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皇室与媒体的关系如何

Posted 2023-01-07 天皇

篇首语：好汉做事干到底，好马登程跑到头。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日本皇室与媒体的关系如何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日本皇室与媒体的关系如何

2、兰台说史•中日关系在这些历史条件下就会变好

日本皇室与媒体的关系如何

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政治人物的花边新闻比起僵硬乏味的政治动向，更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在仍然存在皇室的国家里，情况也是一样，像英国皇室被传媒「狗仔队」贴身报导便是一例，那么日本的皇室又如何呢？

日本史学者胡炜权出版的《国民与媒体均不会受到来自政府当局的政治审判和检查。但以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官方如何利用皇室报导

从日本传媒业历史来说，著名的明治维新既是改变日本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官方与民间办报的重要契机。同时，西方思潮如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等随着日本开国而到来，民间纷纷在各种思想的薰陶下，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时还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尚未普及，报纸就是当时最有力的平台。

明治天皇晚年的立宪运动，以及大正天皇时代的民主运动，都通过民间团体办报，向官方施加压力。然而，关乎天皇与皇族的报导则不存在容忍的空间。官方靠着「天皇乃神圣不可侵」的「全民共识」，将限制国民批评国政一事，抬升到更高的层面。

这也就是说，明治及大正政府利用限制有关天皇的报导，维持政府的威严，同时利用天皇这个万民爱戴的金身，反过来通过媒体进行国民教育。在战争频发的二十世纪上半期，官方利用公权力压迫和控制媒体，使媒体大多成为政府的鹰犬和宣传工具，向人民灌输盲目的国家主义和忠君思想。

例如，明治天皇于1912年7月30日过世，当时传媒带着半分爱国心、半分煽情，以制造声势的意图，鼓动东京民众到皇宫外的二重桥外跪地祈祷。

相较健康长寿明治天皇，接任的大正天皇是出名的药罐子，到了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病危时，《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章则改以「美谈」、「壮烈」为名，报导少年少女听闻天皇病危而哀痛自残的新闻，变相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

媒体「自肃」与自我审查

到了战前的昭和时代，战争新闻煽情与夸张的手法，自不待言。关于不利战况以及天皇动向的新闻，通通受宫内省(现在宫内厅的前身)和军部严格管制，一旦发现不妥言论，轻则禁止发放，重则以「不敬罪」处罚当事人。

当时的报纸和电台媒体为免以身试法，都会自主地以「自肃」为名，不报导一些危险敏感的新闻，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自我审查」了。另外，在「天皇与皇族皆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下，也不能主动采访他们。

战后的皇室报导

随着二战战败，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完全否定了自己过于激烈的忠君爱国思想，用来钳制媒体的不敬罪也被废除。在新宪法赋与的言论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保障下，媒体对皇室、天皇的报导限制也陆续放宽。

尤其在美国占领期间，为了对国内外展现天皇「人的宣言」已落实执行，日本政府和昭和天皇都与媒体有更多交流，被历史学家称为多年来难得的「蜜月期」。话虽如此，昭和天皇招开记者会的次数屈指可数，而且媒体一律不可询问关于二战罪责、政治和时评等话题，日本政府会事前介入和协调。

平成天皇对媒体采取更开放的态度，他与主要皇室成员有更多的机会露面，或招开记者招待会。不过，天皇与皇室言论仍受到宫内厅的管理，大部分发言都以「建议」为名而受到限制。

踏入千禧年代，媒体对于皇室的主要报导仍然停留在转述发言，以及报导动向。另一方面，皇室与宫内厅出现越来越多问题，平成天皇、新任天皇德仁与成为皇嗣的秋筱宫文仁亲王在这十多年内，皆曾在没有事前知会下批评宫内厅，或者对宫内厅以及日本政府无视皇室意愿，表达不满，使宫内厅和政府尴尬不已。

而传媒又如何报导皇室的花边新闻呢？近十年内，比起英国为首的欧洲皇室，以及仍视皇室神圣至尚的泰国皇室，现时日本皇室报导的自由度和肆意程度算处于两者之间。

进入二千年后，日本皇室成员的花边新闻大多与婚姻问题相关，即离婚、订婚。目前最新的新闻是文仁亲王的长女真子公主与未婚夫小室圭的婚事濒临破局。传媒虽有报导，但大多「点到即止」，不像英国媒体对皇室做贴身式报导。

可见，虽然战前的不敬罪已不再成为威胁，但是日本媒体或多或少出自对皇室和天皇的崇敬心态，在不利于皇室形象的报导上仍然采取明显的「自我审查」方针，以帮助天皇贯彻「象征天皇」、「大众天皇」的形象。昭和天皇时代禁止传媒询问历史、政治和二战问题的方针，继续成为媒体不言自明的「潜规则」。

兰台说史•中日关系在这些历史条件下就会变好

中国总理李克强与5月8日正式开始访问日本，出席中日韩首脑会议。他是2011年后首位到访日本的中国总理。稍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次举行电话会议，两人讨论朝鲜问题，后来日本媒体传出消息，称安倍可能秋季访华，习亦有望下年在出席二十团集团峰会之时，顺道以国宾身份国事访问日本。八年来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访问日本这次李克强访日之旅，日本为他提供公宾级别待遇，获天皇接见、与安倍会谈以及在安倍陪同下造访北海道。对中国人来说天皇亲自接见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日本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荣耀，算得上最高规格的礼仪了。这也让不少国人非常气愤，因为钓鱼岛问题日方并没有让步，中国总理的访问等同于放弃之前八年的努力。可惜，说这话的人对中日的关系史一窍不通。 日俄战争再认识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日俄战争只是“一场帝国主义列强发生在自己国土上的战争”，双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对于生活在当时的人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就说过：“日俄一战，日本便战胜俄国。日本人战胜俄国人，是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这次战争的影响，便马上传到全亚洲，亚洲全部的民族便惊天喜地，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希望。” 反映日俄战争的漫画，事实上当时的日本也是被英美当成牵制沙俄扩张的工具，中日之间的确有“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现实需要的基础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俄罗斯对东北地区数百年的侵略有关，甚至连当时的称呼都是代表恶鬼的“罗刹”人，可见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深恶痛绝。而日本虽然也伤害了中国人民，但是在当时周围都是白人列强欺凌更甚的前提下，同时东亚细亚人的日本无疑要温和甚至是可爱的多。因此，中国民众在日俄战争进程中，一度感情倾向是非常明显地站在日本一方，其原因除了在19世纪晚期俄国趁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接连劫掠中国东北广大领土，引起广大民众的无比愤慨外，亚洲和欧洲、东方和西方的种族与文明的归属意识显然起了极大的作用。除此之外，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一个相当令人关注的现象是犹如葛兆光先生所云：“西潮却自东瀛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时尚是“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但是，为什么“屡受西方欺凌的中国人竟会主动地向敌人学习，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之后，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入敌国日本而转手学习西方，这些有些不合常情的\'师敌\'现象非常值得探究”。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当时的“倭学”之兴，是出于对于日俄战争之后，种族主义思想落荒而走的背景。直到今天不少日本人依旧自负地认为日俄战争是日本为全亚洲做的努力和牺牲，无视中国期间的付出我们可以发现，大背景就是中国人或许不喜欢甲午战争中伤害自己的日本人，但是这点厌恶比起俄罗斯来说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在日俄战争期间，甚至有一些中国居民乃至是土匪自发地帮助日军打击“恶鬼般”的罗刹人。这并不是当时的中国人有多么喜欢日本人，而是在日本身上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未来，更重要的是有着共同的敌人。作为“黄种人”的日军击败了“白种人”的罗刹鬼，更是给屡战屡败的中国军民一剂强心针，让他们看到了自己国家战胜西方列强的希望，虽然他们也知道罗刹这个“洋人”是要打折扣的，同时作为临时同盟的“小鼻子”日本人的所谓“鲜血友谊”也得打折扣。 中日建交合抗苏修 将历史的大时钟在往后拨50、60年，中日关系又出现了转喜的契机，非常巧合（当然也是地缘政治的必然）的是，这次还是因为“北极熊”的威胁。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奋斗目标发动人民革命，所以夺取政权以后必然为新中国的外交带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革命价值观。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新中国的外交任务，一方面是联合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开国之初，反对帝国主义就是核心任务不过，众所周知“帝国主义”本身就是虚指，哪怕是欧陆国家也没几个有国王了，有国王也没实权，而美国更是以共和制度起家压根没有过“皇帝”这一职位，但他们使用武力去拓展自己的霸权那就是帝国主义。同理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度一旦玩起了军事霸权，那么就是“社会帝国主义”比原本的列强“还要坏”。这个时候你“两个拳头往两面打”显然不现实，当时中国脆弱的国民经济也经不起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面对北方的直接安全威胁，和美国的修好就成了必然。随着“乒乓外交”的进行，中美关系逐步解冻，但是长期的对立，使得中国人民在解冻后对美国依旧没有太大的好感。更重要的是，在远东地区，美国没有办法直接支援中国，面对北方边境的百万苏军，中国必须要一个更为可靠的战略同盟，此时真经历战后经济腾飞的日本无疑是最佳选择。老一辈先先早就为中日建交埋下了种子早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人民政府就展开对日积极外交。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调整了对日政策，采取了把日本人民与日本政府区别开来，先开展民间外交、以民促官、积累渐进的对日方针，积极支持日本人民为争取独立、和平与日中友好的斗争，支持民间交往，推动两国贸易和文化交流。从1952年5月到1957年岸信介上台，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为，这些行动包括：1952年6月签订了第一个中日贸易协定，1953年3月发表有关遣送在华日侨的声明并在其后分批安排日侨回国，1954-1955年两次派代表团访问日本，1955年4月签订第一个中日民间渔业协定，1956年宽大处理侵华的日本战犯。在积极推进民间外交的同时，中国政府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发展中日两国官方关系。1954年12月，主张实现自主外交并以恢复日苏、日中邦交，扩大日中贸易作为第一承诺的鸠山一郎组阁后，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1955年11月周总理在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殷切表示，希望日本争取超过美国，尽快恢复中日邦交。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是时候收获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和两国友好人士的推动下，鸠山内阁时期，中日两国在经济、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得到拓展，双方互访规格不断升高，1955-1956年间日本访华团多达160起，中国访日人数达200余名，两国民间或半官方协定缔结了10余个。因此，在关系上此时的中日无疑要比刚刚破冰的中美亲密的多，日本相似的文化环境所诞生的社会体制和经济模式也比美国更适应中国大陆。在这段时期，中国帮助日本承担了大部分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日本则像清末民国时一样接纳了大量中国留学生，今天他们用学到的知识在各个领域为祖国服务。中国慷慨地免去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受东方文化熏陶千年，知道礼数的日本自然也不好意思一毛不拔，给了大量无息贷款，虽然其官方没说是这是战争赔款。中国民间虽然对这种“不道歉的变相赔款”不甚领情，更认为这日本就是借此，撬开中国市场大门，但也承认日本的这块“敲门砖”的确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起飞“添砖加瓦”，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2009年各国的ODA援助可以看到的是，因为之前的战争伤害，中日双方依旧没有彻底放下过去，崇尚的也是道义上的“礼尚往来”和经济上的“合则两利”，而不是真真正正的“坦诚相对”。不过有了“苏修”作为敌人，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能力便自觉启动，找到了日本这个最正确也是最好的临时盟友。结语纵观历史，中日之间有摩擦，但是哪怕是二战造成那么重的创伤，依旧会因为共同的目的去选择宽恕与修复。这正应了那句英国名言“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中文网络上有部分人解读是“背叛盟友的时候不需要客气，因为有没有永恒的友谊”，实际上真正的政治家知道它的根本在于控制你的情绪，不要让仇恨或者热爱这种情绪左右你，一战中德国把英伦三岛打得遍地寡妇，但是英国人依旧反对严惩德国，原因无他：因为逞一时之快的后果是欧陆变成老对头法国一家独大，这个时候需要抛弃情感，冷静面对，做出正确选择。先贤们说出这句话所带有的理性思维和自制能力是一些人永远不会具备的可惜，对大部分人来说背弃热爱简单，放下仇恨困难，万幸的是，这样的他们永远不会成为利益至上的顶级政客，更成不了理义至上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