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前的欧化启蒙“兰学”

Posted 2023-01-07 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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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之前的欧化启蒙“兰学”

明治维新之前的欧化启蒙“兰学”

　　今天说起日本的近代化，我们总会谈到明治维新。但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在德川幕府宣布锁国的二百多年里，有一个西方国家一直与日本有着密切往来，甚至因此，日本还兴起一股新学潮。这个国家就是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这股在日本兴起的新学问就是“兰学”。

　　第一艘荷兰船漂抵日本

　　1600年4月19日，日本海风大浪急，一艘远洋航行的船只漂到了九州岛丰后国的臼杵地方，风浪平息后，当地人发现这是一艘“夷船”，船上还幸存着24名红头发蓝眼睛的“南蛮”。很快这一情况被上报给德川家康，德川家康下令将这些人带上岸问个究竟。

　　当时日本与“南蛮”的关系十分敏感，1596年，发生了“圣·菲利普号事件”，当时的主政者丰臣秀吉激愤于葡萄牙和西班牙想利用宗教控制日本的企图，第二年便开始打压日本的天主教。此刻又有外国人漂泊而来，日本方面当然十分警觉。这些夷人辩称自己是荷兰人，跟那些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全不相同。领航员威廉·亚当斯其实是英国人，他对德川家康说，这艘漂泊到日本的商船，名叫“慈爱号”，其目的就是建立与日本的联系，打通商路。他告诉德川家康，荷兰信仰新教，奉行宗教与经济分离。对于荷兰来说，只要能做生意就好，信不信教无所谓。

　　“慈爱号”的到来以及威廉·亚当斯的言论，不仅消除了德川家康的疑虑，而且使其看到摆脱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机会。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之所以不敢在日本禁绝天主教，主要就是担心禁教会损害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贸易。贸易带来的好处，尤其是军火上的利益，让这些志在统一日本的枭雄们无论如何不能割舍。现在好了，冒出来一个新“南蛮”，荷兰人不仅不传教，而且可以提供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的贸易好处。1605年春，“慈爱号”船长手持德川家康颁发的贸易许可证返回荷兰，荷兰从此打通与日本的贸易之路。

　　“出岛”成为荷兰商人特区

　　随着德川幕府政权的逐步巩固，其对于与外国的贸易控制也越来越强，1633年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1639年幕府下令断绝与葡萄牙的贸易往来，能够与日本进行贸易的西方国家，就只剩下荷兰一家。

　　日本人十分精明，他们既需要荷兰人带来的各种“洋货”，又想将荷兰带来的其他“不良影响”完全隔绝，于是便有了一个隔离的办法。日本幕府在长崎港口外面弄了个人造岛屿，名叫“出岛”，规定荷兰人只能在这个岛上活动。日本方面只允许有关的官员、商人、翻译、工匠和青楼女子出入该岛，其他日本人一律不能上岛。当时荷兰人将这个扇形的孤岛称作“国家监狱”，尽管如此，相比一道道锁国令下的日本铁幕，这个小岛其实就是一个外贸的窗口，也可以说是一个经济特区。

　　在与荷兰进行商贸的同时，日本幕府还交给“出岛”的荷兰人一个任务，就是按时向幕府提交世界情势的分析报告，这称作“荷兰传闻书”，或者叫“荷兰告密书”。依靠荷兰人的情报，日本幕府对于世界情势事实上并不隔膜，大约在1795年，幕府就知道法国发生了大革命。中英鸦片战争的消息，幕府也很快透过“出岛”获得。而在1852年，当佩里率领“黑船”要日本开国时，荷兰人也及时将情报告知了日本幕府。“出岛”可以说是幕府锁国时代的一个情报基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幕府的政策逐渐放松。同时在长期的经贸中，日本人感受到荷兰人带来的“洋货”是日本所未有的，甚至是前所未见的，科技的威力通过货物体现，而文化的交流也在经贸中逐渐酝酿。慢慢地，“出岛”成为一些日本人的向往之所，他们偷渡到“出岛”上看个究竟，一些日本人希望荷兰人能给自己的小孩起个荷兰名字，游学长崎成为当时日本有识青年的追求。可以说“出岛”成为日本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也成为传播西方科技文化的一个跳板。

历史人物明代大师王阳明如何启蒙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

　　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到1895年甲午战争，扳倒大清国用了27年。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回顾历史必须承认，「文明开化」政策获得了成功。如果说封建社会的众生百姓接受观念上的改变离不开学者的努力的话，那么，那些学者、政客们又是被谁启蒙的呢?>　　其实明治维新前200年，日本社会就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启蒙过程，启蒙者是心学 (1472-1529)。17世纪初，有关的书籍传入日本。最早接受阳明学的是江户时期的下级武士中江籐树(1608-1648)。1622年他擅自「脱藩」，在家乡近江开办「籐树书院」，以极大热情投身平民教育。他破除等级观念，宣扬官民平等的理念，被称为「近江圣人」。他门下阳明学者辈出，大弟子熊泽蕃山于1670年开办「冈山藩学」，这是日本最初的武士子弟学校，江户后期还教授「兰学」(西洋知识)。>　　到明治维新前，不论社会上或幕府内部，能叫得上名的阳明学信徒不下百人。其中有武士(比如山县有朋，日本陆军创始人)、商人(涩泽荣一，「日本企业之父」)、学者(福泽谕吉，思想家，「脱亚论」者)、政治家(伊籐博文，日本首任首相)、危险分子(吉田松阴，「征韩论」者)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阳明学的重要特征是开启思辨，自我认知。和朱子的「性即理」不同，朱子要人们去情欲，居静深思，以「格物致知」; 则认为，人的性和情不可分离，两者构成了「心」，所以「心即理」，而「理」又分「外理」和「内理」。人的「心」只要符合「内在的理」，就是自己充分理解的、通过自己的实践可以解释通的道理，就是完成了「心」与「理」的统一，而不必刻意追求「外理」，即便是经书中圣人阐明的道理。在王阳明看来，「愚夫愚妇皆圣人」，前提是「致良知」。现实社会里，代表良知的「诚意」比「格物致知」更重要。而「良知」不是静思得出，而是生活中磨炼而来。所谓「知行合一」，「致良知」必「事上磨炼」。>　　阳明学对人的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宋代以后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阳明学认为良知在身胜于读书，平民也可以成为圣人。其次，阳明学开通了肯定人的欲望的大门。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社会发展，生活安定，人们的思想多样化，这个现实是不容忽视的。第三，重视朋友关系。王阳明通过讲学的方式，广交朋友。儒家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中，前4个在地位上是上下关系，而朋友关系则是平等的。>　　日本庆幸自己没有建立起科举制度，不管是朝廷还是幕府都不用豢养大批文人，也就没有学说思想的垄断。清贫的文化人相对自由，代表庶民观点的阳明学说很容易被接受。当然，江户时代的官学依然是朱子学。但在儒佛共存的日本，儒家理论高空虚渺，幕府政治的凝聚力日渐低下。改变这一现状的是另一位儒学 ——朱舜水(1600-1682)，他和王阳明是同乡。>　　1644年明朝亡国后，反清遗臣朱舜水逃亡日本。水户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国敬仰朱舜水的才德，将他迎到江户(东京)，行弟子礼，舜水开始在日本讲学。舜水追求务实，实理实学，批评日本朱子学空洞务虚。朱舜水身居异国，向弟子警示明朝灭亡的道理。德川光国从朱舜水那里吸取了儒家的忠君爱国、大义名分思想和重史、尊史、尚史的史学思想。此后，德川建立的日本「水户学」，成为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社会主要精神力量。此外，不论日本省庵学的鼻祖安东守约，还是古学鼻祖山鹿素行，都是朱舜水的高足。>　　朱舜水并不自诩阳明传人，他以极高的品格博得各界尊重，自由施教的学风使其与弟子间建立全新的友情。除了得其真传的弟子，间接受其影响的人也很多。当时践行阳明学「知行合一」者，必走舜水探求实理实学之路。>　　当然，日本社会的启蒙与江户以后重视实学教育也有关联。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生存，是江户教育的一大特点。江户的寺庙在各地办学，通常都叫「寺子屋」。教的课程是，读(千字文、汉文)、写(信、告示、诉状、商品名、收条、借据等)、算(算盘、记账方法)。内容五花八门，将来只要有用就让孩子们学。到1850年，日本人的识字率已达70%-80%，而英国产业革命后期的识字率仅20%-25%。可以说日本社会已经基本完成迎接大变革的思想准备。>　　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是阳明学的信徒。他认为，国家的独立首先必是民众的自立，有自主意识才能自立，能自立者一定会自强，而当他们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时会很珍惜，很好地运用。而自卑的百姓希望有德者管理社会，久而久之会从相信变崇拜再到迷信。福泽的启蒙书卖了300万部，相当于每10个日本人中就有一读过他的书。>　　遗憾的是，王阳明的「良知」这一基本准则没有被日本人深刻理解。日本强大后，自恃武力，走向歧途。福泽后来成为「脱亚论」的倡导者，他对中国和朝鲜不屑一顾，「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为惧，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他甚至说「日本应该站在欧美的立场去看待今天的支那和朝鲜」。>

明治维新之前的欧化启蒙“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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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 明代大师王阳明如何启蒙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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