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Posted 2023-01-07 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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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一直强调日本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而极力回避作为加害者对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冷战”需要，美国开始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右翼文人借机对教科书开刀，不断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否认侵略，复活皇国史观。教科书问题由此产生。

　　1953年，日本政府确定了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权，从此文部省利用审定权歪曲历史。1955年民主党发行《值得忧虑的教科书》宣传品，第一次对原有教科书进行了攻击。1958年，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的审定标准。1963年日本通过教科书无偿措置法，将教科书选择权从学校收归教育委员会。

　　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有日本人主张日本应该正视在战争中所犯过错，并承担责任。

　　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2002年11月29日逝世）就是这样一位充满正义感的日本人，他起诉日本政府对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提出不合理修改要求，开始了他与右翼历史观长达30多年的斗争。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时，曾要求执笔者家永三郎对《日本史》一书中的8处记述进行修改和删除。例如对“南京大屠杀”，文部省要求加入日军的行为“发生于混乱之中”、并要求删去关于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内容。此外，文部省还要求删除有关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记述。家永三郎对此举不服，并于1984年状告文部省。这场针对“教科书审定违宪”的诉讼得到了200多名历史学家的支持，并且迅速影响到了出版界、法律界、政界，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有关日本历史观的大论战。

　　历史教科书

　　2005年4月5日，日中韩三国通用历史教材委员会等16个民间团体在日本教育会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抗议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图为日本"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事务局长俵义文（左二）在会上发言。

　　1982年春，经日本文部省提出修改审定的一批教科书，其中有关近代、现代史的记述部分，不少内容歪曲史实，隐瞒真相，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发动祸及整个亚太地区的那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例如将对别国赤裸裸的侵略篡改成含糊其词的“进入”等等，从而严重地伤害了受到侵略祸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这件事理所当然地激起有关国家人民的强烈义愤，也遭到日本人民和朝野有识之士的同声谴责。

　　当时，中国政府严正指出：承认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原则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严肃对待历史事实，汲取有益教训，并以此正确地教育子孙后代，才对日本自身有利，中日友好关系也才能顺利、持久地发展下去。

　　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发表谈话说：“日本政府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写入‘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与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认识迄今没有丝毫变化。”谈话还表示：“日中联合声明的这一精神，在日本的学校教育和审定教科书时，理应受到尊重。日本将充分倾听中国等国对我国教科书中有关此类问题的批判，并由政府负责纠正。”

　　1986年还曾出现过一次右翼修改教科书的高潮，遭到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压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战后出生的第二代右翼分子为后台，右翼学者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开始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1999年1月，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审定规则。

　　21世纪开始，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各地活动，连同某些出版社动员教科书作者删除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2001年在6家出版社的版本中，有4家将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数字抹掉，还有两家出版社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篡改为“南京事件”，而有5家出版社删除了“三光政策”。更有甚者，2001版的新教科书中竟然称中日历次战争责任都在中国，入侵亚洲各国是为了“解放”亚洲，“造福”亚洲。

　　2005年4月，日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但由于此书严重歪曲历史、美化战争，招致海内外众多抨击，没有被广泛采用。2009年4月，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员执笔、自由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获得通过。根据规定，这本教科书将从2010年春季开始投入使用。

　　扩展阅读

　　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一、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

　　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自从19世纪末日本走上向外扩张侵略道路以后，一小撮军国主义右翼势力就一直鼓吹一种“皇国史观”，叫嚷“侵略有理”“侵略有功”，鼓吹“王道乐土”，使日本终于成为军国主义的侵略国，亚洲战争的策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就凭这种反动的理论，蛊惑国民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对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国家以及太平洋地区的疯狂的侵略战争，妄图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在战胜国敦促下，对日本教育进行了改造，一度沉重打击了妄图恢复和继续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右翼势力。当时改革措施包括：要求日本修改军国主义为中心的教育内容，禁止传播军国主义的“皇国史观”的思想，有力地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

　　但是，战后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教育改革强烈不满，总是处心积虑地妄图恢复以往的反动的军国主义教育。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几次掀起复辟军国主义思想的反动浪潮。1955年，日本右翼势力就提出“教科书问题令人担忧”的荒谬论调，对战后教育改革表示不满，蓄意恢复战前的军国主义教育制度。1982年，又出现了日本篡改历史的严重事件。当时的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修改”，竟把对别国的侵略一概改称为“进入”，把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改为“全面进攻”，同时对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南京大屠杀等内容进行淡化和删改，妄图使后人忘却那一段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侵略史，为军国主义势力和法西斯分子开脱罪责。理所当然，1982年那次逆流，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各国人民的正义批判。当时我国政府曾严正指出，这种歪曲历史的做法，实在令人愤慨。1982年8月13日，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长苏寿桐先生，在回答新华社记者访问谈话中，代表全国数十万中学历史教师，郑重声明：“对于一切篡改、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我们历来是反对的。”他认为：“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辑工作者历来认为，教科书是教育下一代的重要工具。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必须信实无误，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①在亚洲各国人民和日本国内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对教科书作了适当修改。但是，过了四年，1986年，日本政府企图再次篡改教科书中有关侵略战争的内容，这一次逆流也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受到阻遏，9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开始写进侵略战争的史实。

　　到了世纪交替的时期，日本右翼势力在政府的纵容下，又一次掀起篡改和歪曲历史、妄图为军国主义侵略开脱罪责的反动浪潮。2000年4月，日本政府开始征集2001年审定、2002年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稿，经过一年的审查，有八家出版社的书稿被批准放行。这些教科书在对过去侵略战争史实的描述上都有淡化和篡改，其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右翼集团一个称为“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的组织，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本《公民》、一本《历史》教科书，书中公然叫嚣“侵略有理”“侵略有功”，而且把罪恶滔天的日本法西斯侵略罪行说成是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将双手沾满被侵略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美化为“自存自卫”的“为国献身”的功臣。这样，所谓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愈演愈烈，目前已形成国际性的大波澜，成为严重的国际政治事件。以曾经在侵略战争中亚洲各被害国为一方，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势力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正义进步势力和复辟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逆流的大论战。在日本国内，也形成进步正义反战力量和右翼势力的一次大较量。自今年4月3日日本政府悍然宣布“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历史教科书审查合格后，日本国内立刻有12个民间团体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抗议。他们呼吁日本各地方学校拒不采用这本“战后最坏的历史教科书”。②

　　二、“新”历史教科书究竟宣扬哪些荒谬观点

　　所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是成立于1997年的一个日本右翼团体，其会长为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他们编撰的《国民的历史》，以“扶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

　　在这本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所谓“新”历史教科书里，主要宣扬以下荒谬反动的观点。

　　第一，鼓吹“侵略有理”“侵略合法”。书中竟然把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和吞并美化为为了“东亚地区的稳定”。还宣称：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并在当地实施殖民统治是一项“稳定东亚地区的政策，得到了欧美列强的支持，符合当时的国际法”;同时又“保证”了日本的“安全”和“满洲权益”。这竟然使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成为“合理化”的行为。对日本侵略我国东北，扶持傀儡政权“满洲国”，书中竟胡说是为了“建设王道乐土”，并公然宣称：“在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的口号下，满洲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人生活提高，中国人等大量人口涌入”。尤为可笑而又可恨的是，“新”教科书竟然为侵略行为戴上轩然美冠，把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一律美化为“民族解放的战争”;把无耻吞并朝鲜半岛，美化为“为维护亚洲安全面进行的正当的合并”;把为扩大侵略而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美化为“为解放殖民地而进行的大东亚战争”;而将亚洲各国人民为反对侵略而进行的民族自卫战争，则诬为“违反条约的违法行为”。上述这些谬论，完全暴露了日本右翼分子内心的军国主义心态。为了使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为合法化、合理化，

　　日本右翼势力还别出心裁地制造一种模糊战争性质的荒谬理论，比如，“新”历史教科书中说什么。战争“有时是一种游戏”，“战争难以分清善恶，它不是用哪一方正义，哪一方不正义可以说明的”。世界上哪有这么一种“游戏”？“游”到屠杀上千万人的儿戏！这简直是十足的强盗和流氓逻辑。

　　第二，强词夺理或有意淡化日本侵略军的战争罪行。比如，对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新”教科书的送审本这样诡辩：“东京审判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发起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中杀害中国民众20万人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南京人口是20万，在日本进攻一个月后，人口增加到了25万，除此之外该事件还有许多疑问点，现在还在继续争论。因为是战争当中，即使是发生某些杀害事件，也不是大屠杀一类的问题”。到修改本时，仍然声称：“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有许多疑问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论”。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作者有意混淆战争性质，把侵略大屠杀说成是一般战争中的伤亡，模糊日本侵略的铁定性质。其二，在南京大屠杀的人口数字上故弄玄机，好像当时全南京市只有20万人，经过日本侵略军的短期统治，人口反倒增加了，妄图以此来证明日本侵略军并没有滥杀人，反而使南京人口激增了。这岂不是天大的谎言。另外，故意设置许多“疑问点”，让人们不相信有这次大屠杀的史实。其实，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中国军民的数字，早有国际公认。我国普通高中现行《中国近现代史》（试验修订本）写道：“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南京三十多万人被害。”我国教科书还加进了一段令人发指的细述：“一个日本记者目击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写道：‘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死尸，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首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③这是在六七十年代前一位有良知的日本前辈记者写的，扪心自问，不知今日日本“新”教科书的编者有何感想。当今，日本有正义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专家，也和我们一样正视历史真实，他们和我们一样严正批判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在自己的史著里和编著的教科书里如实揭露军国主义罪行。日本历史教育专家鬼头明成在自著的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专著中，收集了不止一张关于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照片，用长达8页多的文字和图片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书中明确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判日军确杀南京无辜军民20万人，而据中国最新统计，则为约40万人。④日本学者铃木亮、二谷贞夫等合著《中国》一书，也用1500字的篇幅叙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场景，写明当时被惨杀的南京军民约为20万至30万人。⑤日本右翼势力所编的“新”教科书对目前为世界所瞩目的“慰安妇”问题，骇人听闻的“七三一”部队残害中国人的行为，都故意避而不谈。

　　第三，鼓吹日本军队“侵略有功”，被害国人民抗日反而“无理”。“新”历史教科书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大学生和高中学生被取消了暂缓征兵的待遇，他们尽管心怀眷恋，但胸怀祖国毅然出征”。在该书中还到处宣扬在战争中“为国献身”“为国防的义务”“对国家的服务”等所谓的“尽职精神”;鼓吹日本军国主义精神，已“成为近代日本人的人格支柱”。这些词语用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年代，无疑是为“皇国史观”扬幡招魂，为日本侵略战争时代的军国主义分子树碑立传。“新”历史教科书中，大力表彰在侵略战争中，“许多日本士兵和平民牺牲”，“在困难的条件下，许多国民勤奋工作，英勇战斗。这是希望战争取得胜利的行动”。按照这种逻辑，为罪恶的侵略战争效劳的当时日军官兵，还应当表上一功。这些谬论在书中几乎到处可见。上述“皇国史观”，早已受到日本广大正直学者的批判与唾弃。日本历史教育专家佐藤伸雄先生著有一部题为《历史教育的课题与皇国史观》的专著，书中指出，这种以天皇为最高存在的价值观，其实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核心，日本靖国神社崇拜、大东亚共荣圈等荒谬思想都根源于这种史观。它愚弄广大国民，使它们陷入侵略战争的深渊⑥。与此同时，“新”日本历史教科书还把矛头指向东亚各国群起抗日的军民，诬蔑各国的抗日爱国运动为“暴力实现革命”的错误举动。比如，指责中国抗日活动：“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但因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日趋过激，对于不断扩大势力的日本，中国抵制日货、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变得十分活跃。⑦明明是由于日本经济侵略和政治军事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却本末倒置歪曲成由于中国的过激暴力思想引起了“排日”。这种歪曲史实的谬论在日本右翼势力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里比比皆是，如将朝鲜人民为保卫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抗日斗争描述成“违反条约的违法行为”等等。

　　三、日本政府审定批准“新”教科书引起各国抗议

　　这本美化日本侵略、歪曲历史事实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由扶桑社出版，在2000年送审。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在2001年4月审批通过，定在2002年使用，此事激起了中国、朝鲜、韩国、东南亚各国以及世界正义人士的强烈谴责和抗议，在日本国内也受到广大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

　　早在今年3月初，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就向日本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就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严正表明中方立场，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方“能否真正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侵略历史的问题”，宣扬“皇国史观”和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若获通过，“必将损害刚刚进入新世纪的日中关系”。4月3日，在日本政府不顾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执意放任肆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教科书出台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再次表示强烈愤慨和不满，指出，这本教科书，“不仅对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没有丝毫反省，反而为当年日军犯下的一系列侵略暴行涂脂抹粉、百般开脱”。通过教科书事件，再次说明，“日本国内存在一股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极右势力，至今仍十分嚣张”。我国各人民团体，史学界、教育界和其他各界人民代表也纷纷强烈谴责日本右翼势力这种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行径，江苏省和南京市史学界、法学界、教育界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齐集南京江东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批驳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1942年惨遭日军屠杀的河北唐山潘家戴庄人民，也在4月4日举行“控诉日军罪行大会”，并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负责人指出，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歪曲史实，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是为了蒙蔽与欺骗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

　　朝鲜、韩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也表示强烈愤慨。朝鲜外相于4月7日发表声明，谴责日本“此举是在回避历史，掩盖过去”，朝鲜坚决要求日本对亚洲各国受害人民深刻反省与谢罪。韩国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日本教科书对策小组”，全权负责有关事宜。4月9日，韩国采取了异例的外交手段，召回驻日大使以示抗议。韩国教师团体联合会宣布，将举行1000万人的签名抗议活动。朝韩两国历史学家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说：“日本过去对朝鲜半岛进行军事占领并实行殖民统治，野蛮屠杀无辜的半岛人民，掠夺半岛的文化财富和资源，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历史事实”，绝不允许日本右翼势力掩盖这段罪恶历史。从4月11日起，韩国国会议员金泳镇到日本国会前举行绝食抗议，“抗议日本教科书歪曲历史”，他表示：“我将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抵押出去，就是要告诉日本人民：历史不可能歪曲，正义终将存在”。

　　亚洲的新加坡、泰国等国包括旅美犹太人人权组织，也纷纷对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势力表示了抗议。欧洲一些国家媒体也参加了对日本教科书事件的谴责，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日本侵略军当年在中国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军人、平民、特别是杀害妇女和儿童的残暴罪行已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日本政府早该“表示出认罪和赔偿”，但在日本至今“没有一个有关的国立性纪念碑”，这理所当然地要引起亚洲受害各国人民的愤怒。

　　在日本国内，也掀起一股有识之士反对美化侵略战争、歪曲历史的浪潮。从今年年初开始，先后有“新日本妇女之会”“日中友好旧军人会”和日本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等八个历史团体，发表声明，反对政府批准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日本共产党表示，教科书问题“关系到21世纪日本国家形象问题，也是严重的国际问题”，定要将与右翼势力的斗争进行到底。日本媒体也纷纷投入这一斗争，日本影响最大的《朝日新闻》，旗帜鲜明地对教科书审定问题提出批评。社论指出，新编历史教科书“观点失衡”，“完全无视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受害者的感情及日本国民在战争中的苦难”。

　　目前，日本教科书问题已在世界新闻界掀起轩然大波。人们正拭目以待，看看日本政府还要走多远！

　　注释：

　　①苏寿桐：《日本历史学家对侵华战争早有定论》，见苏寿桐《史编拾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 353页。

　　②《从“歪曲的历史”到“历史的歪曲”》，（中央电视台驻东京记者　孙置印）。文载《中国电视报》2001年第15期。

　　③《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33——34页。

　　④鬼头明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太平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9页。

　　⑤铃木亮、二谷贞夫、鬼头明成：《中国》，日本岩崎书店1991年版，第159——161页。

　　⑥佐藤伸雄：《历史教育的课题与皇国史观》，日本あずゐの书房1989年版，序2——3页。

　　⑦《日本教科书中的主要错误表述》，《北京青年报》2001年4月15日。

关于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

1、日本教科书的演变

在二战后，日本的教科书的制度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制度上，原来的国定教科书的制度改为审定制，国家仅通过文部省（现改为文部科学省）制定《学习指导要领》，提出基本的要求，而教材的具体内容，可由学者和教师编写，通过教育课程审议会审定后即可使用。

而学校是否采用，则由各学区决定，各种教材通过竞争获得在学校的采用率。

在内容上，战后初期的教科书基本上摆脱了原来的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的思想体系，代之以民主主义的内容。

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有一定程度的描写，这是历史教科书的“改善”趋势。

尽管这种“改善”是迫于国际压力，而且还很不彻底，但与战前和战争中的教科书相比，还是有根本的变化。

战后伴随冷战的开始，日本右翼势力也对历史教科书的“改善”趋势进行了顽固的抵制，不断地推动历史教科书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历史教科书的“改恶”趋向。

总的来看，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是在“改善”与“改恶”这两种趋向的斗争中变化的。

历史教科书的改善趋势，表现在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和进步的学者教师不断追究侵略战争的责任，把侵略的历史事实充实在教科书中，并在教科书之外，通过辅助教材和和平教育向学生进行教育，以引导学生从加害的角度认识战争责任。

特别是通过家永三郎从1965年到1997年的持续32年的教科书诉讼，为把“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细菌部队”等问题写进教科书铺平了道路。

1997年通过审定的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共7种，全部介绍了慰安妇问题，6种介绍了南京大屠杀问题。

于是，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改善”达到了战后的高峰。

日本的保守和右翼势力对历史教科书的改善趋势一直在进行抵制，从上一世纪的50年代开始，他们对上述改善了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三次集中的攻击。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80年代中期的第二次攻击和2005年前后的攻击。

从1997年历史教科书“改善”达到战后的高峰开始，右翼与保守势力便对改善了的历史教科书施加压力，迫使7种教科书从原来的记述基础上倒退，而且确定了编写反映右翼势力观点的教科书。

因为文部科学省对教科书的审定每4年进行一次，所以到2001年，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就出笼了。

这一次，日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达到8种。

2.具体“篡改”历程：

1955年，日本民主党发动“第一次教科书攻击”，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最大的一次篡改。

这次篡改否定了“南京大屠杀”，把日本的“侵略”改成“进出”，淡化了日本加诸世界的伤害。

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1970年编纂了新的历史教科书，并通过法律诉讼告倒文部省，使“南京大屠杀”等史实重新出现在日本教科书中。

198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次教科书攻击”，日本文部省再度强化了教科书审定标准。

于是，“侵略”重新成为“进出”，“南京大屠杀”被说成是“在混乱中发生”……这次“攻击”由于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关注，特别是邻国的强烈反对，日本被迫在教科书审定标准中增加了“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的标准。

教科书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保守思潮泛起。

一些日本右翼学者借机于1997年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挑起了延续至今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

2001年4月3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省宣布为“合格”，通过了审定。

虽然这部2002年版历史教科书，在审定过程中因被认为存在“严重问题”而作了137处修改，但其宣扬“皇国史观”的基调未变。

用此书编撰者之一西尾干二的话说，修改不过是删繁就简，并未伤筋动骨。

当年8月，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将为东京的两所特护学校采用。

尽管日本右翼篡改历史不遗余力，不过，截至2004年7月，在日本全国544个选择区中，这本教材采用率不到0.1％，更没有被一所公立学校采用。

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是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其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

第一步，《新历史教科书》在讲述日本的远古历史的时候，突出地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竭力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传统的日本文明受中国古文明影响的定论。

该教科书在这一部分使用了相当多的资料与图片，其实是为证明后面的日本国的优秀所做的铺垫。

第二步，在上述基础上，教科书肯定性地叙述存在本来是有相当疑问的所谓的“神武天皇东征”，相反，对于已经成为历史定论的中国历史文献《魏志·倭人传》中关于卑弥呼的记载，该教科书却表示怀疑，因为与神武天皇相矛盾。

为了鼓吹天皇制的所谓的“万世一系”。

在学生的印象中建立天皇始终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教科书处心积虑地回避日本中世纪天皇的势力虚弱而且被架空的历史事实，却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包括日本天皇与神的密切的甚至是直系的关系，日本国受到神的护佑的故事等等，使学生建立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国的认识基础。

第三步，在进入到日本的近代社会的描述后，该教科书继续沿着上述脉络进行推论：中国与朝鲜都没有觉察到西洋的威胁，所以被西方列强战胜，而日本从幕府的后期就已经觉察到，所以日本能够独立。

而其中的原因，与日本是神的后代有密切的关系。

这种逻辑关系与教科书的古代部分的神国日本的铺垫恰好形成了呼应。

第四步，关于明治维新，《新历史教科书》强调所谓武士道的“为了公共利益而活动的”的立场，强调“全国的武士，最终是站在为天皇献身的立场，以皇室为统一整合日本的中心，所以使得政权的转移比较顺利地进行”。

也就是说，《新历史教科书》将明治维新的核心问题归结为武士对天皇献身的“忠义”精神，将导致日本近代社会巨大变动的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所谓武士的精神力量。

在这样的铺垫下，该教科书毫不掩饰地歌颂明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全文刊载鼓吹为天皇献身的“教育敕语”。

而“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本来在战后被普遍认为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膨胀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五步，前面已经为日本比亚洲其它各国优越的观点埋下了伏笔，所以接下来《新历史教科书》的逻辑就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包括战争，都是围绕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当然的领袖地位，都是合理合法的行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本方面的自存自卫所必须的行动。

日本人应当关注日本人的整体意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即日本国民是如何在这些活动与战争中确立献身国家与天皇的意识这一精神层面的问题。

以上的五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新历史教科书》的理论体系。

《新历史教科书》就是通过以上的五步（当然，也可以将这五步细致划分）将读者渐渐地引入其编织好的理论体系，也就是它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就是战前所谓的“国体论”。

而一旦进入这一理论体系，人们所关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问题，人们所追究的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就都已经被彻底地转移或充分地淡化了。

3.邻国的态度

基本上，只要有媒体披露送审新版教科书的部分内容，日本周边国家就对该书的观点和内容纷纷提出严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