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改用西方历法竟然是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

Posted 2023-01-07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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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改用西方历法竟然是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

明治初期还有一件影响深远的无形改革措施，改变了每一位日本人的生活。即便是对政治再冷感、对世局变化也毫不关心的市井小民，也很难不受这项改革措施的影响，那就是明治天皇号令全国改采接受西式历法！

明治政府于1872年的年末宣布，从明治5年12月2日的隔天起改用西历。于是，明治5年12月2日的隔天便是明治6年1月1日（那天同时正是西元1872年的1月1日）。此后12 个月份各有多少天（大月或小月），该怎么使用润法，也都跟西洋历法相同。

改历当时，岩仓使节团的成员正在欧美四处考察，留守政府却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财政赤字严重，已逼得政府趋近破产边缘！

财政窘迫的因素，除了全国各地的事业正在大兴土木、过往的士族华族仍必须供养之外，跟政府收入与支出的计算方式也有关。

当时的政府收入是以「年」作为规划，过了一年就收一整年份的各式税收。但是在支付薪偿方面，却是以「月」作为循环，过一个月发一次薪水。这两点交互运作，乍看之下可以让明治政府先收好一大笔的国库收入，届时再一点一滴分为十二期慢慢付出去，一来一往可以让政府获得利息的差额，只要量入为出，理应可以持续累积国库准备金才对。

然而，这当中却存在一个危机陷阱，跟「旧历」的制度相关。原来是「旧历」中保有「闰月」的设计，原则上是每19年得插入7次闰月。明治5年正好在4月份与5月份之间有一个「润4月」，使得该年度如果依照往例走完，政府对于旗下公务员与士族得付12个月再加1次闰月的13份薪饷。

因此，明治5年紧急改历此举，也被视为「不想支付明治5年12月薪水」的闪避措施，让政府的财政压力舒缓了一些！

日本从明治6年开始全盘采用西历。

由于宣布时间较晚，部份印刷业者已经印好明治6年的月历与日历，就得全部作废，损失难以估计。

此外，传统节日采用原本的月日，却在西历的同日期进行，却产生些许困扰。例如在新历的1月1日迎接新年，但这时日本许多地方仍处于冰天雪地的隆冬当中，跟传统上准备迎接春天的概念不太一样；牛郎与织女相会的七夕情人节，也变成新历的7月7日。

礼俗上的「中元」从旧历7月15日变成新历的同一日期，时间上早了将近1个月。因此于兰盆节（お盆）原则上会定在8月15日，并成为日本民众祭祀祖先的时节。

然而，中元传统上也是民众间互相送礼的时机，东京所在的关东地区对新历接受程度高，中元礼得在7月15 日前送达，不然就会被视为迟到失礼；但以京都为首的关西地区偏好旧历，适宜的送礼时间反而在新、旧中元的7月15日至8月15日间。历法变革的情形，也影响了关东、关西的生活文化差异呢！

搜刮民间财富还赔款

“昭信股票”发行目的是为了集资向日本偿还赔款。日本帝国主义违反国际准则发动侵华战争强行要中国偿还巨额战争赔款，迫使出现财政危机的清政府不得不以“昭信股票”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

名不副实的“昭信股票”

晚清的所谓“昭信股票”，实际上是清政府于1898年发行的第二次公债。既然属于公债，为何却名为“股票”，而且还冠之曰“昭信”？要解释个中缘由，需从清政府发行第一次公债说起。

昭信股票的出台

到1898年，清政府又面临甲午战败向日本赔款而财政左支右绌的窘困。

1894年，清政府为应付甲午战争军需浩繁、内帑空虚之困境，以“息借商款”名义发行第一次公债。但因贪官污吏的层层敲诈勒索与劝捐之意完全相背，弊端百出，仅半年之后即不得不停止发行，并使公债这一新事物信誉扫地。

到1898年，清政府又面临甲午战败向日本赔款而财政左支右绌的窘困。是年1月，右中允黄思永向朝廷上了一道“奏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提出仿西方国家以股票筹借巨资之例，再次发行公债。他认为“股票胜于银票，故举国信从，趋之如鹜……中国风气若开，岂难渐收成效。”鉴于此前“息借商款”之种种弊端，唯需建立良好信誉，“中国集股之类，惯于失信，人皆望而畏之，即铁路、银行、开矿诸大端，获利亦无把握，收效未卜何时，故信从者少。”所以，应将该债券名为“股票”，并冠以“昭信”名目，“以冀通行而昭大信”。黄思永还乐观地表示：“因国计自强派股，皇上昭示大信，一年见利，既速且准，自非寻常股票可比，安见将来风行之盛，不如外洋”？

此疏入奏之后，朝廷谕批“著户部速议具奏”。户部当时正愁赔款无着，也赞同“息借华款为补救万一之谋”，遂于2月上奏朝廷，请求准由该部“印造部票一百万张，名曰昭信股票，颁发中外”。另对黄思永提出“先派官借以为民倡”的做法，户部也表示赞成，奏请朝廷“降旨饬令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各项官员，均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由于发行“昭信股票”是应赔款之急，因此户部特别强调，各省地方官须将发行数额随时报部，“听候拨还日本赔款，无论何项，不准挪移动用。”

值此之际，清廷最高统治者也别无他法筹集大宗款项，只能当即应允照行。上谕宣称：“当此需款孔亟，该王公及将军督抚等均受朝廷厚爱，各省绅商士民，当亦深明大义，共济时艰。”于是，名为“股票”，实为公债券的“昭信股票”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出台了。

股票变相成为一种捐输

发行该票的清政府和认购的官民，理应是一种债权与债务关系，而当时对此种债务关系有明确认识者却为数甚少。

3月初，户部奏准发行“昭信股票”章程17条。该章程规定：每票100两者印50万张，计股银5000万两;每票500两者印制6万张，计股银3000万两;每票1000两者印制2万张，计股银2000万两，共计1亿两，由户部设立昭信局遴选司员经理。

“昭信股票”的式样是四周为龙边，录印奉旨年月，开列领票银数，下半分20小方，写明年份银数，每年付还一次即裁去一方，后幅印有“昭信股票”简明章程。每票编列号数，纸心及骑缝各盖印一颗，印花用朱色印泥。每票除联票外，另缮号册，以备稽查。

户部设立专门机构即昭信局，局内设给票处、收银处。各省藩司设昭信分局，以省命名。在京认股，款交户部昭信局，照章领票。在外认股，款交省昭信分局领票，或交殷实商号代为领票，款存该号候拨，惟该商号须有各商号连环保结，报部报司存案，始准承办。至于认股之人，或开列官阀姓名，或堂名别号，悉听其便。

“昭信股票”规定20年还清，以年利5厘计息，遇闰不加增。前10年还息不还本，后10年本息并还，本还则息减。“商号承办收发股票本息，亦宜略酬其劳，拟令京外汇兑此项票款概交该商号专办，以资津贴。”另还规定：“昭信股票”可以抵押售卖，与产业凭券无异，惟抵押售卖后应报局立案。如有遗失，可向所在地昭信分局挂失，由昭信分局出示禁止抵押售卖遗失“股票”。3年之后，由昭信分局给予凭单，将原票作废，“所有应付失票之本息，仍按认股年例给发”。为防止勒索现象发生，户部所订章程严格规定“不准勒令捐输”，“倘各州县印委及经手劝集之人有藉端扰累勒捐者，准人告发，或别经访闻的确，即分别治罪。”

不难看出，与4年前的第一次“息借商款”相比较，“昭信股票”已更为明显地具有近代公债的性质。但是，“昭信股票”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公债存在着差异。发行该票的清政府和认购的官民，理应是一种债权与债务关系，而当时对此种债务关系有明确认识者却为数甚少。清朝统治者可以要求文武百官“领票缴银”，王公大臣也有请求免领债票，将所缴银两作为报效者，朝廷则给予奖励，使所谓“股票”变相成为一种捐输。

昭信股票发行不畅

到“戊戌政变”停止发行时，官商绅民总共认购不足2000万两，还不到预计发行总额的五分之一。

“昭信股票”预计发行总额1亿两，但结果并不比第一次的“息借商款”好多少。到“戊戌政变”停止发行时，官商绅民总共认购不足2000万两，还不到预计发行总额的五分之一，对于缓解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并未起明显作用。无可奈何的清政府只得又向英、德等国举借外债，并以7处厘金作抵，使各省京协各饷及防饷等向取于厘金者骤形短绌，可谓拆东墙补西墙。

不过，也不能说发行“昭信股票”所集现银，对于解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燃眉之急丝毫没有作用。近2000万两的额外款项，在当时也是难得的。“昭信股票”所集现银也曾用于赈济，例如山东黄河水灾泛滥，沿河各州县遭灾十分严重，户部即曾划拨“昭信股票”银20万两用以赈济。两个月后，山东巡抚张汝梅又以“ 灾区太广，来年仍须接放春赈”，奏准截留“昭信股票”银20万两作为春赈款。

“昭信股票”之所以发行不畅，有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脱离近代中国客观现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千家驹先生在其所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一书的序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公债发行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要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有资本主义化的金融机关与金融市场，而这两者当时都是不具备的。”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发行近代公债需要两方面的客观条件，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近代金融机关、金融市场，两者之间实乃相辅相成。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会有资本主义化的金融机关与金融市场出现，这在中外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均不例外。

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工商业者自身即面临资金短缺的严重困难，因而根本不具备大量发行公债的成熟条件。资本主义性质的金融机构，当时也为数甚少，而且没有证券交易所，金融市场当然不可能兴盛。尽管户部所拟章程规定“昭信股票”可以售卖，但由于流通渠道极为有限，实际上很难变成“有价证券”。购买者不能通过认购“昭信股票”转售获利，只是徒增负担，自然也就缺乏购买兴趣。

广大民众生活贫困，更无钱购买公债，这是“昭信股票”难以发行的又一个客观原因。自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因多次战败须不断偿还战争赔款，镇压太平天国和兴办洋务也耗费了大量资金，为了弥补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清政府除了向外借债，还以各种名目层出不穷地添捐加税，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已不堪忍受。连温饱都无法保证的广大民众，当然无钱购买公债。即使一般商人，也因本小利微难以认购。有些地方官逼迫商人认购，采取强硬手段“拘集商民，勒令认捐”，激起商人强烈不满。在发行“昭信股票”的同时，清政府还议定于当年4月加征铺税药牙，使商人更难以承受。陕西巡抚魏光焘上奏说明：“商民财力有限，若同时并举，诚恐顾此失彼，难期有济，请暂为展缓”。户部也只得奏准各省铺税药牙一律暂缓开办。

发行昭信股票的恶劣影响

御史徐道j曾于“昭信股票”发行仅一个多月，上了一道奏折，说明“昭信股票”所集之款不过一二，而种种弊端则“不可胜言”。

还应阐明的是，清政府发行“昭信股票”不仅未能达到筹集1亿两巨款的初衷，反而带来了一些恶劣影响。

首先是加剧了民众的经济负担，造成了种种烦扰。虽然户部拟订的发行章程说明不得“藉端扰累勒捐”，上谕也曾强调“不准苛派抑勒”，但类似弊端仍层见叠出。有的地方官将“昭信股票”“计亩苛派，按户分日严传，不到者锁拿严押，所派之数，不准稍减分厘。”户部也承认：“股票扰民，屡经指摘”。朝廷更为此而不得不迭发上谕：“各省办理此事，名为劝借，实则勒索，追催骚扰闾阎，莫此为甚，亟应严行查禁。著各督抚通饬各该地方官遵照部定章程妥为办理，商民等愿领与否，各听其便，如有不肖官吏藉端指派，致滋扰累，当即查照惩办，以杜流弊，而顺舆情。”但在此之后，地方官以摊派勒索手段派购“昭信股票”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民众的不满情绪也与日俱增。有鉴于此，清迁只得于1898年9月7日发布上谕，说明“各省办理昭信股票，苛派扰民”，自即日起，除京外各官仍准随时认领，并官民业经认定之款照数呈缴外，“其绅商士民人等，一概停止劝办”。

其次，是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末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时期，原本经费匮乏的工商业者，此时更见短绌，急需筹集资金扩大投资。清政府却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通过“昭信股票”向工商业者勒索强借，从而使得工商业者的处境更为艰难。清政府的这一举措，与日本明治政府集资向工商业者借贷以“殖产兴业”的方针，形成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明治政府为扶植工商业者发展民营工业和对外贸易，主动向工商业者发放贷款，不仅在国库基金中设立“个人贷”项目，而且增加“劝业资本贷款”，各府县也都陆续发放“劝业贷款”。日本工商业者在各级政府的资助下，克服初期资金短缺的困难，不久之后日本的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而清政府不论是“息借商款”，还是发行“昭信股票”，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公债曾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资本主义的增长产生过重要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与风险。”清政府“仿行外洋”发行所谓“昭信股票”，却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为加速资本原始积累，刺激工商业发展，而是向工商业者勒索强借，以偿还战争赔款和缓解财政危机，因而不仅不能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相反还起了阻碍作用。

“昭信股票”的其他一些流弊与消极影响，当时即有人上奏从多方面加以陈述。御史徐道j曾于“昭信股票”发行仅一个多月，上了一道“昭信股票流弊甚多请速筹补救”的奏折，说明“昭信股票”所集之款不过一二，而种种弊端则“不可胜言”，其要者为造成银号、钱铺倒闭;地方官藉端勒索，苛扰商民;不肖官吏借机盘剥，中饱私囊;驱民尽投洋教等。这些论述，大体上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

最后应该说明，“昭信股票”的发行，目的就是为了集资向日本偿还赔款。日本帝国主义违反国际准则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痛苦，却还强行要中国偿还巨额战争赔款，迫使出现财政危机的清政府不得不以“昭信股票”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并由此导致上述各方面的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