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日本驻台总督为何助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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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日本驻台总督为何助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
1900年日本驻台总督为何助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穴今河北？雪两省兴起，孙中山乘机在广东积极筹划惠州起义。
当年９月２５日，他独自从日本到达台湾，在台北新起町设立指挥所，从日本运送军械、武装人员和经费到祖国大陆，并拟“观察华南局势”等待时机潜返内地；同时，他已在日本友人山田良政建议下，争取到日本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协助。
１０月８日，孙中山在台北指挥了惠州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也取得了活捉清将杜凤梧、缴获洋枪七百多支、子弹五万多发的胜利，冲击了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
儿玉源太郎等人所以愿意协助孙中山，一方面是八国联军侵华，清朝政权岌岌可危，日本政界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抱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和期望；另一方面，是企图借用孙中山的声望，帮其稳定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但正当此时，日本政局发生变化，继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不准台湾总督与中国革命党人继续保持联系，致使孙中山在台扩展革命的计划落空，不得不于１１月１０日离开台湾，孙中山首次台湾之行历时４４天。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军阀袁世凯出卖革命，孙中山组织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从福州取道台湾东渡日本。途经台湾时，日当局畏惧孙中山与民众接触而掀起台胞的民族情绪，因此警卫森严。孙中山为此闷闷不乐，短暂停留后离开台湾。在台北住过的“梅屋敷”旅社，现改建为台北市国父史迹纪念馆，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孙中山赴台历史遗址。
１９１８年，孙中山发动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护法运动（即所谓“三次革命”）失败后，再次由汕头经台北东渡日本。当时，他很想在台北同台胞会面，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唤起台胞的民族意识，鼓舞他们的爱国精神。但日本当局用种种办法阻止他同台胞见面，他不得不于次日离台赴日。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孙中山为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分裂活动，促成“国民会议”召开以共商国是，自广州乘船北上，途中经停台湾但未上岸。这是他第４次，也是最后一次旅经台湾之行。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２０００年第０３期，作者：何标，原题：孙中山四次台湾行
高中历史 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何依靠会党发动起义
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何依靠会党发动起义
从孙中山于1895年准备发动广州起义起，到1911年武昌起义止，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过十几次旨在推翻清政府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革命党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十分令人敬佩，但这些武装起义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主要是依靠会党和部分新军。那么革命党人为何在起义中总是依靠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会党力量呢？
一、会党长期坚持反清斗争，有一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易于组织发动。会党是指天地会、哥老会等民间秘密组织。这些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满洲入关后，国内出现许多反清的民间组织，多以“反清复明”相号召。清初大规模的斗争都走向失败，各会党转向秘密活动。二百余年后，这些会党遍布全国各地，虽然多数已不具有政治色彩，但有相当的会党仍坚持其反清宗旨不变，到了清末，由于清政府的统治日益反动腐朽，各地会党的反清活动又逐渐活跃起来。孙中山早期开始革命活动，结交了反清志士郑士良。孙中山在其所著《三民主义·自序》中说道：“其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交游结纳皆江湖之士……告以彼曾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后来孙中山计划发动广州起义，郑士良果然“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这次起义后来因机密泄露而失败，此后革命进入困难时期。于是孙中山“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由于会党对反清斗争十分支持且非常积极，利用会党起事较为容易，孙中山等人都十分重视会党的作用。同盟会中许多人都与会党保持密切联系，甚至直接加入会党，如陶成章、陈其美等。这样会党成了革命党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以后的历次武装起义中，都有会党积极参与，有时更是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二、革命党人如此借重会党，有一重要原因是革命党人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急于求成的心理作用。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认识到清政府得到全国地主阶级的支持，有着较为广泛的基础。他们认为清政府是以人数极少的满洲贵族统治四万万中国人民，其基础十分薄弱。而且清政府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出卖国家主权利益，早已在全国丧失人心，因此只要革命风潮一动，全国就会群起响应，甚至于一些汉族地主官僚也会参与进来。他们还认为革命发生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不会支持清政府，而且还会同情“符合世界各国潮流”的革命。因此只要一处起义成功，清政府就会迅速土崩瓦解。正因为如此，他们只重视针对中上层阶级的理论上的广泛宣传，而不重视细致的针对下层民众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革命党人中还普遍存在着一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理，渴望早日取得革命胜利，因此寄希望于军事上的冒险，以图侥幸成功，有很强的机会主义色彩。如从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就发动六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由于准备仓促而失败，或不得不退出战斗。
三、从根本上看，革命党人借助会党的力量进行反清斗争是革命党人的阶级性决定的。革命党人大多出身于封建地主或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家庭，接受的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本质上看，革命党人是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范畴。他们普遍对中国的劳动人民不了解不相信，有着相当的距离，而且某些人还对广大人民存在着一定的歧视心理。他们把劳动人民看作是等待他们去解放的受难者，而没有认识到可以发动他们自己来解放自己。当改良派攻击革命，认为中国人民“程度未及格”，不能“躐等”实行民主共和时，他们并没有对此作出有力的批判，说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也默认中国人民“知识低下”，不可能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中加以利用。而且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劳动人民发动的义和团运动是一群无知的民众动乱，他们害怕一旦发动人民群众便会无法控制，从而造成义和团运动一样的“动乱”，因此他们希望“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日期，必为促其短”。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妥协性和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敢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的革命。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能提出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革命纲领，而“平均地权”的主张无法满足农民阶级的要求，因此不可能引起广大农民的兴趣。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而浴血奋战的时候，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阶级是不理解的，甚至几乎是麻木的。而这又反过来使革命党人更加不相信人民群众，不愿去发动人民群众。
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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