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董仲舒学派和王充学派 汉代儒学的疯狂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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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两汉董仲舒学派和王充学派 汉代儒学的疯狂扩展

2、汉代古琴为何会成为“八音之首” 汉代的琴学

两汉董仲舒学派和王充学派 汉代儒学的疯狂扩展

西汉的董仲舒和王充反映了两汉时期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观点。

董仲舒认为天和人息息相关,要用儒家思想统治天下。儒学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儒墨道法四家,最开始得宠的是法家,结果造成了秦朝速亡,“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最起码不能全用法家。墨家是肯定不能用,这个选举天子制度,哪朝也赞成。那就剩道家和儒家,所以汉初70余年实行黄老之术,推崇道家思想,清静无为,任其自然发展。结果国家强大,经济恢复,老百姓安居乐业,诸侯王势力坐大,匈奴威胁。朝廷什么都不干,地方豪强什么都干,这么看来道家也不行。

于是就只剩儒家可以选择了。儒家可以煽惑百姓,仁政,民贵君轻,但是它太强调百姓,强调民,忽视了君,所以董仲舒应运而生。他把儒家思想改造了,就是天人感应。其实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说神神鬼鬼的东西。你要问孔子人死了之后怎样,孔子会很不高兴。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思想只讲究活着的时候怎么做一个君子,圣人,活得好就不错了,死后的事我们不讨论。其实也代表了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死后的事确实不知道,你对鬼神只要“敬而远之”就行了,要有崇敬之心,祭祖上坟什么的要去,然后离他远点,别老念在心头挂在口头。

所以董仲舒一不老实,把孔子的意思改造成天人感应,“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是代表天道,任何人都要服从,皇上一看这个思想太好了,用!而法家的思想不是这么说的,它是说:“老师现在告诉你们,你们每个人都要认真听课,谁不听谁滚,因为我是老师。儒家则说,老师告诉你们,一定要听,因为我讲的高考特有用,你们准能考上一流大学。一个说的是法家思想:我是老师,所以你得听我的,不听滚;第二个是儒家思想:你要听我的,因为我为你们好。

对百姓也是这样。法家是,要尊重天子听皇帝的话,不听把你脚剁了,人跑越南去了,你怎么剁啊。儒家说,你要尊重他,他是天子,他代天行生生之道,要是不听他的,必遭天谴,一个雷给你劈了,跑南极也劈。这样一来,你得服从天子吧,皇上如果失德,苍天就会示警:干旱、山崩、地震。苍天示警了,皇上就知道自己做坏事了,于是斋戒沐浴,下罪己诏,把自己臭骂一顿。老百姓觉得这个皇上不怎么,你就祷告吧,老天爷,你儿子太坏了,你赶紧把你儿子收走吧。50年后皇上驾崩,当然你能熬上50年的话,你的祷告就算应验了。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牛,跟焚书坑儒有一拼,但这个时侯的儒跟孔子的儒已经不一样了,实际上变成了外儒内法。汉宣帝的时候,就曾经非常高兴地说,汉家有制度,霸王道杂之。霸道就是法家,王道就是儒家,这已经不是孔子所提倡的那种思想了,朝廷不管那个,只强调要为巩固统治,为政权服务就行。

跟董仲舒的思想不一样的是王充,王充的思想体现在《论衡》一书。他认为万物由元气构成,元气是物质,物质构成论,当然是唯物的了。他反对天人感应,反对有鬼论,反对厚葬。“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老天的运行是有自己的规律的,该冬天就冬天,该夏天就夏天,跟尧贤桀戾也没关系,不是说尧在位就天天风调雨顺,桀在位就天天地震,它有自己的自然规律。

他从反对有鬼论出发,反对厚葬。

中国的古墓,十墓九空,所有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属于抢救性挖掘。为什么十墓九空,因为中国的盗墓事业欣欣向荣,几乎可说是中国最古老的事业了。行业如此发达的原因就是厚葬,中国人视死如生,把死人当活人对待,墓穴里微波炉热水器全都放进去,当然有人刨。埃及法老王弄那么大个金字塔,当然也有人刨,指不定能刨出几百个微波炉。

欧洲人的墓就没人刨,欧洲中世纪的国王葬在教堂里面,一个石头棺材,一身衣服,一把宝剑,刨他干吗?现在就更加简单,用膝盖想都知道,挖开之后是一本圣经,这个家家都有,然后一套西装,你敢穿吗,你知道他怎么死的?所以那边没人盗墓。

反观中国,前些年那个老山汉墓开挖,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是重大考古发现,想着应该有金缕玉衣、黄肠题凑。最后吹了,还没进墓室就看到王后在地上躺着,成了化石,证明早就被盗了,而且不是现代盗的,恨不得刚埋完就盗。皇帝陵那盗墓的专用工具叫洛阳铲,因为洛阳周围古墓多,所以说别厚葬,没有用。隆重的葬礼其实是做给活人看的,瞧我多孝顺,我对我爸多好,他活着的时候你对他好点不行吗?有的地方那风俗,老太太一死,所有的闺女得给她做被子,绸缎的被子一床床地塞进棺材里去,最后塞的老太太搁不进去了,这何苦呢。那么好的被子,她活的时候盖过吗,活的时候烂棉絮,死了再给她盖崭新的被子,搁在地下让水沤着,让土埋着。所以王充当时就看到了事情的本质,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很有意义。

汉代古琴为何会成为“八音之首” 汉代的琴学

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述”,开中国2000余年的儒学正统之先声。随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社会地位上升,琴学得正统地位,一方面使得先秦各种活跃的琴学思想逐渐凝固为儒学教条,另一方面,也使两汉时期古琴艺术在理论的总结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比如东汉琴家桓谭所著《新论》中《琴道篇》,蔡邕所著《琴操》等。

东汉琴家桓谭(约前33~39),曾为掌乐大夫,十分喜爱创作新声。桓谭的琴学思想主要见于其所著《新论》29篇。《新论》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的虚伪实质,进行有力的驳诉。其中《琴道》篇则重于琴学理论的论述,内容包括琴论、琴史和琴曲解说等几个方面,此篇并未写完,由东汉的班固续成。

总体来说,《新论·琴道》中所体现的琴学思想,主要反映了儒家的音乐正统观。有些学者认为,桓谭在《琴道》中所论述的儒家音乐观,与他喜爱新声的音乐实践不相符合。比如关于礼乐关系,《琴道》记载有“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说明音乐的使用要合于礼。关于音乐和自然的关系,《琴道》记载:“昔神农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说明古琴的产生取之天地,和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把古琴形制附会于自然天象,视其为效法天地而作;所述完全为独尊天下的儒家之腐论。而与桓谭喜爱创作新声琴学实践相脱节,反应了当时知识分子人格分离的社会现实。

《琴道》在琴史方面,介绍了师旷和雍门周等琴人。其琴曲部分介绍了7首作品,分别是《尧畅》、《舜操》、《禹操》、《文王操》、《微子操》、《箕子操》、和《伯夷操》,每首作品不仅介绍了主题思想,还指出了它们的音乐特点。不难看出,无论在琴史或琴曲方面,同样反映了一种十分浓重的儒家音乐观。这与他驳诉谶纬神学的虚伪实质的进步行为,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桓谭《琴道》中的理论,常为后世儒家所应用。

汉代的琴论继承发展了《左传》中乐论的观点,提高了古琴的八音中的地位。明确说明音乐的使用要合于礼,强调作为文人修身养心的琴乐,其目的就在于端正人心,禁止“淫邪”等不合礼的观念和行为。汉代琴论中的礼乐思想影响了以后的两千余年。音乐和政治的关系,是汉代琴论突出强调的问题之一,在这一时期的文献有不少记载。《史记》、《新论》、《淮南子》有大量篇幅加以论述,说明音乐对治国的重要性。蔡邕《琴操》也持相同观点:“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这些琴论反映了作者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淮南子·泰族训》所载“神农之处作琴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蔡邕《琴操·序首》记载“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两段琴论中提到的“反其天心”、“反其天真”,借用道家的观点阐明音乐要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本性的观点。这在当时独尊儒术的环境下,与“琴者,禁也”的主流言论相比,对古琴音乐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愁,以琴交友蔚然成风。琴在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象征。魏晋六朝时古琴的定型期,也是历史上古琴艺术的兴盛时期。魏晋名士对古琴艺术的推崇,则是古琴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汉代的士人,多为官为宦或出入豪门大姓;大都是忱于享乐,乐于享用他们心目中卑下的乐人演奏的“郑卫之音”的。在风花雪月声色犬马酬酢之后,心灵又往往有矛盾空虚之感;惟有寄托于琴,抚弦操缦。琴音本身的清静特性,确实使人心净神清;在悠悠琴音的涤荡中,能重塑其傲岸浩然的儒士之慨。这就是“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御邪僻,防心淫”等论点提出的真正社会背景。以下两则史实,就是这种风气的很好说明:

离事篇》

“善鼓琴……性嗜倡乐。”《后汉书桓谭列传》

东汉通儒马融,也是既善鼓琴,也好俗乐,并作《长笛赋》。

“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列传》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汉代的琴就从单纯“歌南风”的乐器,变为“御邪僻,防心淫”、“修身理性”之器。琴也跟着从一件普通乐器,超出世俗,甚至超过曾肩负过周代礼乐重任的“金石之乐”的钟与磬,而跃为“八音之首”。琴的地位更被提升成四时五行、天地六合、尊卑位分的象征,从而成为“琴道”。从此,古琴成了士人的专用乐器;并造就形成了人类文化史上极其罕见的乐种:连绵延续二千多年,充满了文化人智慧的 “文人音乐”--古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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