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著作《墨子》中有着什么样的逻辑思维

Posted 2023-03-06 墨子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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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著作《墨子》中有着什么样的逻辑思维

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由于它是围绕着辩或辩论(论证)而展开的，所以也被称为墨辩逻辑。其逻辑思想和体系主要反映在《墨经》一书中。

后期墨家逻辑以辩为核心，其中包括名、辞、说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和由故、理、类三物构成的逻辑推理。

在后期墨家逻辑中具有论证的性质，《墨经》把辩定义为"争彼也"，即把辩看作是关于"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或谓之是，或谓之非"的一对矛盾命题的是非之争，而且认为辩必有胜者和负者，并要求分清胜负。辩的目的和作用在于"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

辩具有名、辞、说三种基本思维形式。在后期墨家逻辑中，对这三种思维形式的理解，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后期墨家逻辑中的名是用来摹拟、称谓事物的所然与所以然之性质的，《小取》说："以名举实";《经上》说："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这样的名就具有概念的性质。名又是言词(命题)的构成元素，因而也具有语词的性质。后期墨家首先从概念外延上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达名"相当于范畴，如"物";"类名"相当于普遍概念，如"马";"私名"是限于对某一个体事物之称谓，包括专名或姓名，相近于单独概念。后期墨家还从概念的内涵上把"名"分为相当于具体概念的"形貌之名"和相当于抽象概念的"非形貌之名"，以及相当于时空概念的"居运之名"和"量数之名"，等等。

辞是用来表达人们思想上的断定的。《小取》说："以辞抒意"，所以"辞"又是构成推理的要素，即用作前提、结论或论证的论题。如《小取》把"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这种直接推理叫做"比辞而俱行"，把论证叫做"立辞"。辞有时与"言"通用，言辞是对事物的陈述，它是由名构成的。后期墨家还提出了"尽"、"或"、"假"、"必"，即全称、选言、假言、必然等命题形式，尤其对词项在命题中的周延性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它认为，肯定命题的谓项是不周延的，"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而否定判断的谓项是周延的，"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后期墨家对辞的矛盾关系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揭示，如将"辩"限于一对矛盾命题的一是一非之争，在"止"式推论中提出用特称否定命题反驳全称肯定命题和用全称否定命题反驳特称肯定命题等。

后期墨家逻辑强调"以说出故"，即通过说的方式以明确 "立辞"的根据和理由。《经下》诸条有"说在......"字样，接着极简要地标出理由或例证，然后在《经说下》加以解释，这就是 "以说出故"形式的运用。后期墨家把知识按来源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种。说知源于亲知和闻知，是由已知到未知的间接推理之知。《经说下》举例说，已亲知室外之物的颜色是白的，又闻知室内之物的颜色与室外之物的颜色相同，由此就可以推出室内之物的颜色也是白的。后期墨家还从当时的辩论中，总结出多种推论形式，主要有：具有选言性质的"或"、具有假言性质的"假"、相当于直言推理的"效"、相当于复杂概念推理的"侔"、相当于对当关系中矛盾命题之间推理的"止"，以及"辟"、"援"、"推"等一般类推。

后期墨家认为立辞必须明故、理、类三物，"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故是指一事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经说上》将"故"分为"大故"和"小故"两种。大故就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则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它们相当于假言命题的前件或直言推理中的小前提。"理"即"法"，有规律、模式、本质之意。"类"是指类之同者。故、理、类三物即是立辞必须明确"辞"，明确论题或结论之所以能成立的理由和条件，又必须明确事物之间因果关系或条件关系的一般规律，还必须知其类同者。这三物既是后期墨家逻辑推理论证的原则，也是其推理论证的基本形式，即由故、理、类三物而推出"辞"的基本过程和形式。

后期墨家对逻辑的基本规律也有比较明确的论述。在同一律方面，《经说下》中指出，"正名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认为"彼"之名只能指彼之实，"此"之名只能指此之实，彼此之名都不能既指彼又指此。这是后期墨家的"正名"原则，从中揭示了同一律的基本内容。它还十分重视同一律的应用，提出了"通意后对"的原则，即在辩论中必须先明确概念(通意)，然后才能论辩(后对)。

后期墨家也把"辩"定义为争论一对矛盾命题中的是非。如针对同一动物，甲说"这是牛"，乙说"这不是牛"，就叫做"争彼"。后期墨家指出，这样的争彼是"不俱当，必或不当"的，也就是不能同真，必有一假。这相当于矛盾律的内容。后期墨家曾用矛盾律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一些论点的逻辑谬误。例如，《经说下》在批驳"言尽悖"之谬误时指出，如果"以言为尽悖"这个命题为真，则表明存在着并不荒谬的言论;如果这个命题为假，也表明有些言论不是荒谬的。因此不管怎么说，这个命题都是不正确的。

后期墨家还揭示了排中律的内容，指出"谓辩无胜，必不当"，即认为矛盾命题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

后期墨家对推理论证中的谬误问题作了仔细研究。《小取》指出，事物有相同的性质，但不一定在一切方面都相同;事物的现象相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一定相同等等。因此，对譬、侔、援、推这些论辩方式运用不慎，或作为公式到处搬用，就会出现"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的谬误。后期墨家把侔式推论的谬误，分为①"是而不然"，即肯定的前提是正确的，肯定的结论则是错误的。②"不是而然"，即否定的前提是正确的，否定的结论则是错误的。同时还规定了"异类不比"的类推原则。对此，《经说下》举例说，如果提出木头与夜间哪个更长，智慧与粮食哪个更多，爵位、亲属、操行和物价哪个更贵这样的问题，显然是荒谬的。

后期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可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古印度因明(见印度逻辑史)相媲美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逻辑史和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从秦汉以后，这份宝贵的遗产长期被忽视。晋朝时，鲁胜虽曾作《墨辩注》，但仅存其"叙"。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孙诒让、梁启超、章炳麟、章士钊、谭戒甫等人才开始把墨辩逻辑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使后期墨家逻辑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视，并有了新的发展。

先秦墨家的墨子到底是如何游说各国政要？

墨子是先秦诸子中不可多得的农民思想家，其理论之深湛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更扩及逻辑哲学。其言语常由小及大，连类比譬，逐层推理，蕴含着卓然不群的辩论艺术。具体地说，他将辩难论说的手段列为七种，分别叫作：或、假、效、辟、侔、援、推。

“或、假、效”常被用来防备守卫，故又称“戍言三范”。

《墨经》中这样解释“或、假、效”三种逻辑哲学：“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

即：“或”是表示一类事物中仅有一部分是如此，并非全部都是如此。“假”是表示思想上的假定，并非表示现实就是这样。“效”是为辩论提供标准的规范和底线，以免漫无目的、失去道义。

白马是马，乘白马是乘马。获是人，爱获是爱人。臧是人，爱臧是爱人。这是属于“是而然”(前提肯定，结论也肯定)的情况。

获的父母是人，获事奉她的父母不能简单说成“事奉人”(指作别人的奴仆)。她的妹妹是美人，她爱妹妹更不能说是“爱美人”。车是木头做的，乘车不能说是“乘木头”。船是木头做的，入船不能说是“入木”。强盗虽然是人，但某地强盗多，不能简单地说“某地人多”;某地没有强盗，也不能简单地说“某地没有人”。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讨厌某地强盗多，并不是讨厌某地人多;想让某地没有强盗，并不是想让某地没有人。世上的人大家都赞成这一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说“强盗虽然是人，爱强盗却不能说是‘爱人’，不爱强盗不能说是‘不爱人’，杀强盗也不能简单地说是‘杀人’”，就也应该是没有困难的。这是属于“是而不然”(前提肯定，而结论否定)的情况。

“读书”不等于“书”，“好读书”却等于“好书”。“斗鸡”不等于“鸡”，“好斗鸡”却等于“好鸡”。“将要入井”不等于“入井”，阻止“将要入井”却等于阻止“入井”。“将要出门”不等于“出门”，阻止“将要出门”却等于阻止“出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说“‘将要夭折’不等于‘夭折’，阻止‘将要夭折’却等于阻止‘夭折’。儒家主张‘有命’论，不等于真的有‘命’这东西存在;墨家‘非执有命’，却等于‘非命’”就也应该是没有困难的。这是属于“不是而然”(前提否定，而结论肯定)的情况。

在以上三个一线贯穿的案例中，墨子举重若轻的从形式上驳倒了“杀强盗等于杀人”与及儒家的‘有命’论。这是对“或”的运用。

假使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还能有不孝的吗？看待父亲兄长及君上像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孝的事情呢？还有不慈爱的吗？看待儿子、弟弟及臣子象看待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慈爱的事情呢？这样不慈爱就没有了。还有强盗和贼寇吗？看待别人的家象自己的家一样，谁还盗窃？看待别人就像自己一样，谁还害人？所以强盗和贼寇就没有了。

此处，墨子连用排比，且兼反问，句式明快，论证有力。但是类似“爱人若爱其身”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十分鲜见，故而只能以联想虚构匡其不足。这是对“假”的运用。

但是，仅仅将“或”和“假”务于精熟，只能让自己的立论不易被破而已。想要让人真正的从情理上加以信服，还要在话外之音中渗入“为天下兴利除害”的道德理想。

墨子认为，如果对方对于“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这些最基本的社会规范都不认同，那么大可不必再做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这就是“效”。

“辟、侔、援、推”多用作攻辩争论，也叫“出故四法”。

《墨子·小取》篇这样概括辟、侔、援、推四种手段：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简而言之，“辟”就是举例说明，“侔”为类比推进，“援”即为攀援引证，“推”则大都同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

《墨子？非攻下》开篇就说：“对于当今天下所赞美的人，该有怎样的说法呢？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赞誉他呢？还是他在上不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不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赞誉他呢？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必定会说：‘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人们才赞誉他。’现在天下所共同认为是义的，是圣王的法则。但现在天下许多诸侯大概还在尽力于攻战兼并，那就只是仅有誉义的虚名，而不考察其实际。这就象瞎子与常人一同能叫出白黑的名称，却不能辨别那个物体一样，这难道能说会辨别吗？”

这里墨子用不辨墨白的盲者比喻不辨是非的天下人，以证明大道难识，这就叫作“辟”。

何者为“侔”？

《墨子？兼爱上》说：“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

这里“君自爱”、“父自爱”、“兄自爱”的说法就是类比推进，即“侔”。

《墨子？非攻上》有一段指责百姓只知“窃钩者诛”的论述，上面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看见少许黑色就说是黑的，看见很多黑色却说是白的，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白和黑的区别。现在小范围内做不对的事，人们都知道指责其错误;大范围内做进攻别国的坏事，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他为义举。这可以算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

这里便是运用“援”的手法，反问对方既然“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这是不懂得“黑白之辨”的行为，那么“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就一定也是不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了。

关于“推”式手法，在墨子反驳公孟子的论述中，可以循迹一二：公孟子说‘没有鬼神。’又说‘君子一定要学习祭礼。’墨子说‘主张没有鬼神却劝人学习祭礼，这就像没有宾客却学习接待宾客的礼节，没有鱼却结鱼网一样。’公孟子对墨子说‘您认为守三年丧期是错的，那么您主张的守三日丧期也不对。’墨子说‘你用三年的丧期攻击三日的丧期，就好像裸体的人说掀衣露体的人不恭敬一样。’ 以上便是墨子辩论艺术中的七大语言哲学，也是现今花辩和素辩中最常用的方法。但是，墨子却认为言辞“多方、殊类、异故”，所以“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亦即提醒修习辩术之人，一定要始终以“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为要旨，切不可混淆是非，争论不休，以后停者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