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继续仇视日本？解密段祺瑞的艰难决择

Posted 2023-03-06 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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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继续仇视日本？解密段祺瑞的艰难决择

当初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尤其是“二十一条”，即便在日本国内也广遭非议，日本元老派和其他持重稳健人士都对此表示不满。日本元老山县有朋的嫡系、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评价道：“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徒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在大隈即将倒台前夕，寺内便被山县等元老选定为继任者。鉴于前任在对华外交上的失败，寺内主张“中日亲善”，以缓和中国国内的仇日情绪。为此，他以西原龟三为特使，派西原以个人名义来华，对政策调整的可能性进行试探。

西原本人自称是“王道主义者”，指责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是“霸道主义”，持强烈反对态度。西原来华后见到的第一个高官是有亲日派之称的章宗祥。他告诉章宗祥，寺内不久将组阁，新内阁会一反从前政府的态度，彻底实行“中日亲善”。

章宗祥因为还没有完全弄清西原的底细，所以未与之进行深谈，对西原的亲善之谈，他也认为只不过是普通的门面话。可是在得知寺内有可能成为日本下届政府的首脑，西原又是这位未来首相的使者后，段祺瑞却非常重视，立即予以接见。

当初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段祺瑞曾是政府要员中为数极少的主战派，那时他对日本的态度，如果用现代政治术语来描述就是鹰派。不过另一方面，段祺瑞又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家。他认识到，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环境已开始发生变化，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必须适应于这一变化。

早在民国创建之前，身为清廷要员的袁世凯就主张实行“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即联合美国、德国，制约日本。在袁世凯成为民国元首之后，这一政策得到延续，中日关系也因此十分紧张，“二十一条”正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

段祺瑞主张将“远交近攻”改为“一律看待”。他说：“中国对于各国宜取一律看待主义，彼以诚意来，我亦以诚意往。”换言之，只要其它国家主动示好于中国，就没有必要先入为主地予以排斥。以此新政策来看待日本，如果寺内新内阁真的能够改变对华政策，则绝不妨碍他老段由鹰派转变为鸽派。

这时德日因一战已成为敌对国。为了表明自己并不亲德，段祺瑞在接见西原时，便要他回去转告寺内：“日本因为我留学德国，故认为我和德国有着特殊关系。这诚然是多余的顾虑。”

寺内曾赴法国，并担任过驻法公使馆的附武官，段祺瑞以此打了个比方：“据说寺内先生长期在法国，但并没有人说他与法国有特殊关系。我所想的只是中国和东方。”

此次接见不久，段祺瑞即派章宗祥出使日本，与日本加强往来和接触。临行前，章宗祥请示对日基本方针，段祺瑞向他明确交待：“远交近攻之策，自不适用于今日。”章宗祥素来主张与日本搞好关系，见作为总理的段祺瑞与他见解相同，“心中为之一安”。

当章宗祥以驻日公使的身份出使日本时，寺内内阁已经正式成立，西原又跑来与章宗祥会晤。

虽然大隈内阁已经下台，但当时中国各地仍有大隈内阁所派遣的浪人在到处兴风作浪，尽情捣乱，尤其是山东胶济沿线一带折腾得更凶，这让章宗祥感到十分头疼。既然西原一直把话说得那么漂亮，他就决定用投石问路的办法来试一试，于是便托西原传话给寺内，要求予以解决。不久，日本政府果真下达命令，取缔分散中国各地的浪人，要求一律限期回国。之后在西原的促成下，日本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以作为表达其“诚意”，让中国消除戒心的见面礼。

其间因段祺瑞下野，中日关系未再取得进展。直到段祺瑞“三造共和”，得以重新上台，他才重新考虑外交政策。这时，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认为，“远交近攻”是强国才能采取的策略，中国只是一个弱国，作为弱国，既不适宜于“远交近攻”，也不能单纯的“一律看待”，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政策，说白了，也就是必须采取亲日政策。

曹汝霖的这一见解，博得了段祺瑞的赞赏。他在送此前一直在天津活动的西原回国时，特地请西原向寺内转达自己的意向：“中国的政局几经变化后，我再度出任总理。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

得到西原带回的这一重要讯息，寺内内阁作出决定：“对段内阁给予相当友好的援助。”至此，日本政府终于明确了全力援段的政策。

徐树铮帮张作霖冒领了段祺瑞的一批军械，反而捡了一个大便宜

「 ”不过徐树铮却因此捡了个大便宜，奉军利用这批军械编了五个补充旅，由于徐树铮在截械事件中的作用，以及在这五个旅的编练过程中的深度参入，后来这五旅除一旅移驻岳州外，其余四旅都划归徐树铮的参战处。” 学界一般将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中皖系战败这四年时间，称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自袁世凯死后，段祺瑞虽说位居权力中枢，但因为久远兵柄，没有直接兵权，不像冯国璋那样长时间直接掌握部队。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所以严格说来，在段祺瑞编练参战军以前，皖系只能是略具雏形，段祺瑞虽说身居高位，以其资历、威望，在关键时刻能登高一呼，但也常因没有直接掌控的军事力量而遭掣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17年段祺瑞为组织军队讨伐张勋而大伤脑筋，刚开始他曾找直隶省长朱家宝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出兵协助，这两个人因为段祺瑞已经下台失势没有搭理他；段祺瑞又计划与冯国璋合作讨逆，被手下人阻止，因为当时冯国璋对张勋复辟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此举风险太高①。最后想到了驻马厂的李长泰第八师和驻廊坊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并且联络在保定的曹锟（曹锟曾被人戏称「 ”两栖将军”，脚踩直、皖两只船）。冯玉祥这些部队不仅不属皖系的部队，反而是接近直系的军队，段祺瑞又许了很多金钱和官位上的好处，才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讨逆旗帜下。经过这件事，段祺瑞深感「 ”无军队实权不能有所展布也”②，急于想建立自己直接掌控的武力。 1917年8月4日，中国对德宣战，其实这仅仅是外交意义上的宣战，并未要求中国出兵，再说当时一战已处于尾声。但段祺瑞以此为借口，加快了与日本军事合作的步伐。要求日本帮他编练参战军两个师，并说至少要编练八万到十万的兵力③。段祺瑞剧照根据相关协定和借款合同，日本分两次提供给段祺瑞步枪125000支，子弹7550万粒，机枪372挺，机枪子弹1590万粒，山炮316门，野炮228门，以及各种炮弹、附件配件等④。在获取大宗参战借款和大量新式武器装备后，段祺瑞在1918年秋大规模开始筹建参战军。先成立军官教导团和军士教导团，团长分别由陈文运和曲同丰担任，成员则分别从保定军校的优秀毕业生中、亲皖系部队的初级军官或优秀军士中挑选。教导团每期3个月，经培训的团员将担任参战军的初级军官和军士。袁世凯在感到渐失对北洋系的控制时，也曾成立模范团培训北洋军队军官，首期自任团长，其实是想以此形成一种师生关系的纽带，构成一种效忠个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段祺瑞自然也深谙此道。段祺瑞 1919年初，在教导团的基础上，分别在安徽、山东、河南三省招兵，组成三个师，约3万人，编成参战军第一、二、三师，师长分别为曲同丰、马良、陈文运。这支部队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的水准。 1919年8月，一战已经结束半年多了，参战军的名称实在是不好意思用了，于是改成「 ”边防军”。不过这支边防军并不驻守边关，全部驻守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三个师分别驻北京北苑、北京南苑、山东济南）。徐树铮墓此外皖系还掌握一支武力就是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1918年2月25日，奉军截取了根据中日军械借款协定从日本运来的一批军火，这本来是段祺瑞用来编练参战军的。其实军火哪有那么容易被冒领，实际上是徐树铮先斩后奏，没经段祺瑞同意，他将私自盖了印信关防的证件提供给奉军，才导致这批军火被冒领的，其目的是以此为条件换取张作霖同意奉军入关⑤。不过徐树铮却因此占了个大便宜，奉军利用这批军械编了五个补充旅，由于徐树铮在截械事件中的作用，以及在这五个旅的编练过程中的深度参入（徐树铮时任入关奉军副司令），后来这五旅除一旅移驻岳州外，其余四旅都划归徐树铮的参战处⑥（徐树铮后任督办参战事务处参谋长）。徐树铮 1918年10月20日，徐树铮奉命西北筹边，将这四个旅重新整编，并从安徽、河南等地招募新兵，编成四个混成旅共2万多人，这就是西北边防军，和由参战军改成的边防军不是一回事。这两支部队都是皖系的嫡系部队，在1920年7月发生的直皖战争后烟消云散了。参考资料：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 ② 张一麐《直皖秘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6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册上卷。 ④ 《日本外交文书.兵器买卖契约》第二册上卷。 ⑤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三册第一三三奉军首次入关。 ⑥ 《徐树铮电稿》，第319页，《致倪嗣冲简电》。

要不要继续仇视日本？ 解密段祺瑞的艰难决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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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帮张作霖冒领了段祺瑞的一批军械，反而捡了一个大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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