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日本选举有多暴力

Posted 2023-01-07 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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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日本选举有多暴力

「壮士」一词──字面上主要的意思是「战士」──在一八八○年代早期成为政治词汇的一部分，指的是那些参与政治的年轻人，他们的使命是扩大人民的权利。

这个既新颖又冠冕堂皇的诉求，被参与自由民权运动和自由党人所赞颂，至少在他们之中，有两人宣称创造了这个名词。据说自由党员星亨建议使用这个词语，取代我们在前一章里讨论的幕末「志士」。另一名政治人物尾崎行雄也说过，他是怎么提议以这个词语取代过时的「有志家」。

不论是谁最先想到「壮士」的标签，都因为如星亨和尾崎行雄等名人的宣传而普遍了起来，而且在一八八○年代的多数时候，至少在人权的领域方面，维持着正面的形象。

一名壮士在一八八六年写下他临死前的遗言，表达他对年轻政治伙伴的尊敬：「我们壮士早就为了国家，置个人福祉于度外，即使就在明天，我们也会为了自由，牺牲我们的性命。」这个时期出版的书籍高度赞扬壮士；其中，更是有人描述他们为国家的「元气」。

然而，在「壮士」取代「志士」或「有志家」而广泛被使用之前，还有一段过渡期。整个一八八○年代中期，一些报纸仍指称这些政治青年为「志士」，通常强调他们有别于政府的立场，或者是将他们与德川时代后期志士前辈的高尚爱国情操连结。

有时候，这三种称呼还可以交替使用。至少有一份报纸，即崇尚自由主义与反政府的《朝野新闻》，则结合这两个名词，创造出新词「志士壮士」。

这种用语的混合，可能是因为对于谁才真正是壮士有所混淆，或者另一种可能是，因为明白这些年轻人相对复杂的背景。这也反应了早期壮士的复杂性质，他们在政治活动、对政府的怀疑，以及爱国主义方面，和他们的志士前辈极其相似；但是他们在身为进步的人权先锋方面，则与德川时代后期的青年完全不同。

壮士活动的第一阶段，亦即一八八○年代前半期，确实能看出一种混合性。壮士在从事暗杀或小型叛乱等，以动摇统治权的象征性行动时，确实和幕末相呼应的一批人相似。和志士一样，从他们只为个人而行使肢体暴力、受个人欲望的驱动而改变政治秩序来看，他们并不是暴力专家。

然而，壮士在拥抱更民主的愿景方面，角度更是崭新而且不同以往。如我们在前一章讨论的博徒，壮士也参与自由民权运动的暴力事件（激化事件）。例如，在一八八四年九月的加波山事件，壮士反抗者（一些史学家称「志士」）计画用炸弹暗杀明治政府的重要官员，以利建立更民主的政府。这次事件被认为是为了报复镇压一八八二年福岛事件的政府指导阶层；壮士曾批评统治集团滥用国家权力、压制自由言论。

一八八五年的大阪事件，起因于活跃分子计画干涉朝鲜、扶植亲日的改革者金玉均。壮士负责为这件事筹措基金并制造武器；负责武器的人聚集在东京文京区的一间房舍，伪装成一间铁工厂，秘密制造炸弹。

一八八○年代后半期，壮士暴力的阶段渐渐结束，主要原因是参与者陆续被逮捕并判刑。加波山事件后，十余名反抗者送审，七名被判死刑；而大阪事件里，一百多人被捕，超过三十人被判刑。国家对这些壮士的镇压，耗弱了民权运动使用暴力的意愿，吓阻想采取暴力行动的人，而且彰显了大规模起义或暴动的徒劳。

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政治参与已经随着地方议会的召开、各政党政治人物的崛起、日本国会的成立而日渐扩大，针对几名明治政府主导者的象征性暗杀行动，因而变得较无意义。由于政治势力不再集中于一小群人手里，暗杀一个主导者并不足以促进改变或革新。此外，一个朝向更具参与制度的政府，也使得民主推翻行动不再那么急迫。

壮士活动的第二个阶段，是由另一种于一八八○年代末期较常见的暴力形式突显出来：包含斗殴、拳架、破坏财物、威胁、恐吓之类的暴力行为。相对于暗杀策略，这类暴力的盛行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一种是关于意图。这时的壮士追求的是影响政治行为，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秩序。一名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可能会被拳头胁迫，但是置他于死并除去这潜在的一票，并不符合壮士的利益。

政治参与的扩大，以及政治更公共化的本质，也助长了暴力行为的滋长。随着政治权力愈来愈分散，消灭全部的政敌是不可能的，但是透过暴力行为、尝试影响政治结果，不但有其成效，更是有其可能性。肢体暴力不再只针对明治政府内具威望的主导者或地方大老，而有了一个更大群体的目标，包括候选人、雄心勃勃的政客、党员以及地方级和国家级议员。

此外，由于政治愈来愈普及，也愈来愈公开──演说会、辩论、选举造势──把暴力当成政治工具的机会也就更多。当公开的政治活动愈来愈普遍且日常，随之而来的暴力亦然。壮士突袭、捣乱政治集会、威胁并以肢体恐吓政敌、保护政治同盟免于有敌意的壮士的暴力，成为了壮士例行的活动。

壮士的暴力行为也因为持续被压抑的政治参与而壮大。关于谁能参选、谁能投票，意味着政治人物的整体人数，虽然较过去更多了，但仍然不足以让壮士的影响无法发挥潜在作用。

从另一个脉络来看，这些限制制造出一群想要参与国家政治，却被隔绝于正式政治过程的年轻人。政治能量出口有限的年轻人，有可能被怂恿或诱惑而成为壮士，透过暴力方式表达他们无法透过投票行为表达的想法。

暴力行为不仅受到这些制度因素的鼓励，也为民权领袖积极培植，他们不但促成且组织了壮士暴力。自由党从八○年代的前十年着手训练壮士，在一八八三年的一次会议上，党的捐款便用来成立剑术学校。而同一笔资金可能用于支援成立一八八四年的「有一馆」，这所学校是东京自由党总部的附属学校，主要教授文学与武艺。

有一馆是党内壮士团的训练基地，同时筹备多场政治演说集会，讨论自由等议题。学校由内藤鲁一担任馆长（前一章谈到名古屋事件时曾提过他），成员中有些人曾经参与大阪事件。其他教育机构，包括位于东京外围三多摩地区的学校里，民权运动领袖表面上同时教授文学与武术，却都特别强调体能。

例如「关东会」即是主要由三多摩的壮士组成的组织。一八八○年代晚期，各种壮士团体以及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阪壮士俱乐部」成立于一八八八年四月；一八八九年春天，「东京壮士俱乐部」刊载一则报纸广告招募壮士，特别锁定那些有犯罪纪录的人。离首都较远的地方，其他团体也纷纷成立，包括青森县一有三百五十名壮士的大型联盟。

大体而言，壮士的组织相当松散且不尽相同。有些直接与政党有连结，例如政党「院外团」（压力团体）的成员。又例如自由党就在一八八○年代成立一院外团，似乎会协同壮士暴力，共同为政党利益服务。其他的团体、俱乐部和协会若有的话，多少会与某一政党有较非正式的伙伴关系。

关于招募壮士的文献纪录少得可怜，但确实似乎有重要的领袖、政客或政治首脑召集当地年轻人，加入这些不同的组织。至少在自由党的案例中，比起和政党之间的联系，壮士对特定政治人物的忠诚是更加确定的。

【作者简介】

英子•丸子•施奈华Eiko Maruko Sinawer

哈佛大学和威廉姆斯学院历史学博士，历史教授，钻研现代日本的历史，讲授日本历史、现在日本调查、日本帝国史、美日关系、日韩历史。

另着有Waste: Consuming Postwar Japan

历史百科 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女明星选举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女演员的形象和演技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进一步认可。女明星在上海成了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诸如“电影皇后”选举、“标准美人”加冠等女明星选举活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轰动，使电影界的“明星制”之风愈演愈烈。新闻媒体、电影公司、政府当局，乃至社会势力从各自的需要出发介入其中，都与之发生着丝丝缕缕的关系，反映出电影与社会的互动作用日益加剧。

一　“电影皇后”选举

随着电影东来，西方国家选举“电影皇后”的风习也如影随形，传入了中国。早在20年代中期，明星影片公司的女演员张织云就曾荣获“影后”桂冠，成为第一位“电影皇后”。接着，天一影片公司的头牌女星陈玉梅当选为第二届“电影皇后”。到30年代前中期，各种名目的类似评选活动有过多次。1932～1933年，《电声日报》为扩大销量，举行了电影明星、影片空前大选举，该报为申明选举的公开、公正性，宣称：“选举是联合了本公司出版的摄影画报（周刊）和玲珑杂志（周刊）同时举行，选举期从去年十一月起至本年二月三日止，历时三月，结果成绩甚佳，投票者之精神甚佳，而结果各点，均足表示读者之眼光在水准以上。”《电影中兴大事纪》（五），《电声周刊》1933年第3卷第26期。此次选举选出了中国十大男女明星，胡蝶、阮玲玉分别以13582、13490票获得第一和第二名，同时入选的女演员还有陈燕燕、王人美、黎灼灼、陈玉梅、黎莉莉。

如果就选举的影响和规模而论，则以1933年的“电影皇后”选举最为引人注目。这一年，美国电影明星玛丽·皮克福来中国的电影城——上海访问，皮克福是第二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奖得主，她摘取了这项桂冠后，被西方人誉为“电影皇后”。此时正值以刊载电影消息为主的《明星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为了招徕读者，扩大销路，乘西方“影后”驾临之机会，发起了选举中国电影皇后的活动。《明星日报》对开展此次评选活动的目的作了如是说明：“鼓励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事业之发展。”选举的办法是在《明星日报》上附印选票，使之随报自然流散，然后将回收的选票放到特制的选举箱里，选举的截止日期为同年2月28日。“电影皇后选举”广告，《明星日报》1933年创刊号。此举引起了广大影迷的兴趣，投票颇为踊跃，两个月中，收到选票数万张。2月28日，《明星日报》社邀请了各界名人及律师在上海北京路大加利莱社举行了揭晓仪式，结果为：“胡蝶以二万一千三百三十四票，当选为民国二十二年第一届电影皇后，次多数为陈玉梅一万三千零二十八票，阮玲玉七千二百九十票。”《电影皇后选举揭晓·胡蝶当选》，《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3月2日。

选举结果一出来，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围绕胡蝶和阮玲玉谁应当选的问题，双方影迷各执一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如果就演技而言，当时社会及电影圈内普遍认为，阮玲玉在电影表演艺术方面的造诣可与胡蝶匹敌，在默片（即无声片）表演方面，尤为胜出一筹。所以有观众为阮玲玉愤鸣不平，发表评论称“选举的结果令我大大的失望。我觉得一百个电影迷中，除纯粹洋化的电影迷外，至少有九十九个应当拥护阮玲玉”，他还举出阮玲玉在影片中的精湛表演以说明自己推崇她的理由：“她一举一动，莫不把剧中人的个性表现得痛快淋漓。”该作者接着影射胡蝶之所以当选，凭借的是外型的美丽，“美丽固然是重要；可是艺术比其它的一切的条件更重要”，最后痛惜“何以欣赏艺术的同志这么少，而崇拜美人的同志这么多”。慕珠：《评电影皇后选举的结果一点有所见的陈述》，《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3月5日。但在“胡蝶迷”中，也不乏认为胡蝶是以演技取胜者，有人称“观众之选举胡蝶女士为皇后者，当然胡女士有值得当选的地方，艺术的超群，表演的真切，这都是有被选的缘故……总之这都是胡女士过去的奋斗换来的结晶”。杨宝秋：《谨祝胡蝶女士胜利》，《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3月5日。

由于此次投票的观众绝大多数属于市民阶层，外在的原因和机遇使得胡蝶更具获得胜选优势。

首先，胡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影坛有着别人难以替代的特殊地位。从20年代中后期的古装片、武侠片热潮，到30年代的有声片、有色片，胡蝶无不是创始者之一，而且在这些热潮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大多由她主演，如《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自由之花》、《啼笑因缘》等。这些影片，题材不一，艺术质量参差不齐，但其共同点为都有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为市民阶层观众所喜闻乐见。

其次，胡蝶有一副令广大观众十分喜爱的外型。有人评价说：“胡蝶，人极漂亮，上银幕是美人，不上银幕也是美人，论演技，她不如阮玲玉朴实、深刻和富于内心表情，但扮演佳人才子离合悲欢的故事，却自有一股楚楚动人的劲儿。”何秀君：《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中国文史资料文库》第1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883页。在30年代，其实也不仅是30年代，一个演员尤其是女演员是否被观众喜爱，其天生的外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一点胡蝶可谓得天独厚，随着她主演的影片不断上映，“梨涡美人”声名远扬，这无疑是她广收选票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由于明星公司的大力宣传，使得胡蝶具有其他演员所无法比拟的影响力。胡蝶的性格和演戏态度受到公司老板兼导演张石川、郑正秋等人的器重。张石川认为，“她有一点特长，就是诚恳耐劳，对于事业有坚强的信心”。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3期。张石川意识到，一个核心演员能为影片公司及自己带来巨大的利益，他便动用公司的财力、人力极力包装胡蝶，他“不遗余力地物色写手，编写适合她的戏路子的剧本。等到她大红特红起来以后，他便有意地把胡蝶主演的片子都控制在自己手里，让‘胡蝶主演，张石川导演’、‘张石川导演，胡蝶主演’的影片连续不断地出现在观众面前。日子长了，公司的作品就深入人心了。而他们两人互相标榜的结果，一是‘大明星’，一是‘大导演’，也都成名了”。何秀君：《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中国文史资料文库》第15卷，第883页。

至于阮玲玉，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光彩夺目的银幕形象，是当时唯一能与胡蝶并驾齐驱的女演员。关于她的落选，除她所属的联华影片公司对“电影皇后”选举反应低调、未为她做宣传外，当时曾有人将胡蝶与阮玲玉作了一个比较：“阮玲玉胡蝶于电影女明星中并以美艳著称，论仪容，则胡蝶无阮玲玉之俏丽，阮玲玉不如胡蝶庄严，论艺术，则阮玲玉之表演活泼生动，作风浪漫，易受人爱，亦易为人轻视，胡之演技，滞钝呆板，但态度大方，有人喜亦有人不喜。”《影戏年鉴》，1935，第169页。这个比较虽不免肤浅，但却代表了一般市民观众的普遍看法。

当《明星日报》发起的“电影皇后”选举活动刚刚落幕，1934年元旦，《影戏生活报》又刊登了选举电影皇后的启事。《影戏生活报为选举1934年中国电影皇后启事》，《申报·电影专刊》1934年1月1日。选举的结果是“陈玉梅女士以三万零二百卅十一票之最多数当选为念三年中国电影皇后”，揭晓大会上“计到王晓籁、袁履登……等五十余人”，并决定“另行择定日期，举行授杯典礼”。《影戏生活举办二十三年中国电影皇后选举大揭晓》，《申报·电影专刊》1934年2月2日。选举活动的程序与前一次虽然大同小异，但社会影响已不如前。1933年的影后选举，还有观众对结果提出质疑，并引起了“胡、阮之争”，进而又有对她们的艺术和美较为认真的比较，说明当时大部分观众对选举的态度是颇为严肃的。而此次选举，虽然公布的票数比以前并不少，但观众已不像从前那么热烈，谁当选无关紧要，一切似乎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结果揭晓后，社会反映更多的是揶揄和嘲讽。有人尖锐地指出了选举的实质，称活动人人均可参与，表面看来好像“民权得伸，民意有归”，实际上则是“局外人”另有他意，“与当选皇后一并名列报端之海上‘闻人’，竟五六十人之众，这一蔚然大观，正表示二者‘相得益彰’，而行益显，既不会引起视‘台柱’若摇钱树之公司认为‘不公平’而‘严辞质问’，也乐得怜才惜艺的人们得‘名人’之名而厚享一次茶点，有功有德，名利双收”。群生：《电影皇后颂赞》，《申报·电影专刊》1934年2月10日。这种观点或许能代表一部分人的看法。

二　“标准美人”加冠

1933年的“电影皇后”一经选出，紧接着便是加冠典礼。如果说，女明星选举的过程，只是观众和电影公司以及新闻媒体的参与，那么，加冠典礼上则是政要和名流荟萃，典礼的主题亦为之而改变，名其曰“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事情经过即为这样：本来，“电影皇后”胡蝶对于加冠典礼，一再谦辞，但由于“该会的筹备委员冯梦云、陈蝶衣、毛子佩兼任航空协会征求队工作”，遂决定借此机会“实现航空筹款”，大会“聘请吴铁城市长及海上名流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张啸林、杜康侯、王延松诸先生为赞助人”，大会的游艺节目真是别出心裁，新任影后“胡蝶女士亦亲自参加表演。门票售大洋二元”。《庆贺胡蝶当选电影皇后，举行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3月25日。海上名流几乎均聚于此，使大会显得盛况空前。由“加冠典礼”到“航空救国”，可谓切合时局，服务国家。但似乎也可看出社会势力对“电影皇后”选举同样不甘寂寞，在一睹“影后”芳姿的同时，又可宣扬救国大义，借以凸显自身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5年女明星徐来的“标准美人”加冠典礼，也曾轰动一时，“三天的典礼盛会中，有显人，有闻人，巨贾，名媛以及大闻人小绅士各色人物之活动”。举办此次活动正值全国大水灾时期，社会各界乃借此举行水灾游艺大会，募捐集款，以救济灾民，报上传闻“水灾游艺大会，王晓籁沈田莘诸氏因徐来加冠典礼影响水灾大会之收入，曾一度讨论，请徐来之典礼并入水灾大会举行，但结果无效，徐来典礼不但浪费，且在生意经着眼，所谓券资所余，扫数充帐，不过是句漂亮话”。《徐来加冠典礼特辑·色情诱惑》，《电影新闻》1935年第1卷第8期。

加冠典礼的不合时宜与奢华场面，引起社会各界的口诛笔伐，大家将矛头对准典礼的主角徐来。报纸上刊载了标名为“‘沐猴而浴’之徐来”的大幅照片，披露此次加冠内幕的新闻层出不穷。有人以当时正值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的高潮，全国上下奉行节俭为由，指责徐来的举动“不但滑稽，而且卑鄙，并且有出卖色相欺骗敛钱的嫌疑”；《为徐来加冠典礼告二万万女同胞书》，《电影新闻》1935年第1卷第8期。“‘东方标准美人’，是这‘标准’期内，便到处的代人揭幕剪彩，或是做商品的广告……花色繁多的应有尽有的做起‘美人’的‘标准’事业来”。《美人不死》，《电影新闻》1935年第1卷第8期。

上海女界的反映最为强烈，她们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出发，呼吁“我妇女界受制于封建礼教之束缚下者，已数千年，幸赖我界先进，奔走呼号，奋斗不懈，始获解放，凡我妇女应如何砥砺自振，奋发有为，勉为民族战士，尽其国民之天职！”声讨加冠典礼“作加冠封号之举，而复美其名曰助赈，徐来之学识思想，操守体魄，是否合乎我东方新妇女之标准，已属有目共睹，兹姑不论，惟其用意，竟借助赈之名，而行敛财其实，已属杀不可赦，何物徐来，竟甘受玩弄，先有裸浴之淫行。今更不自检点，以妖艳淫荡号召于大众，遭众人之指摘，受万人之唾骂”，呈请当局驱逐徐来出境，“转呈党政当局，迅予勒令停止该项加冠丑剧，并将黎锦晖徐来二人限日驱逐出境”。《将徐来黎锦晖二人妖驱逐出境》，《电影新闻》1935年第1卷第8期。

但亦有有识之士认为，加冠典礼的出现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女明星只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偶像崇拜’，在一般人的脑袋里，已造成一种不可击破的局面。于是虚性的恭维，就在这样情形下滋活起来。‘皇后’‘美人’的头衔，在中国的电影界中似流行性感冒的播散了”；在男性为中心的中国社会中，徐来也是受害者，她只不过是男性的玩物，被当做牟利的工具，“我们只觉得徐来是以一种姨太太的姿势，出现于现实的社会组织上，因为她的被玩弄而替整个的妇运抱遗憾了！”甚至有论者还对徐来等电影女演员作了诚恳的规劝，“一个真实的电影演员，是应该怎样的策励自己，使她们走上成功之路。那么对于演技的逼真，电影艺术的修养。并不是在镜头上出卖一下肉感，要知道入蝇附膻的观众，并不是她真实的观众。而无理由的谄媚，也是一种恶意的奚落”。《闲话“加冠”》，《电影新闻》1935年第1卷第8期。这种观点可谓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

三　简要的评析

综观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女明星选举活动，尽管有幕后势力的推波助澜，但“电影皇后”选举的结果，一般能基本上反映电影观众的意向，符合当时中国电影女演员阵容的实际情况，也是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历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但到“标准美人”加冠活动，则纯粹是电影公司为谋求暴利，迎合社会上部分观众的不良心理而作的商业炒作活动。这些活动在突出女明星的同时，自然也助长了社会上“偶像崇拜”心理以及电影界“明星制”的风气，反映出电影与社会的互动作用日益加剧。关于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明星制及其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笔者将专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