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吃的主食决定日本的兴衰

Posted 2023-01-07 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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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吃的主食决定日本的兴衰

　　大米是日本重要的农作物，但是大米的丰收也给日本幕府带来了严重的危机。粮食丰收带来的应该是国家的富庶，怎么到日本就成为影响幕府财政收入的原因呢？

　　人口数量稳定，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幕府经济状况的恶化，究其原因在于日本用于结算薪俸的物品不是货币，而是粮食本身。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精英的分化，因手中大米购买力的下降，底层武士因生活窘迫开始倾向于倒幕派，在整个倒幕运动之中，倒幕军的中坚力量恰恰是底层的武士。

　　17世纪早期德川幕府建立后，日本社会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德川家族占据了日本最富庶的地区，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并且建立了一整套的行政机构管理自己的领地。其他蕃的藩主名义上效忠天皇，但实际上日本的掌舵人是德川幕府的历任将军们。各个藩主也在自己领地建立自己的机构来收取物资。幕府大将军和各地的大名们都依靠一个世袭的武士集团作为统治的支柱，在武士之下有农民等阶层，他们根据幕府初年敲定的税额把自己生产的大米上缴的自己所属领主的手中。武士们也从自己效忠的大名手中领取大米作为薪俸，再到市场上换取生活必需品，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藩主和武士之间是用大米作为交换媒介的，换取对主人的效忠和领取的报酬。

　　在他们看来大米与货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通用的。因此，粮食产量的上升，人数的稳定必然会导致米价格下降，也可以理解为他们通用“货币”的大幅度贬值。这是日本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在研究当时日本历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注意到当时大米的变化情况。它的价格代替了货币价值的增减。戈德斯通教授认为19世纪60年代发生在日本的社会巨变与英国君主制的垮台极其相似，德川幕府的衰落乃至灭亡的过程中，美国人入侵仅仅是一个诱因，并非是根本的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类似于1638年的苏格兰人起义。与英国相似，许多精英人物没有支持幕府，反而要求幕府采取措施，一些藩主，例如萨摩藩和长州蕃还组织了大规模的民兵力量，建立了现代化的军队来对抗幕府。

　　倒幕运动胜利之后各位领袖们废除了幕府和藩国的政治体制，武士与平民之间的区分在法律上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央集权式的政府，努力发展现代工业，逐渐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但是这场革命的胜利并不是民主与自由对于传统秩序的胜利，胜利的是倒幕领导者们坚持效忠天皇的权威思想，元老们声称倒幕的目标是为了真正地恢复天皇的权威。天皇是一个象征而非实际的统治者，真正的权力由一群寡头政治家把持着，以天皇的神圣性为自己的政府取得舆论的支持和合法性。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天皇的神圣性，日本就是带着这样的政治背景跻身于世界强国之中。此时的日本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法制和民主的现代化国家，还带有浓厚的旧式政治色彩。

　　造成倒幕运动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单独从社会经济方面来看日本独特的薪俸制度起到了很大作用。全国人口基本稳定，粮食产量稳步增加，导致了大米相对于其他商品价值有所下降，大名和武士们要用手中的大米换取其他商品，支付服务的费用，并且只能以大米作为支付和抵押物，这就导致了他们实际收入和购买力的下降。日本的财政制度，人口和社会状况与同一时期的欧亚大陆国家恰恰相反，但是正是这种完全相反的状况造成了包括大名们在内的日本社会阶层感到生活的窘迫。

　　此外也应该注意到日本武士这个特殊的阶层。武士阶层以固定的大米薪俸为生活来源，上述原因导致自己实际购买力下降。而依靠放贷和收购粮食，提供制成品的商人们却逐渐富裕起来，取得了对名义上是头等阶层的人们的财富统治权。日本学者速见指出：“德川幕府时期，没有一个能够获得大量财富”，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经商来解决，但是武士是不同于平民的阶层，他们拥有自己的姓氏，有佩刀的权利。经营商业在他们看来侮辱了武士的称号，因此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赤贫的武士，衣衫褴褛却不肯放下自己腰间象征身份的刀。商人即使是再富有，也不能拥有自己的姓氏，在社会地位上还要低于贫穷的武士，于是出现了一些特别的现象：贫穷的武士把自己过继给富有的商人，等于变卖的自己的姓氏还求得温饱。富商也用这种手段取得了武士的身份。尽管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是却为许多武士所不齿，武士阶层对于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之间的巨大落差及其不满，因此成为了可动员的社会力量。

　　当然，导致德川幕府衰落的原因很多，谈的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并不能代表所有。

前秦的国运由一个人决定：王猛和前秦的兴衰

公元280年，西晋结束汉末以来近一百年的战乱分裂，统一了全国。天下太平的日子仅仅过了11年，华夏大地上就先后发生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五胡乱华导致华北地区人口在八年内消失90%，“十室九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大分裂时期。

五胡乱华前期，羯族人石勒建立了后赵，几经争夺，灭前赵，迫前凉称藩，在大分裂时期第一次使北方统一。石勒的侄子石虎继位后，后赵的实力达到了顶峰。但石虎是个暴君，穷兵黔武，国内政局暗流涌动。石虎死后，后赵各派势力争斗，华北大乱。东北地区的前燕政权趁机进军中原。

在石虎进攻关中时，氐族酋长苻洪率族归服。石虎死后，苻洪之子苻健在公元351年入据关中，次年称帝，建都长安。公元353年，苻健病死，其子苻生继位。苻生是天下少有的暴君，视杀人如儿戏。每次接见大臣，都把各种杀人工具放在面前，看谁不顺眼，随即杀掉。大臣中有人劝谏，苻生认为是对自己的诽谤而将其杀掉;朝臣中有人奉承，苻生认为是拍马屁也将其杀掉。朝中人人自危，“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同时，苻生还猜忌自己堂兄弟苻坚，准备把苻坚杀掉。

公元357年，苻坚发动政变，诛杀苻生，即位“大秦天王”。苻坚在论功行赏时，任命王猛为中书侍郎，五胡时期配合最默契，最有作为的一对君臣搭档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以后的18年里，迸发出炫目的光辉。

王猛(325年—375年)，字景略，北海剧县(山东寿光东南)人。苻坚(338—385年)，字永固，一名文玉，是十六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

苻坚即位的第二年，前秦大旱，苻坚“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息兵养民，旱不为灾”。由于苻坚把发展农业作为基本的国策，前秦的经济恢复很快，几年后便出现了安定清平、家给人足的新气象。

苻坚注意选拔人才，地方官员上举的人才，若真的是人才就得赏赐，否则就被降罪，所以“请托不行”;“宗室外戚，无才能者皆弃不用”，当时“内外之官，率皆称职”。

鉴于华北大乱之后急需休养的实际，苻坚除了在即位第一年讨伐并州的实力派，以后的七、八年之内都没有大的军事行动。时前秦的统治下的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苻坚把王猛看作左膀右臂，对其极为信任，“岁中五迁”。朝廷中如果有人打王猛的小报告，“坚辄罪之”，并将与王猛公然作对的开国元勋樊世斩首，“于是群臣见猛皆屏息”。正是有了苻坚的无条件信任，王猛才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

王猛执政首先着力整顿吏治，严明赏罚。当时皇太后之弟强德仗势犯法，王猛对其快抓、快审、快斩，“奏未及报，已陈尸于市”。紧接着，王猛又与御史中丞邓羌通力合作，弹指之间即将横行不法的权贵二十多人铲除干净。苻坚感叹道：“吾始知天下之有法也！”

王猛帮助苻坚创立了荐举赏罚制度和官吏考核新标准，沉重地打击了早已成为士族垄断政权工具的九品中正制，也否定了胡族军阀统治者迷信武力、蔑弃文化知识的落后观念;有效地提高了秦国各级官僚的智能素质。

王猛治国的第二项重要措施是兴办教育。在他的赞导下，前秦恢复了各级学校。灭燕后，苻坚亲率太子、王侯公卿大夫士之长子祭祀孔子，宣扬儒教。这样，先进的汉族传统文化在北方很快得到复苏和振兴，而官僚后备队伍的培养工作也走上了正规化。

王猛注意调整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前秦是氐族建立的国家，国内存在着氐汉矛盾和各少数民族的矛盾。前秦废除了胡汉分治之法，确立了“黎元应抚，夷狄应和”的基本国策。边将贾雍所部攻掠匈奴，立被罢官。各族中有才干者皆被委以要职，鲜卑慕容垂、羌族姚苌都在前秦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猛坚持以农为本，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努力发展生产。通过召还流民、徙民入关等途径增加劳动力，并注意节约开支、降低官僚俸禄、减免部分租税，以减轻人民负担。政府还经常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奖励努力种田的农民。前秦立国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

公元367年，王猛率军援助前凉叛将李俨，大破前凉军。369年，王猛率军攻占前燕洛阳。370年四月，王猛率杨安等10将共步骑6万人，再攻前燕。当年十月，王猛在潞川(浊漳河)大破燕军数十万，将前燕主力歼灭殆尽。然后乘胜进军，攻克燕都邺城，一举灭前燕。前燕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割据政权，前秦灭掉前燕后，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

王猛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他辅佐苻坚后，前秦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在此基础上，他亲率大军四处征讨，败前凉，灭前燕，为前秦统一北方立下了大功。中国北方亦在不久之后实现了大分裂时期的第二次统一。

王猛于375年病死于丞相、中书监、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任上。王猛对于前秦的作用好比一辆车的方向盘加刹车。王猛死后，前秦在错误的方向越滑越远，并始终没有修正。

苻坚对王猛之死极位哀痛，他说：“天下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夺吾景略之速也？”后赵开国皇帝石勒在谋士张宾死时也曾发出“何夺吾右候之速也？”的感叹，再到后世实现大分裂时期北方第三次统一的北魏拓跋焘和“白马”崔浩，发现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不是只靠“弓马之利”。

王猛和苻坚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配合最默契的一对君臣搭档，两人相辅相成，合力将一个矛盾重重的前秦打造成当时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有机会统一南北。苻坚给了王猛施展才华的舞台，并对其极为信任。王猛的治国领兵特点也正好弥补了苻坚好大喜功、急功冒利的缺陷。“猛为相，坚端拱于上，百官总己于下，军国内外之事，无不由之。猛刚明清肃，善恶着白，放黜尸素，显拔幽滞，劝课农桑，练习军旅，官必当才，刑必当罪。由是国富兵强，战无不克，秦国大治。”后世崔浩对二人有一个贴切的比喻：“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

王猛死后，前秦好比一个人突然断了一条腿，各种负作用慢慢显现出来。

首先是苻坚个人生活上的懈怠，开始追求享受。“大修舟舰兵器，饰以金银，颇极精巧”;把后赵都城的铜驼、铜马、飞廉、翁仲搬到长安。“骄矜已甚”。

其次是法制败坏。“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颓靡”。且不说一般的犯法，就连苻坚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先后起兵谋反，都未受到应有惩罚，甚至仍被任命为一方军事统帅，手握重兵。

第三是屡兴战火。自王猛之死到淝水之战前，前秦吞凉、灭代、拔襄阳、攻彭城、征西域，七年间，共用兵百万之众。淝水之战更是动员了空前的87万军队。北方地区经过“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前期的战乱，人口大量减少。前秦的历次军事行动都加重了北方人民的负担。淝水之战更是“十丁抽一”，加上后勤保障用的人数，几乎征用了北方一半的男性劳动力。

前秦政治日益腐败，人民负担极为沉重。苻坚本人好大喜功，又骄傲轻敌。淝水之败后，前秦无可避免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