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南洋姐”明治年间向海外输出数十万

Posted 2023-01-07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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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日本“南洋姐”明治年间向海外输出数十万

揭秘日本“南洋姐”明治年间向海外输出数十万

　　大和民族对“性”的宽容以及性道德约束机制的缺乏，也是近代日本“南洋姐”泛滥世界各地的一大原因。这种传统的性“宽容”文化，自然也对岛原、天草等地的青年女性产生重大的影响。无论是虚荣心还是作为一种职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早已形成尊重金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１８７０年代至１９２０年代，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岛原半岛居多——到海外卖淫为生，形成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卖淫人口大流动。由于南洋群岛是其最为庞大的聚集地之一，因此中文直接称其为“南洋姐”。“南洋姐”的足迹，北到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部地区；朝南以上海、香港为基地，涌入以新加坡为核心据点的马来半岛；朝西以印度为跳板，直达非洲东海岸，一直将势力范围扩张至好望角；向东则渗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沿岸地区。仅在明治年间输出的女性，可能达数十万之多。一战后，日本政府开始执行限制、取缔政策，“南洋姐”因此盛况不再。虽然这群以世界为舞台的“南洋姐”几乎没有留下显眼的记录，人们只能在海外各地散落的日本人墓地的墓碑上，了解到她们的存在，但她们展现给世人的是另类的近代日本发展史，另类的日本海外殖民史。

　　１８３０年前后，黑奴贸易近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华工和印度劳工的崛起。华工和印度劳工一般是单身前往，在其落脚的地方，青壮年男性高度聚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艰辛枯燥的打工生活，需要找到解决生理欲望的“宣泄口”，大量华工和印度劳工的移住，形成都市社会，这就为娼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正因为如此，“南洋姐”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基本上与华工和印度劳工活跃的地区相重叠。另一方面，在作为管理者的欧洲殖民者看来，日本娼妓的存在，是一种“软性”的润滑剂，可以调剂劳工枯燥、单调的生活，让他们安心劳作。为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对日本娼妓的进驻，采取的是默许甚至是欢迎、支持的态度。当时日本的媒体也曾将“世界劳动国”的中国和“世界卖淫国”的日本“有机”地摆放在一起，阐述中日两国不浅的“因缘”关系。

　　“南洋姐”与长崎的特殊背景有关。１７世纪中叶，幕府确立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然保留了一个对外的窗口——长崎港。从江户时代中期起，许多天草、岛原地区的女性外出打工，目的地便是长崎。在那里，中国船和荷兰船进行着贸易活动。由此，在长崎出现了面向外国男性卖淫的“游女”群落。１６４２年，长崎将分散各处的倾城屋集中于一地，形成规模庞大的丸山游廓。１６９２年丸山游廓容纳了１４４３名“游女”，成为江户时代颇具代表性的花街。并且，长崎专门为中国人、荷兰人设置了外国人居留地，允许“丸山游女”有条件地出入。服务中国人的“游女”被称为“唐人行”、“唐馆行”、“馆内行”等，而出入荷兰馆的“游女”则被称为“出岛行”、“兰馆行”等。这表明，长崎一带面向外国人的卖淫活动是有历史渊源的，以外国人为最优先服务对象的性雇佣关系，在“丸山游女”那里就已确立基本形态。

　　大和民族对“性”的宽容以及性道德约束机制的缺乏，也是近代日本“南洋姐”泛滥世界各地的一大原因。这种传统的性“宽容”文化，自然也对岛原、天草等地的青年女性产生重大的影响。大正年间，日本一位小学教师观察天草的风俗人情后曾这样评述：“这个村的敝风，是充当娼妓并不为耻，而是被认定为一种职业。正是将其视为维持生计的职业，所以不会形成轻视、蔑视的风气。无论是虚荣心还是作为一种职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早已形成尊重金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明治维新之后，在接受文明开化的日本知识阶层中间，逐步确立了如下观念：卖淫女是脱落于日常社会的“丑业妇”。但在这一过程中，数以万计的“南洋姐”已经迈出国门，奔向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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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政治大国的重要一步——日本战后首次向海外派兵

东京市民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向海外派兵

1992年9月17日，日本派遣自卫队前往柬埔寨。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向海外派兵，是日本政府根据《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作出的决定。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是日本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于1992年6月9日和6月15日通过并于8月10日正式生效的。

日本战后第一个向海外派兵法案经历了三届国会审议。1990年10月16日，日本政府曾将“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即向海外派兵法案)提交国会审议，遭到在野党的反对。199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又拟就“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提交众议院，同年12月3日在众议院强行通过，但未能在参议院审议通过。1992年4月28日，参议院国际和平合作特别委员会又开始审议此派兵法案。执政的自民党在参议院已不占多数，于是，紧紧拉住公明党和民社党，拟三党合作促使派兵法案早日成立。5月底，经过三党领导人会谈，自民党同意公明党和民社党提出的“修正”，即“每次参加国际合作行动须国会批准”。自民党“以退求进”的战略奏效，6月5日，参院特别委员会在一片争吵声中通过了此法案，即提交参院全体会议。在参院全体会议上，又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议员采取“牛步战术”，竭力拖延投票时间。经过三天三夜的顽强抵抗，结果仍未能阻止住派兵法案的通过。随后，在6月11日傍晚召开的众院特委会，又强行通过了这一法案。6月15日，社会党137名众议员和社民联4名众议员向众院议长樱内义雄提出辞呈，以此迫使宫泽首相解散众院，实行大选，进而使派兵法案再度成为废案。但樱内却将社会党和社民联众议员的辞呈搁置起来，而对派兵法案先行审议。在社会党提出强烈抗议并拒绝与会的情况下，自民党联合公明党和民社党强行通过了这一向海外派兵法。

自民党为何不顾国内外的反对而要强行通过这一海外派兵法呢?日本宪法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日本向海外派兵被视为禁区。若修改宪法，必须有众参两院2/3以上议员赞成才可提出。于是，他们打着“为国际做贡献”的旗号，通过了派兵法，这样既可提高自卫队的地位，又使向海外派兵合法化。可以说，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崛起，向海外派兵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重要步骤。前首相中曾根就曾说过，国会通过向海外派兵法“对日本发挥国际作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是日本由过去的自我束缚的行动范围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海外派兵法在日本国会通过后，受到国内外的猛烈抨击。社会党委员长田边诚对国会强行通过派兵法深表愤慨。社民联斥责国会强行通过法案“是宪政史上没有先例的暴举”。《东京新闻》说，派兵法的成立“意味着日本战后体制将发生质变”。《每日新闻》说，派兵法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战后基本国策的变更”。东京广播电视台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55%的日本人反对派兵法。

亚洲一些国家对此反应强烈。朝鲜《劳动新闻》发表评论说，日本国会通过向海外派兵法是“无视日本现行宪法的行动”，“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向海外派兵的合法道路”。韩国报纸指出：“日本发出了复活军国主义的信号弹。”韩国外务部人士发表评论说，日本的行动将给亚洲的和平带来很大影响，使周边国家感到忧虑和关注。新加坡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亚洲一些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有沉痛的记忆，他们都希望看到日本不再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必须采取措施，以便不给亚洲国家造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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