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如何为裕仁天皇洗白?

Posted 2023-01-07 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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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如何为裕仁天皇洗白?

战后日本如何为裕仁天皇洗白?

天皇作为东亚战争的发动者和指挥者，其战争责任不言而喻。然日本战败后，虽许多左翼分子对天皇战争责任的挞伐不曾停止，但总的来说，天皇多以和平使者的形象出现的公众面前。天皇不仅没有受到审判，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成功的同战时军部撇清了关系，将战争责任推卸给军部，甚至是国民。那么，天皇是如何成功推摆脱争责任的呢？

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政府左右着国民思维，所以天皇有能力影响到日本民众的战争认知。战时，天皇以“遍宣皇道”为由，推动民众支持对外战争。战后，天皇又通过多重运作，来塑造自身和平使者的形象，蒙蔽民众，从而摆脱战争责任。在天皇及政府的宣传下，大多数日本民众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认识不清，而从天皇到麦克阿瑟、从战后政府到旧系军国主义分子都试图诡辩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便是天皇摆脱战争责任的基础。

臣子们对天皇的净化

天皇及天皇制最忠贞的臣子们从“玉音放送”之初，便开始着手策划净化天皇。在“玉音放送”仅七个小时后，时任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要求全国为无法“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而向天皇谢罪。从这一刻起，天皇成了宣传和平的使者，而其臣民却必须要因未能赢得战争而内疚谢罪。在这看来矛盾的背后，却是大臣为保护天皇而精心策划的概念转换。

1945年8月17日，第一个皇族内阁东久迩宫稔彦内阁成立。东久迩首相作为皇族成员，以“维护国体是超越道理和感情的、是我们坚定的信仰”为根基，发表了著名的“一亿总忏悔论”：

事情到如今之地步当然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失败，但国民道义的败坏也是原因之一。在此我认为，军、官、民即国民全体必须彻底地反省和忏悔。我相信，全国上下的总忏悔乃我国重建的第一步，我国国内团结的第一步。

“一亿总忏悔论”的出台，遭到了日本民众的抵制和批评，其中许多民众表现出被欺骗和被出卖的愤懑。在爱知县有舆论认为，“我们为了打赢战争，忍受着所有的无理，今天才晓得了解国力真相的指导者们的欺瞒政策”，“历来的指导当局在国民总忏悔前，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另外，佐贺县也有舆论反映“如果说战败的责任，应该是最高为政者的责任，今天，对民众论起败战责任没有道理”。“一亿总忏悔论”的出台激化了民众对政府的质疑，但也将民众的愤怒导向军部。如此，“一亿总忏悔论”成功的将国民视线转向战时军部而非天皇，在民众认知上将天皇同战争责任区分开来。

除了在国民认知层面上庇护天皇外，天皇的大臣们还在美国人面前不遗余力的为天皇辩护。外务大臣重光葵多次向驻日美军高级将领宣扬天皇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甚至外带威胁的表示天皇制同日本的稳定息息相关，以期求盟军司令部保全天皇制，并帮助天皇规避战争责任。臣子们的行动对战后驻日盟军关于天皇制的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驻日盟军总部进一步感受到天皇对稳定日本的重大作用。

天皇忠贞的臣子们在帮助天皇打下了推卸战争责任的基础——于内，将民众的愤怒引向军部，而使天皇独善其身，远离纷争；于外，使得驻日盟军总部进一步看重天皇的作用，争取到了驻日盟军总部对天皇的同情。那么，接下来，便轮到天皇亲自表演了。

天皇的表演

无论于内于外，天皇的表演都开始于臣子们的铺垫之后。天皇的表演分内外两个方面，对内以巡幸最能体现，对外则是笼络以麦克阿瑟为首的驻日盟军高官。

战败前，裕仁天皇仅仅公开露面过一次，为保持天皇作为“现人神”的形象，这是必要的。但战败后，臣子们一方面将战争责任引向军部，一方面又极力宣传天皇是和平的使者。那么保持神秘便不再必要，展现天皇亲民的一面才是最适当的策略。

战后天皇开始频繁的公开露面，亲近民众，如视差灾区，探望民众，其中最重要的表演便是天皇巡幸全国。在发表《人间宣言》后不久，昭和天皇便开始“巡幸”全国。天皇巡幸持续了近8年，累计165天，行程3.3万多公里，足迹遍及冲绳以外的日本列岛各地。其目的既是要提高天皇的权威性，也在于亲近民众，展现自身和平使者的风范。

天皇视察灾区

天皇巡幸使得日本民众进一步敬重天皇，这从巡幸中发生在京都大学的事便可窥一二。51年天皇巡幸关西，在造访京都大学时，遭到了部分学生的刁难。学生们先是在正门口的横幅上写下“曾经是神灵的您让我们无数先辈的生命终结在了战争上，所以请无论如何都不要再成为神灵了！也请多看看学生们的遗言吧！”然后在学校播放《君之代》时高歌《守护和平》。最后，有一位学生想递一份“公开质问状”给天皇，上面写了关于西寻公帑、朝鲜战争和天皇战争责任的问题。这份“质问状”在安保人员和校方的严防死守下，最终没有到达天皇手中。京都大学学子们的所做作为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民间对此事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有的要求京都大学学子下跪磕头道歉、有的声称要拿刀去京都大学砍杀那些肇事者、还有的甚至上万言书，要求废校。凡此种种，却都体现了战后天皇亲近民众，维持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依然受到日本民众的广泛爱戴。在这种情况下，在广泛的民众心中天皇的战争责任几何，便不言自明了。

除了对内维持权威，亲近民众，展现和平使者的形象外，天皇也积极拉拢麦克阿瑟。天皇本人在美军进驻日本不到一个月便亲赴麦克阿瑟住所与其详谈，表明他并未介入战争，是军部的人蒙蔽圣听，操纵天皇，甚至假传圣谕。谈话中，裕仁天皇还表现出对民主的热忱和对未能避免战争发生的无奈。一向不善雄辩、甚至连普通会话亦难以自如应付的裕仁天皇，却能如此伪善的辩护自己的责任，以至于“若是外星人听到了天皇的谈话，可能会认为天皇是1945年8月15日才刚登基的”。

天皇积极拉拢麦克阿瑟——这位战后日本实际上的新天皇——取得了极其成功的效果，让麦克阿瑟坚定的站在了天皇身边，成为天皇推卸战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么，麦克阿瑟又是如何帮助天皇摆脱战争责任的呢？

麦克阿瑟的助攻

日本投降后，美军占领日本，成立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的占领时期。麦克阿瑟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而君临日本，“对日本国民，事实上具有无限的权力”，“是八千万日本国民的绝对统治者。”美国占领时期，日本民众将麦克阿瑟看作带给日本民主与自由的“救世主”，将曾经用于形容天皇的用词加于其身。这段时期的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中，不乏对麦克阿瑟的溢美之词。作为占领时期日本实际上的“天皇”，麦克阿瑟所享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与战败前的裕仁无二。于是，这边注定了麦克阿瑟对天皇的任何举动，都将带对日本民众产生巨大的影响。

麦克阿瑟主政日本期间，几乎不与日本政客或民众接触，“只有16个日本人跟他说话超过两次”。而且每当麦克阿瑟谈起其在日本主政时期的感受和成就时，其以家长式的语气居多，所以麦克阿瑟对日本人绝谈不上亲近。但麦克阿瑟在接见裕仁天皇时，却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谦逊和有礼，甚至有点恭维。1945年9月27日，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进行第一次会晤。当裕仁天皇到达麦克阿瑟住所时，麦克阿瑟亲自出来迎接，并用洪亮的嗓音说到，“非常、非常欢迎您的到来，先生”，并主动握手。这是麦克阿瑟的属下第一次听到他称别人为“先生”。

在之后解密的天皇与麦克阿瑟对话的详细记录中可以看到，麦克阿瑟主动称赞裕仁终止战争的“御英断”，避免了日本民众遭受不可估量的灾难。并在会谈后，要求盟军最高司令部确定这样的“事实”：裕仁天皇在宣战之时并无行使权力之自由；天皇当时“欠缺对事情的正确认知”；裕仁天皇冒着生命危险终止了战争，避免了日本民众受到更为沉重的伤害。此外，盟军总司令部还提出要追究“使日本国民的现在和将来都陷入苦境的陆海军知情者及其协力者”的责任，要以“指导者战争责任观”来改造日本国民的战争观。盟军总司令部还授意NHK播送《真相是这样的》纪录片，要求各大报纸转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溃》，从而宣传军部的战争罪责。

另外，最为的重要的便是麦克阿瑟及其领导的驻日盟军总部，极力阻止东京审判天皇。东京审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官方对战争责任的认知。麦克阿瑟及其部下极力劝说华盛顿不可审判天皇，还在东京审判期间，不断施压法庭。在麦克阿瑟的、不懈努力下，天皇终于逃脱了审判，在官方层面上彻底撇清了战争责任。这成了天皇摆脱战争责任最重要也是最有力的一步。

通过上述的方式，麦克阿瑟及其所统治的驻日盟军总部帮助裕仁天皇摆脱了战争罪责，“净化”了天皇的战时作为。因麦克阿瑟在当时日本具有无上权威，所以其对天皇的开脱，也使得天皇和平使者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至少在一定时间内蒙蔽了大多数日本民众。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合力之下，天皇在战后成功的摆脱了战争责任，摇身一变成为了和平的使者。但无论天皇如何善变，日本国内至始至终都有一批明白事理的人，抨击天皇的伪善，要求厘清天皇的战争责任。此外，以井上清为代表的部分日本学者在战后著书立说，要求审判天皇，揭示天皇的虚伪面孔，废除天皇制。由此可见，即便天皇再如何净化，其深藏的污点终究会被理性的人所发觉。虽然天皇能摆脱战争责任，却终究无法改变历史真相。

裕仁天皇为何为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感到愤怒

日本方面所说的“满洲事变”，就是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

关于“九一八事变”因何爆发，中日双方历史学者的认识分歧明显：中国学者多认为日本觊觎中国东北已久，只是等待合适时机;不少日本学者却视其为偶发事件，是关东军不听指挥、独断专行的结果。

要说当年的日本军政高层在这场事变爆发前夕一点不知情，那是不可能的。

“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动者，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参谋石原莞尔。他们计划要在1931年9月底在满洲(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的称谓)“搞事”的消息，在日本军政高层圈内不胫而走。

9月15日，日本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得知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搬运粮草弹药，马上电告外相币原喜重郎，币原喜重郎急了，亲自跑到陆军省对陆军大臣南次郎表示抗议，南次郎则很无辜地表示，自己也不清楚这回事。恰好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要视察关东军，南次郎便嘱咐他出差时帮忙过问一下传闻是真是假。

9月17日晚，建川美次坐火车抵达奉天，板垣征四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接风宴上把建川美次灌了个烂醉。第二天夜里10时许，就派人炸毁奉天北郊柳条湖一小段南满铁路，并嫁祸于中国军人，史称“柳条湖事件”。随后关东军突袭东北军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

很明显，野心不断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力量要全面侵略中国，必先控制东北三省，要控制东北三省，必先找到借口，挑起战端。但从事变发生后那几天日本军政高层的种种反应来分析，他们内部对此并没有“统一思想”，也没有足够的准备。

事变爆发后不到10小时，即9月19日早上7点，日本陆军中央开会，会上几乎没人主动发言表态，只有时任军务局长的好战派小矶国昭提议，要让驻朝鲜日军增援东北。其他与会者不反对，于是就这么决定了，但陆军方面没有派人通知内阁。到10点钟，日本政府内阁召开紧急会议，首相若礼次郎亲自拍板：事变不能扩大化。

下午1点，内阁将决议上奏昭和天皇裕仁(明仁的父亲)时，若礼次郎还特别强调：如果军队活动范围要扩大，必须得到内阁许可。

一小时后，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等陆军三巨头开会，再次表示支持“不扩大”政策。但到了第二天，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和教育本部长荒木贞夫三位“二把手”，却齐齐反对顶头上司的意见。

局面一时变得相当诡异：一方面要越境增援、扩大出兵，驻朝鲜军马上要坐火车出发了，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奉天的关东军，也急不及待打算直扑吉林;另一方面南次郎直接指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要求“不扩大”事态，本庄繁则传令部属暂时按兵不动。

2015年元旦，日本明仁天皇发布新年致辞，其中一段话耐人寻味：

“今年正值二战结束70周年。那场战争中很多人去世了。在各战场上去世的人们，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与以东京为主的各城市的轰炸中去世的人们都实为众多。值此机会，充分学习以‘满洲事变’为开端的这场战争的历史，思考今后日本的应有状态，我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以往明仁天皇的新年致辞，很少直接触及战争历史话题，但今年恰逢特殊的周年纪念，话题虽然敏感，却似乎又无法回避。那他重提“以满洲事变为开端”的那段历史，又有何深意呢？

“满洲事变” 引发内讧

1934年，由母亲香淳皇后抱着的明仁亲王。天真童稚的他当然无从明白政情险恶与世事动荡，只有在日后的岁月里，才能慢慢品尝到军国主义给别的国家乃至日本自身带来的痛苦和伤害。

政党相争军人得利

陆军内部乱了，日本内阁也乱了。

9月21日早上10点，内阁再次开会，战与不战两派意见争执不下，若礼次郎希望能讨论出一个折中方案。但下午3点，前方传来消息：未经内阁同意，驻朝鲜军已擅自出兵东北了。

日本军法明文规定：不经天皇批准而向境外出兵是重罪，指挥官可判死刑。这下子军部首脑也慌了神，如果真按军法处置，主战派军官丢了脑袋，军部自身的权威和颜面何在？于是，军部直接向天皇申请：出兵。

天皇裕仁也不傻，不会主动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反而谕令政府继续执行“不扩大”政策。到了9月22日下午，内阁三度开会，这一次若礼次郎松了口，允许军部增兵中国东北。

若礼次郎不是坚持“不扩大”吗？怎么突然就服软了呢？

说穿了，他是担心如果在“满洲事变”上与军部彻底闹僵，陆军大臣南次郎很可能被迫辞职，陆军方面再一闹腾，他所领导的民政党本届内阁内阁将面临崩盘。

所谓为国出力，在政党时代，都是为党效力。当年日本有个说法，叫做“宪政常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政权应掌握在议会第一大党手中，二是第一大党无力执掌政权时，便移交给第二大党。看上去顺理成章，但隐含着一个重大“玄机”：不管选举能不能赢，只要看准时机设法把竞争对手拉下马，就能轮流坐庄！

在这种精神指引下，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各政党之间经常互揭老底，互曝丑闻，广大老百姓本来对政党政治还抱有些希望，结果一看，得，狗咬狗一嘴毛，谁也不支持了。

那支持谁呢？军部呗。

早在“满洲事变”四年多前，即1927年3月，议会第二大党政友会首脑、有军人背景的田中义一，与掌管政令审批权的枢密院合伙搞阴谋，否决了第一大党民政党(前身为宪政会)首脑、首相若礼次郎的一道重要金融命令。若礼次郎一气之下辞职，田中义一顺利上位。

田中义一背后有日本全国退役军人组织“在乡军人会”的大量选票支持，自然积极主张对华扩张，以强硬姿态面对欧美。1927年六七月间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专门讨论对华政策，在日本外相官邸召开)上，兼任外相的田中义一公然表示，为维护日本在东北与山东权益，要“决心”应对世界范围内的诘责。第二年初春，国民革命军北伐途中占领徐州，逼近山东，日本关东军旋即出兵济南，到5月初酿成了中国军民死伤数千人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6月份，关东军密谋在奉天皇姑屯火车站附近埋下炸弹，炸死“东北王”张作霖，惊动英美舆论和政界，连深宫中的裕仁也不得不指令田中义一彻查此事。

田中义一放出的好战之虎，最终咬伤了自己。关东军不给他面子，不配合调查，只草草写了份报告，说查不到谁是案犯。田中义一两头受气，想把两次事件的责任都推给关东军驻当地的司令官，却受到日本朝野更强烈的批判。最终裕仁震怒，勒令田中义一辞职回家。

田中义一走人，若礼次郎再次上岗。但尝到甜头的关东军激进派军官们意识到：我们不管怎么自作主张、先斩后奏，只要做了对大日本帝国扩张势力有好处的事，就不会受到真正的追究。

当“皇姑屯事件”主谋、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卸任之后，继任者板垣征四郎的胆子自然更大了。于是，就有了后来他一手导演的“满洲事变”。

以史为鉴何去何从

2012年年底，偏向保守及民族主义的自民党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执政权，安倍晋三以党总裁身份出任首相第二次组阁。自那以来，他先是高调参拜靖国神社，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再通过“秘密保护法案”，目标直指修改和平宪法，引起中、韩等邻国不安，日本国内及国际舆论也对此密切关注。他的所作所为，不难让人联想到大半个世纪之前的好战派田中义一的影子。

而明仁天皇生于1933年年底，那时候“满洲事变”爆发还不到30个月。如今已是八旬老者的他曾公开表示：“作为在战争中长大的人，对之前的世界大战有强烈的感受。”

尽管天皇在日本只是“虚君”，却依然有一定的舆论影响力。败战七十年之际，明仁天皇重提“满洲事变”，敦促国民“思考今后日本的应有状态”，是否也有某种特殊寄托，多大程度上能成为日本今后国内国际政治政策走势的风向标，我们或可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