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请他被拒 黄宗羲：为父伸冤锥刺皇后外孙

Posted 2023-03-06 清朝 康熙 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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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康熙三请他被拒 黄宗羲：为父伸冤锥刺皇后外孙

2、历史人物 明末清初五大家之一黄宗羲简介，黄宗羲的思想主张

康熙三请他被拒 黄宗羲：为父伸冤锥刺皇后外孙

一、锥击宦官一伙，刚毅果断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熹宗时期的御史(监察官)，由于上书弹劾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祸乱朝政，被逮捕入狱，并死在了狱中。明思宗(即崇祯皇帝)继位后，对朝政进行改革，黄宗羲觉得为父亲申冤的机会到了，就写好了申诉状，带了一把锥子进京申冤。等他赶到北京的时候，父亲的冤案已经得到了平反，大宦官魏忠贤等人也被赶出了朝廷。但是，宦官的势力还没有清理干净，那些魏忠贤的帮凶们有的还在逍遥法外。于是，他上书朝廷，请求追究魏忠贤的同党帮凶，要一网打尽。崇祯皇帝接到他的建议书后，给刑部下了命令，指示要快速查办那些宦官团伙。

1628年五月，刑部开庭审理魏忠贤的心腹许显纯和他的帮凶崔应元，黄宗羲作为受害者的家属到庭对证。由于许显纯是前朝孝定皇后的外孙，审讯的官员碍于皇族情面，问案非常软弱，许、崔二人百般抵赖，气焰还很嚣张。黄宗羲在边上越看越生气，也不顾什么审案的规矩，抽出在衣袖里藏着的那把从老家带来的锥子就向许显纯猛刺，大声喝道：“你们这些混蛋害死我的父亲，作恶多端。铁证如山，现在还敢狡辩！”那把锥子是很锋利的，扎到身上，血流如注吓得许显纯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我招，我招。”但招供同时又说：“我是皇后的外孙，按照法律，应当从轻地发落。”黄宗羲义正辞严地驳斥：“你罪大恶极，害了多少忠臣的性命，即使是真正的皇族子孙，也够杀头的份了，何况你一个外亲。”又当众痛打崔应元，并把他的胡须扯下了一大把，拿去祭奠他父亲的亡灵。在那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轻易损坏的年代，揪掉别人的胡须，也是一个极大的羞辱了。

黄宗羲的仗义而出，使审判进行的很顺利，也使那些还没有被追究的人非常害怕。

当天夜里，已经归入另案处理的另一个宦官团伙骨干人物李实秘密派人给黄宗羲送去了三千两白银，恳请他到时候不要出庭作证、放过自己。黄宗羲当然义正辞严的拒绝，并连夜奋笔疾书，把李实实施贿赂的阴谋上报朝廷：“到这个时候还敢行贿，他的自我申辩又怎么可能是真的？”审理李实的时候，黄宗羲早早就去了，面对主审官的讯问，李实还想狡辩，可看到黄宗羲又拔出了利锥，连忙说：“愿招，愿招”。

等到刑部把应该受到追究的宦官集团成员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都判了罪之后，黄宗羲又组织受宦官迫害至死的那些大臣的遗孤子弟一起到曾关押过他们父亲监狱的中门，设坛祭奠。哭声惊动朝廷，崇祯皇帝被他这种忠孝而又嫉恶如仇、果敢刚毅的行为感动，他的声名与事迹更是在京城上下广为传颂。

这一年，黄宗羲十九岁。

二、不与清朝合作，保持气节

明朝灭亡、清兵入关之后，黄宗羲积极投入了抗清的武装斗争中。

虽然明朝末年和南明小朝廷时期的政治是非常昏暗的，权奸当道，黄宗羲也曾作为异己分子被捕入狱，差一点就没了性命。但是，作为明朝的遗民，在外族入侵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反清复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先是变卖家产招集了六百多青壮年组成“世忠营”，响应江南地区的反清斗争；后又在南明朝廷与各支抗清军队中往返奔走，或是直接指挥小股部队与清军开战，或是积极为前线将领出谋划策，其间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而在所不顾。从1645年清军进逼江南，直到1661年南明永历政权灭亡、郑成功渡海入台湾，十六年间为复明的事业呕心沥血，全家颠沛流离。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抵抗是无益的，南明小朝廷的腐朽和文臣争权夺利、武将拥兵自重的行为，已经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但面对外族入侵，这种奋起反抗的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

1661年，黄宗羲痛感恢复大业已经彻底无望，告别了这种东躲西藏、迁徙不定的生活，在浙江余姚正式定居下来，开始从事讲学、著书立说的事业。

清政府平定江南之后，为缓和民族矛盾，开始着意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由于黄宗羲巨大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清朝廷多次征召，让他到北京做官，但他都坚决不赴召，保持了一个遗民的气节。

1678年，清政府准备编修《明史》，于是开“博学鸿儒科”(就是给名声响的大知识分子以科举的出身)以延揽人才。康熙的侍讲学士叶方蔼向康熙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学生陈锡暇当时在北京做官，知道消息后立刻代表黄宗羲坚决推辞，因为他深知老师的为人与骨气。黄宗羲听说这件事后马上就给陈锡嘏写信表示感谢，说如果硬要招他入京，也就跟杀他一样。

1679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史局开修《明史》，修史总裁徐元文、叶方蔼又想聘请黄宗羲出山，黄宗羲仍然拒绝。当他的学生万斯同应聘入京时，黄宗羲谆谆告诫：“国家可以亡，但历史不能断，你们可以去参加编修明朝的历史，但应该只是以布衣百姓的身份参加，不领清朝的俸禄，也不做清朝的官。”明白地表示了自己不与朝廷合作的态度。

1680年，徐元文再次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总督、巡抚要“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推托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就任。但他毕竟对明史的编修是关心的，所以，当康熙让督抚派人把他关于明史研究的笔记都抄录之后呈送明史馆时，他也就不反对了。并且，后来，也同意让自己的儿子去参加明史的修写工作。

直到1690年，黄宗羲已经八十一岁了，康熙帝还对他念念不忘，又召请他进京做顾问，他自然仍是不去。康熙帝也就只能感叹人才难得了。

黄宗羲在自身保持气节的同时，并不是一味的愚忠。他目睹清初的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由当初的反感逐渐过渡到最后的认同。为了明史的修写，虽然他自己坚决不与清朝合作，但也同意自己的学生与儿子去参加。这种既不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又兼顾大局的举动，是值得后人赞赏的。

三、专心著书立说，成一代宗师

黄宗羲早年就以才名闻于当时，后来又成为明末著名文人社团“复社”的中坚分子。抗清斗争失败后，他专心钻研经史，著书立说，四处讲学，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在清代前期他与孙奇逢、李顺被并称为“国初三大儒”，自清末以来，则与顾炎武、王夫之一起被称为“明清之际三大家”。

作为博学多才的一代大儒，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史上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系统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主张社会改革的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纲领。

1653年，在抗清斗争的进行过程中，由于战事的不顺使得黄宗羲开始思索总结导致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决心为后人留下一些对治国济世有所帮助的著作，写下了后来被称为《留书》的政论稿。十年之后，随着抗清斗争的彻底失败，他也脱离了戎马倥偬的战事奔波，思索也更为深入，在《留书》原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修改扩充，写成《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

中国自秦朝创立皇帝制度以后，几千年来沿袭相传，并经各朝各代统治者的强化和美化，使得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完善，成为统治权力中的最高代表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但是，黄宗羲却在《明夷待访录》中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揭露君主制的实质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实行君臣平等、人权平等。对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理性的反省和批判，从而提出了一个富含民主意识的全方位的政治大纲。黄宗羲的这些凝聚着民主启蒙思想精华的论断不仅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更对后世的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史学方面，黄宗羲坚决反对明末空洞浮泛的学风，主张经世致用，研究要务实，要严谨求实，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学案体。为总结历史经验，给统治者提供借鉴，他编选了宋、元、明三朝的“文案”、“学案”《断代学术思想史》，又用大量精力编辑《明史案》，完成了《四明山志》等重要历史、地理专著，还编纂了一些地方文献资料。他的自著诗文集《南雷文定》、《南雷诗历》等也保存了许多可靠的明史资料。在他的带动与培养下。形成了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代浙东学派，一大批学术人才成长起来，对后世的“经世应务”(吸取历史经验，为实践斗争服务)、“寓褒贬于史”的学风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此外，黄宗羲还写了大量涉及哲学、文学、艺术、夭文、地理、数学等领域的学术专著，据后人统计，著作总数有一百一十多种，一千三百多卷，两千万字以上。他的出色才学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这种一生奋斗不息、不倦追求真知的勤奋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向前。

历史人物 明末清初五大家之一黄宗羲简介，黄宗羲的思想主张

人物生平

为父鸣冤，庭锥奸党

得拜名师，入社兴学

黄宗羲归乡后，即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

崇祯四年（1630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这年，他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为首领的诗社；后来，黄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

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宗羲北京科举名落孙山。冬月初十，宗羲回到余姚家中。

明亡抗清，兵败隐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明亡。五月，南京弘光政权建立，阮大铖为兵部侍郎，编《蝗蝻录》（诬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据《留都防乱公揭》署名捕杀，黄宗羲等被捕入狱。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崩离，黄乘乱脱身返回余姚。闰六月，余姚孙嘉绩、熊汝霖起兵抗清。于是，黄变卖家产，召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组织“世忠营”响应，著《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鲁王宣付史臣颁之浙东。

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被鲁王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五月，指挥“火攻营”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悬殊失利。六月兵败，清军占绍兴，与王翊残部入四明山，驻杖锡寺结寨固守，后因其外出时部下扰民，寨被山民毁而潜居家中，又因清廷缉拿，避居化安山。顺治六年朝鲁王，升左副都御史。同年冬，与阮美、冯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长崎岛、萨斯玛岛，未成而归。遂返家隐居，不再任职鲁王行朝。顺治七至十一年，遭清廷三次通缉，仍捎鲁王密信联络金华诸地义军，派人入海向鲁王报清军将攻舟山之警。期间家祸迭起，弟宗炎两次被捕，几处极刑；儿媳、小儿、小孙女病夭；故居两次遭火。顺治十年九月，始著书讲学。

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于慈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入清拒仕，著述以终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1695年8月12日），黄宗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嘱家人丧事从简：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黄宗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主要成就

税费改革

黄宗羲对经济的观点由现代学者秦晖总结，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

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黄宗羲认为，要使民富，还必须“崇本抑末”。所谓“崇本”，即“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所谓“抑末”，即凡为佛、为巫、为优倡以及奇技淫巧等不切于民用而货者，应“一概痛绝之”。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对传统的“重本抑末”的大胆否定。

哲学观点

哲学上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论的特色。“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唯心论的倾向。这与黄宗羲服役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

教书育人

黄宗羲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专门列出《学校》一章。他认为学校中也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认为学校的领导（“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学校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是非判断，言论倡民主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黄宗羲并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这种理论实践并重的教育学习观点与他深受阳明学中“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密不可分。黄宗羲在今浙江宁波、绍兴等地办学讲学，培养了很多学生。著名弟子有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仇兆鳌等。

政治思想

限制君权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均见《原君》）。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本质上来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就应该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为天下兴利除害。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至于为臣者，应该明确自己是君之师友，而不是其仆妾，“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果认为臣是为君而设的，只“以君一身一姓起见”，“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自己的职责只在于给君主当好看家狗，而置“斯民之水火”于不顾，那么，这样的人即使“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但同样是不值得肯定的。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是黄宗羲的君臣观。它对传统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设立宰相

黄宗羲提出的限制君权的另一主张就是设立宰相。他认为：“有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这是因为：第一，“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彼此是平等的。“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在舆为下”，还多少保持着主客的关系。现在罢除了宰相，就再没有人能与天子匹敌了。这样，天子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奴视臣僚，更加专断独行，为所欲为。第二，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

黄宗羲提出设宰相一人，参加政事若干人，每日与其他大臣一起，在便殿与天子共同议政。章奏由天子批答，“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此外，宰相设政事堂，下分若干房，分管天下庶务；“凡事无不得达”。设立宰相，是一种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有效措施。但它并不是责任内阁制。因为皇帝仍然大权在握，仍然是名符其实的国家元首。

设立学校

设立学校使学校成为舆论、议政的场所，是黄宗羲限制君权的又一措施。黄宗羲认为，设立学校，不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风尚，“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之气”，另一方面，则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设法左右政局。只有这样，才能使“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黄宗羲还指出，太学的祭酒，应择当世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每年的初一，天子与宰相、六卿、谏议等都得前往太学。”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的学官，也由名儒主之。每月的初一、十五，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郡县官亦须前往听学官讲学，而且执弟子之礼。黄宗羲的这一设想，虽然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却是难能可贵的。应该讲，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来的君主立宪方案，在黄宗羲这里已经有了最初的萌芽。

黄宗羲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凭借长辈权势在录取过程中以不正当的方式胜过平民。扩大了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书言事者等等。

民本思想

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其1653年写下的《留书》和1663年在《留书》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理论结构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一是政治模式。他在《留书封建》篇指出，自秦以来中国政治“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中央的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制衡中央集权的地方自治设想。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思想命题。他所谓的“天下”指的就是人民（万民）。这个命题可以概括为“君为民害”论。进而，他又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确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君是由民请出来办事、为民服务的客人，这可以概括为“民主君客”论。黄宗羲还提出了“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是坚持君臣共治天下的治权平等思想。这一政治模式显然已经包含了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民权”的思想内容，因而具有朴素的民主性。二是法制模式。黄宗羲以“托古改制”笔法，肯定“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而批评三代以下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这些思想主张，已经明确地包含了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包含了以万民之公法治理天下的法治思想。三是经济模式。他对不断加重农民负担、造成“积累莫返之害”的历代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思想主张，如“工商皆本”的政策主张，“废金银”而“通钱钞”的币制改革主张，“均田”、“齐税”而又不排斥富民占田的“井田制”构想。这些主张虽不免有空想成分，但在客观上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要求，因而具有启蒙意义。四是教育模式。黄宗羲特别重视学校的作用，把学校的功能定位为指导政治、引导舆论的场所，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提出了“以学术指导政治”的启蒙思想；黄宗羲还力主改革以科举取士的教育制度，提出了培养、选拔人才应坚持“宽于取而严于用”的原则，以及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取士八法”。五是哲学思维模式。他既继承又超越了前辈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与乃师刘宗周的“诚意慎独”之学，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解释为“‘致’字就是‘行’字”的“行良知”说，将刘宗周立足于至善之“意”的“改过”说发展为基于“工夫”实践的“力行”哲学，提出了“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和“必以力行为工夫”的重要哲学命题，还提出了“一本万殊”与“会众合一”辩证统一的认识方法论。这为纠正当时流行的空虚学风、倡导社会变革提供了新思维。

天文历算

沈括之说，世后没人怀疑。黄宗羲作《春秋日食历》，对此观点进行进行了分析和修正。黄宗羲用西汉三统历推算出鲁庄公十八年二月是否有闰，并用授时历并参考西方历法，说明了比月频食是不可能发生的。黄宗羲发现《春秋》中记载的两次比月食都是“前食而后不食”，并论证了《春秋》中鲁襄公二十四年有关月食的记录是错误的，而鲁庄公十八年三月日食记录是可靠。

黄宗羲用历算的方法对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进行了探讨，写有《历代甲子考》。他重新推算了孔子的确切生辰日期，并论证了周正建子和周历改月。

黄宗羲参考西方天文学中本均轮的理论（托勒密的理论）考察了中国“日高于月”的说法。

数学地理

黄宗羲在有限性、无限性的观念认识上亦有所建树。他在数学上纠正了朱熹《壶说书》中的相关错误。分析了明朝流行的算盘和《数术记遗》中记载的计算器的区别。他对乡射侯制进行了详细数学分析。黄宗羲亦对中国和西方数学进行了平行比较，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认为西方数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不过是对中国古代算术的窃取和修改。

黄宗羲详细刊校了《水经注》，批驳了“分野说”。

文学历史

作为浙江史学的开创者，黄宗羲主要在三个方面对浙东史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经世致用是儒家的一个根本看法。做为一个儒者，黄宗羲无论是研究经学，还是史学，都主张一个“经世致用”。在他看来，史书所载绝非仅是史料一堆，而是蕴含着“经世之业”的阐述，“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补历代史表序》）。所以，研究历史既是为了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更是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基于这种治学目的，黄宗羲在史学研究上主张“寓褒贬于史”，他认为史必须扬善惩恶。如果善恶不分，忠奸不辩，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史书的作用之一，即必得发挥其特有的扬善惩恶功能。

黄宗羲对明史的研究就其著述成果而言，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所撰的《弘光实录钞》四卷、《行朝录》三卷；二是搜集史料选编的、卷帙浩繁的《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明文案》二百十七卷，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四百八十卷的《明文海》。在明史的研究中，黄宗羲形成了他的史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黄宗羲十分注重史料的搜集。而且，他的史料概念十分宽阔，不仅包括历史人物、事件、典章法令等，也包括建置沿革、山川变异，甚至是乡邦文献所记的亭台楼阁也作为史料予以考证、保存。其次，黄宗羲在史学研究中还十分注重真实性。对所得史料总要广证博考、去伪存真，才加引用，并力求客观地作出合乎历史真实面目的论述。即使对自己昔日积累的史料，也决不轻率运用，同样要予以核实，以确保其无误。再者，黄宗羲十分注重史学主体即史学家在治史中的作用。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要求史学主体通过自己的思维运作确保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以真实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史学主体在史学研究中应当有自己的是非观，不仅要“寓褒贬于史”，还得对历史事件作出中肯的评价；三是要求史学主体以饱含自身情感的笔写出历史的过程。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史专著。它开创了中国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河，标志着中国学术史体裁的主要形式——学案体臻于完善和成熟。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一定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全书共立案十九个六十二卷，计叙述学者二百余人。从所列的人物看，除刘基、李贽、何心隐外，《明儒学案》基本上把所有明代重要思想家都包罗进去了；从学派上看，既叙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各派，又叙述了以吴与弼、胡居仁、娄谅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各派；从哲学性质看，既叙述了吴与弼、王阳明等唯心主义思想家，也叙述了罗钦顺、王廷相等唯物主义思想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内容丰富的哲学史专著。

个人著述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刊印的《黄宗羲全集》（12册），精装，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是收集黄宗羲诗文最全的版本。

人物评价

黄宗羲自云：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

马叙伦称道黄宗羲是秦以后二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的少数先觉之一。顾诚在《南明史》批判黄宗羲的基本论点只是一句话，东林人士是“君子”，与东林异调者为“小人”。

夏允彝《幸存录》书中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黄宗羲真不愧是刘宗周的弟子，反驳道：“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

中国国务院温家宝：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应谨记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

东方网（《不可忘记黄宗羲》）：他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表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已，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得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的结论。黄宗羲从民本到民主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十九世纪末维新派要求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历史证明，维新派的“兴民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无不受到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即使在当代中国，黄宗羲的思想对天下观与法治观、社会公仆观、权力制约观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杨国荣的《王学通论》：黄宗羲的致知工夫已开始由体认道德本体而向明自然之理扩展，这种转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从封建理学观念向近代思维方式迈出了一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黄宗羲的社会批判精神》）：黄宗羲的批判求实精神及力主改革的理论勇气，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今天，我们纪念黄宗羲，不仅要研究、了解黄宗羲为后人留下了哪些有意义的思想与学术遗产，更要学习黄宗羲的社会批判与思想创新的精神，为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光明网（《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理论结构及其现代意义》）：（《留书》和《明夷待访录》）这两部堪称姊妹篇的政论专著，从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阐述了作者的新民本思想，从而奠定了黄宗羲作为中国明清之际伟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史籍记载

《清史稿·黄宗羲传》

亲属关系

父亲：黄尊素（东林七君子之一）

弟：黄宗炎、黄宗会

儿子：黄百药、黄正谊、黄百家

人物轶事

阅读天一阁藏书

由于黄宗羲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因而得到了范氏各房的同意，应允他于清代康熙十二年登上了天一阁。黄宗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基础，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大门两旁对联是钟鼎文：“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黄宗羲号南雷，他曾赏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藏书大家

黄宗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他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读遍家中所有藏书，仍嫌不足，借抄于范钦“天一阁”、曹溶“倦圃”、徐乾学“传是楼”、钱谦益“绛云楼”、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藏书楼之书。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建书楼“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即南宋学者黄震）之绪。藏书目的在于系统收集明代资料，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反对只藏不用、视为珍玩的鉴赏家。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勿玩物丧志也”。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7万卷之多。未及编目，即遭大水；因年事已高，死后不几年又遭大火，失去大半。经再传弟子郑性整理后，仅得3万卷，入藏于“二老阁”。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响了同代的学者如全祖望、厉鹗等人，对清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传是楼藏书记》等，是研究明清私人藏书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他藏书思想的核心文献。藏书印有“余姚黄氏书库藏书印”、“黄宗羲印”等。

锥刺许显纯

黄宗羲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生长于书香小康之家。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16），明熹宗时的御史，东林名士，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颇为震动，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帝叹称为“忠臣孤子”。

骡马驮书

顾炎武（字亭林）从小到老手都没放下过书，出门就随身带一骡二马驮书。有时候到了边塞亭障，就找老兵到路边的小酒店一起畅饮，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如果和自己知道的不同就翻书详细地订正，一定到没有任何疑惑的程度为止。坐在马上空闲的时候，就跨着马鞍默默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和对它们的注释文。即使遇到亲朋好友就像不认识一样，有时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后悔。认真仔细到这个程度，他的学问也应当博大精深，没有能与他相比的。

后世纪念

黄宗羲墓地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黄宗羲墓被毁。1981年部分修复，墓坐西朝东南，正面形似荷叶山墙，用条石错缝叠砌。中间直竖石刻墓碑，上镌隶书“黄公梨洲先生墓”七个大字。碑前置有石祭桌，用鹅卵石铺设的拜坛，两侧各置一条石凳。

黄宗羲纪念馆

宁波黄宗羲纪念馆是黄梨洲当年讲学处，上痒庙遗迹犹存。纪念馆于2003年盛夏落成，门口广场上的建筑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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