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普遍有一种悲剧情结

Posted 2023-01-07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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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普遍有一种悲剧情结

美国学者鲁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写道：“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异和独特的民族，他们既是顺和温良、彬彬有礼的，又是崇尚武力、坚忍不拔和具有爆发力的民族；他们一手捧着柔美秀丽的菊花，一手提着锋利的刀剑，总是神情紧张地耸立在地球之颠。”日本是一个民族构成比较单一的国家。全国人口大约1.2亿，居世界第七位，除了约2万阿伊努族人外，其余99%以上都是大和民族。如此单一的民族构成，确实是非常罕见。民族构成的单一性，在客观上加强了日本文化的同质性和作为一个单一大家庭的日本集体主义意识。日本不仅没有天然资源的恩赐，而且没有灿烂的文化根底。但是，近代日本人依靠其强悍的民族意识，在自卑与自大的情愫中徘徊、挣扎，奋力前行。狭小的国土、匮乏的资源、频繁的灾害铸就了日本人对民族、国家的使命感。每一个日本人从小就牢牢树立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在日本人看来自己似乎不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作为日本人、作为大和民族的一分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的一位日本青年，仅仅因为没有获得优胜奖，就遥对富士山，纵身于太平洋的波涛汹涌之中。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情绪，同时也孕育了日本人的向外意识和掠夺性，以走出本土、扩张掠夺别国领土以弥补本国领土的狭小和资源的不足。

1.等级与服从在日本人心里，人从来是不平等的。日本人在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触中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地位的性质和程度。任何两个陌生人碰面，首先要迅速确定彼此间相对的地位高下，用日语来说，就是“目上”还是“目下”(即应往上看还是往下看)，然后决定用什么方式说话。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亲疏程度、地位尊卑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几个不同的说法，在不同的场合必须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不同的词根。概而言之，日本语像许多其他太平洋上的语言一样有“敬语”和“谦语”，这是每一个学习日本语的人必须掌握的语言艺术──因为这种语言的艺术在无形中强化着日本人对等级观念的认同感。除了语言之外，日本人还通过肢体动作表达对彼此地位高下的认同──所有这些动作都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例如，地位较低者面对地位较高者时，除了必须使用“敬语”之外，还必须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而且必须懂得鞠躬的程度。鞠躬的方式很多，从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直到简单地动动肩、点点头。对某一个人来讲是十分适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关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无礼。

每一个日本人都必须学习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而且从孩提时期起就得在家里学习礼仪并细致地观察礼仪。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应当用手按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承认对方有权干预己方的事务、受礼的一方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日本人一直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社会交往中，每个人都必须依照年龄、辈分、性别、阶层决定着自己适当的行为。一旦有人逾越被划分得十分周详的等级体系，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下层平民，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只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地生活在等级关系中，日本人才会由衷地感到安全和踏实。在由日本人组成的所有组织中都极其讲究秩序，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被简单地还原成“上级”与“下级”这种单一的军阶式的关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下级对上级只有义务。日本人从小便懂得：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皆由上级决定，必须小心谨慎地按上级的旨意行事，必须始终权衡自己的行为是否在纪律的允许之内。

无论日本如何坚持不懈地从外部输入文化，其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始终未曾被动摇过。尽管日本近百年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但是其本质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世界观是日本文明的支柱，并被赋予了“神性”，否定这套等级观念意味着对日本文明本身的否定。因此日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放弃等级体系的价值观，他们习惯了按照“尊卑、贵贱、上下、长幼”这样的“天道”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组成日本社会。“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式道义社会，以层层的恩义为砖石，维持其稳定与和谐。每个日本人都不再是单独的个人，他是这个恩义大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他本身和邻近的人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恩义宇宙。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他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地位，不能越界。”2.同质化与集体无意识日本人十分强调个人与集团的“一体化”，即在一个封闭的范围内，通过鼓励成员的全身心投入营造出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归属感，从而强化集团的作用。这是日本被贴上诸如“集团动物”、“团队精神”、“不事二主”、“从一而终”标签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人的这种集团主义和服从意识使日本社会高度同质化，并由此派生出日本社会的独特性。在中国社会中，血缘的凝聚力是构成社会组织结构的核心。

而在日本，地缘的凝聚力则在构建社会组织机构中居于主导。由于近代之前的日本社会缺失姓氏制度，使其难以建立起依托姓氏的宗族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对地方权力长官的效忠。这种制度在现代日本社会则演化成为对利益集团的效忠，这是日本集团主义的历史渊源。集团主义长期以来被公认为日本社会最为明显的文化特征。它指的是一个集团的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休戚与共的社会价值和行为模式。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当个人在处理与集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个人应当多以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因为个人的喜好而伤害到整体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协调、灭私奉公。因此，在这样一种“集团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引导下，个人与集体之间虽然也强调“以和为贵”，但是如果个人的言行与集体定下的规范不符，就可能成为被人指责和孤立的对象。任何与“违规者”相关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其所属的集团，也将会因此而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长期作用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属于集团的一员、个人应该属于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以集团为本位的日本社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具有独立人格之个体的存在。

日本人有着怕被排除在集团之外的“先天”忧虑，因此并不过分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尽可能地和周围的人步调一致，即使有意见分歧也愿意圆满解决。作为“集团本位”之社会心理的无意识表现，日本人在被征求意见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反问：“大家是怎么说的？”日本人不愿意固执己见、突出自己，更喜欢赞同大家的意见从而达到统一的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日本人十分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被人瞧不起、或遭到拒绝，特别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时，会感到一种耻辱。思维方式决定着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中国人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喜欢合群和重视集团的共同行动。一千多年以来，日本社会一直以集团为中心，因此形成了许多不用言传、只用某一动作即能互相理解的表达方法，某些想法甚至需要在不言自明的沉默中传递。只有能够做到相互间心领神会的才是自己人，反之视为外人，并以“客”待之。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日本人就像池子中的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如果有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搅乱了这个队列，它们就会转变方向，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无论怎样变化，它们始终保持队列整齐、成群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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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的文化差异都是巨大的，就恋爱婚姻而言，中国男子居多喜欢选择比自己小的女生，而在日本，他们却对“姐姐”有着异样的喜爱，这源于他们潜意识中的恋母情结，导致找对象都喜欢有母亲影子的人，然而这个对日后夫妻生活也产生影响，男方在性生活中产生“近亲相奸”意识，而相对减少了性生活，也导致日本高龄少子化现象的出现。在日本，男人选择与比自己年龄大的女性结婚是很常见的。在选择女友时，会选择妻子具有自己母亲的性格，他们对年龄近似母亲的女性怀有爱恋，常在无意之间感到妻子的一举一动都有自己母亲年轻时候的影子。恋母情节导致日本男人喜欢“大姐姐”。恋母情节的根源在哪里?谈及我们中国的婆媳关系，矛盾实在非常的大，丈夫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但是这样的情况在日本一般不会发生。日本男人异常依赖母亲，不论大事小情都要母亲拿主意;遇到婚姻、恋爱，他总是说：“我妈看不上，我可不能娶她”;他认为，母爱就是一切，因此总有一种回归幼年的强烈愿望。日本男人选择妻子首先就要是不会和母亲抬杠的。 >那究竟是为什么中日男人对母亲的态度差别这么大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日本社会分工畸形。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让日本男人没时间和家人相处，没有精力关心儿女。所以子女和父亲的关系冷淡。其二：日本男人大男子主义。一家之主的尊严，日本男人在家中就摆出一张高高在上的脸。对小孩基本上只有严厉而没有中国父亲的宠溺。可笑的是，很多日本男儿从小就对父亲有意见。 >恋母情节导致日本夫妻不生育子女。日本着名性精神疾病专家阿部辉夫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男性性交厌恶症患者剧增。令人费解的是，男性性厌恶症患者并非与妻子不和。阿部辉夫发现，这种夫妇关系的特征是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化”，即恋爱时，男方有意无意按照自己母亲的模式选择女友，婚后初期双方仍为男女关系，但经一段共同生活之后，男方在性生活中产生“近亲相奸”意识。阿部认为，这可能是日本男性拒绝性交的原因。导致很多人家庭不生育子女，这是日本高龄少子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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