约精神的本能。

而在欧洲，也正是商人们一步步将君主的特权赎买了过来，帮助欧洲完成了现代化的第一次转型，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也融入了欧洲人的血脉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对个人权利与财产的尊重。

但在中国，皇帝的权威往往使一己之私成为国家的利益，朝代的更替更使“皇帝们”意识到，任何人都可能对他们的统治发起挑战。恐惧使他们采取最保守最残酷的方式来统治。防民富防民主防民享，于是，中国人本来富有的创造力被一点点扼杀。在两千余年的帝国史中，像德宗朝这样保卫个人权利与财产的火花仅一闪而逝，待它再一次闪现之时，已是八百多年以后了。

唐德宗为首的统治阶层颜面扫地 泾原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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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房产税逼出来的“革命” 唐德宗泾原兵变

唐德宗为首的统治阶层颜面扫地泾原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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