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皇帝们为啥都不计划生育？

Posted 2023-03-06 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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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皇帝们为啥都不计划生育？

多子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有福气的象征，在民间，子孙满堂、多子多福是人们最朴素的愿望，但这到了明争暗斗的第一家庭，却往往成了血雨腥风的来源。一切只是因为，皇帝的宝座只有一个，在这些兄弟中，最终只有一个人可以登上权力的巅峰，皇帝的儿子自是再多也不愁养，但愁的是怎么选出这唯一的继承人。为此兄弟手足之间往往争个你死我活，更有甚者，为早登大位时时期盼乃至下手让亲爹早死。

在历史上，很多皇帝为此甚至不得不防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党”其实是个很可怕的词汇，当太子最忌讳的就是拉帮结派。但当太子也有当太子的难处，拉点儿亲信在身边吧，老爹若是起疑自己就倒霉了;独自清高吧，周围有多少人盯着你的皇储之位，怎能睡得安稳？古代中国的封建皇权，特征就是“家天下”，天下尽归皇家，理想的状态就是千秋万代代代流传，所以，对于皇家来说，当然是人马越多越好，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只是皇帝正规媳妇的数量，实际整个皇宫跟自己没有血缘没有伦理纠葛的女人，理论上都是皇帝的女人，都可以为皇帝生孩子。

所以，古代皇帝一般都有大量儿子。据传说，周文王有100个儿子，其中99个亲儿子，另加上1个义子，这当然只是传说，真实性有待考察。不过，有据可查的，比如康熙皇帝，老爷子活了快70岁，生了35个儿子，活到成年的有24个，这还只是儿子，他还生了20个格格，一共55个儿女。再往前，历史上最风流浪漫的唐玄宗李隆基，有30个儿子、29个女儿。李隆基的突出之处在于，虽然儿子数量在历代皇帝中不是最多的，但他却可以做到杀儿子不眨眼，杨玉环成为寿王妃的两年之后，唐玄宗为了家长里短儿的事，一天里就杀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个亲儿子。

李隆基的爷爷李世民也有14个儿子，21个公主;陈朝第四位皇帝陈宣帝陈顼光儿子就有42位;宋徽宗有儿女65位，其中31个是皇子。所以，以现代的眼光看，每个皇帝都有一支超生禁卫军，不过，与超生游击队不同，皇帝狂生孩子不仅合理合法，而且事实上这也是当皇帝的重要任务之一。反正不存在养不起的问题。儿子多，是皇帝成功的一面，如果皇帝体弱短寿，子嗣少，往往被视为江山社稷不幸。

生个儿子当藏獒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如果皇帝体弱短寿，子嗣少，往往被视为江山社稷之不幸，然而，皇子多了，皇帝往往也犯愁，不仅儿子们之间一山不容N虎，搞不好连老爹他们都容不下。太子立得太晚，儿子们容易从小较劲，争权夺利，兄弟不和;立得太早，则容易有太多人攀附太子，结党营私，甚至威胁自己的地位。更不幸的是，此事不仅自己要犯愁，好不容易终于选出一个继承皇位，这种愁闷往往要顺带送给这位“幸运儿”。

那么，既然这么“愁苦”，为何还要拼命超生？

第一，老婆太多，不懂避孕。不解释。

第二，皇家弱肉强食，竞争太过激烈，太子经常死于非命，多生儿子做后备军。这点似乎也很容易理解，太子们有自己身体弱死去的，比如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为人忠厚，深得朱元璋喜爱，重点培养了很多年，却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有在储位之争中死于非命的，比如李渊的大儿子李建成，被弟弟李世民在宣武门杀死。总之，为了预防各种各样的不幸，还是多生几个的好。

第三，生儿子多了对付外来者。李世民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读历史，皇帝们更读历史，前朝发生的悲剧，皇帝们也都心知肚明，但皇帝还是选择了多生儿子。在分析皇帝诛杀功臣的时候，我们曾猜测，皇帝们也有可能预见可能的悲剧，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无论怎么砍砍杀杀，当皇帝的总是自己的骨肉，这比大臣夺权强，比外戚宦官夺权强，而且，儿子们内讧归内讧，当外敌当前的时候，“打仗亲兄弟”，总还是自己兄弟，可以一致对外。

中国古代是如何计划生育的？古代有计划生育吗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公众的印象中，“计划生育”就是少生孩子，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计划生育的概念是人类有计划地调节自身生殖行为的行为，既包括“减产”，也可以“增产”。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的是鼓励国民生育的“计生”政策。不过，关于“少生”、“优生”的提法，倒也“由来已久”，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人提出了“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唐初的民间通俗诗人王梵志，曾以当时最流行的诗歌形式，用大白话写出了不少计生“标语”。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意思是，儿子不要生的太多，有一个能做事的就行了。

越王勾践首推“生三胞胎”可享受“免费奶妈”政策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古代中国实行的是鼓励国民生育的“计生”政策。战国初期中国总人口仅1000余万，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全国人口翻了一倍，达2000万人左右。当时东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争霸，战争连连，死亡巨大，可人口不减反增，就是当时各诸侯国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的结果。

这一时期，“计生”政策实施最坚决的，当是越国。

在吴越之战中，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实施强国战略，其中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生育，增加国内人口。勾践当时实行的奖励政策非常优厚。据《国语·越语》所记，越国当时对孕妇实行“公费医疗保险”，女人生产时只要通知政府，医生很快便会赶到产妇家里助产。如果生的是男孩子，奖品是两壶好酒，一条狗;如果生的是女孩，奖品是两壶好酒，一头小猪;如果是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也就是说，由国家来抚养。

在鼓励生育的同时，越国也强制早婚。规定：“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从越国计生政策来看，如今流行的年龄悬殊的“姐弟恋”、“黄昏恋”均被严格禁止，青壮男子不能娶年龄大的女人，老男人则不准娶年轻女子。不仅如此，对未婚嫁适婚子女的父母，还要治罪。

后来，越国能打败吴国重新崛起，虽然原因很多，但与此“计生”政策的实行不无关系。类似记载还见于《吴越春秋》，虽然在细节上有所出入，但记载勾践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上是一致的。

到了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唐朝，则把鼓励生育当作一项基本国策。唐太宗李世民刚一当皇帝，便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正月发布了《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鼓励生育，还动员富人赞助娶不起老婆的穷光棍，将计划生育的好坏、鳏寡人口的多少，作为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指标，进行考核。

齐桓公消减后宫人数解决婚龄男女比例失调

奖励多生孩子的家庭，这只是古代中国“计生”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解决育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强制早婚。

在古代中国早期，一度提倡“晚婚”，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便是这样。当时法定适婚年龄：男子30岁，女子20岁。但在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时期，适婚年龄往往被大大提前。如春秋时的齐国，便推行男20岁、女15岁的“计生”政策，鼓励国民早婚，有的朝代甚至将女子婚龄提早到13岁。

齐国早婚政策的推出，还有一段故事。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有一次，齐桓公到民间微服暗访，在一老百姓家里看到，一年已70岁的老头还是自己做饭，他便问是不是没有子女。老头说他有三个儿子，可因为家里贫穷，都没有娶到老婆。齐桓公回宫后，把这件事对主持齐国政府全面工作的上卿管仲说了，管仲便提出了这一鼓励早婚的政策。

同时，管仲还提出了解决育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一个办法，是消减齐桓公的后宫人数，不让“宫中有怨女”。当时王室、诸侯女人数量“超编”严重，以周王后宫来说，是“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在编”女人共计121人;诸侯则是“一娶九女”。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论是王室，还是诸侯都多占多用，民间有钱男人也跟着“蓄私”。墨子当时便向外界爆料，称“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认为这是造成社会适婚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原因之一，呼吁“节制”。

齐桓公不愧是春秋霸主，让管仲这么一说，似乎也不好意思了，带头响应了管仲的计生政策：将后宫没有与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大批“未尝御”女子，统统遣散回家、嫁人。

齐桓公此举，大概也是古代中国计生政策执行过程中解决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的特例之一。除了降低婚龄，古代中国有的朝代还提倡“二婚”。如唐代便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这样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体面、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汉惠帝刘盈下诏

“女子年十五以上

至三十不嫁”

罚五倍人头税

古代中国对违反计生对象的处罚也很严厉。如在汉初刘盈(惠帝)当皇帝时期(公元前195-公元前188年)，便有明确的“罚款”方案，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在公元前189年，刘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这“国策”用今天的话来解读是这样：年龄在15至30岁之间的适婚女子如果不出嫁，将被罚款，罚款的金额是“五算”。“算”是当时计征人头税的一种计量单位，是开国皇帝刘邦在建国后第四年定下的税收办法，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国民，都要缴纳人头税，每人税款金额是120钱，称为“一算”。加上五算就是720钱，也就是说，如果适龄不结婚，就是违反“计生”政策，就要缴五倍人头税的罚款。

对于西汉“五算”的罚款标准，或许有人会认为“不高”，实际上在当时并不算低，以整个西汉的粮食均价每石100钱上下的标准来算，720钱可以买到七八石粮食，至少是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仅仅没有及时结婚，一年的口粮就没了。

“贴肚脐”“点穴”

节育秘方真假难辨

虽然在古代中国各个朝代计生政策的主调是鼓励多生，但很多民间学者却唱反调，建议实行少生、优生的“计生”政策。很多时候，民间会主动实行“少生”的“计生”政策，自觉采取节育、避孕措施，这也是古代中国“计生”的一个特点。

古人曾想出过五花八门的秘方、怪招，达到节育、绝育、少生的目的。如过去有一种叫“青粉”的秘方，女人服用后便不会怀孕。青粉实际是一种能要人命的绝育药物，由于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多为妓院老鸨强制青楼女子服用，民国时东北妓院中仍可见此避孕方法。

永久性的绝育手段，现代有“结扎术”，古代有吗？有，但很恐怖。男的叫“自宫”，俗称“去势”;女的叫“幽闭”，又叫“禁闭”。这都是直接把男女的生殖器官去除，无异于杀人，通常被作为一种刑罚手段来使用，并非常规的节育方式。

倒是传说皇家有不少“不伤身”的节育手段：汉代后宫有“贴肚脐”偏方，在嫔妃的肚脐上贴上一种药膏，使之不孕;清代皇宫有“点穴”避孕秘术，皇帝与嫔妃性生活后按摩嫔妃下身某个穴位，使之不孕。皇帝后宫美女如云，实行计划生育的事实应该存在，但这些偏方秘术是真是假，就难说了。

唐初诗人

王梵志倡导

“生儿不用多

了事一个足”

与今天一样，为了让“计生”政策容易为老百姓接受，古代中国也有各种各样的计生“标语”和“口号”，当然其主旋律是以鼓励多生为主。

鼓励多生的口号有很多条，最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的至少有两条。一条是“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这是从个人和家庭幸福指数上进行动员的;再一条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从道德层面鼓吹的，由儒家权威人士孟轲喊了出来。这两条口号影响相当深远，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就是因此形成的。

在古代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担心“人满”之患，于是提出了少生、甚至不生的口号，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唐代的王梵志。

王梵志是唐初民间通俗诗人，生平坎坷，饱经忧患，50岁后皈依佛门。他反对“多生”，提出重视人口素质教育的思想，以当时最流行的诗歌形式，用大白话写出了不少计生“标语”。最有名的一条是其《大皮装大树》一诗中的一句 “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意思是，儿子不要生的太多，有一个能做事的就行了。二三十年前中国最流行的“计生”口号“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最原始出处就在这里。

到了宋代，有学者估算中国人口总数首次过亿。在这种背景下，宋末著名学者、《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正式提出了“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与现代的人口和计生政策相当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