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改革运动

Posted 2023-01-07 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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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改革运动

1874-1875年，清朝东方邻国日本正值明治维新期间，而北方邻国俄罗斯政府向中国派出一支科学和贸易考察团，考察经由陆路进军中国市场的新途径，调查贸易增长前景，寻找建立领事馆和工厂的地方。

上图为1875年身着便装头戴顶戴花翎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中国甘肃省兰州市。左宗棠，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首领。

彼方日本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中国的南方和沿海部分地区虽然也正展开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却很难改变积重难返的大清王朝。在西北内陆以及帝国的心脏北京，那场求富图强的运动，不过是死水微澜。身着官服，项挂朝珠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中国甘肃省兰州市，1875年。

”洋务运动”和 ”明治维新”之三——没有可比性

为什么国内一片乱哄哄、分裂争斗、政策摇摆的日本能够改革成功，形成君主立宪的局面，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而相对而言内部统一、政策连续性好、针对性强的大清，怎么改革就走向末路，最终玩完了呢？毛主席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认清面向谁、背靠谁的问题。日本「 ”明治维新”和晚清「 ”洋务运动”之间的首要区别，也是这个问题。「 ”明治维新”的成功和「 ”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也要从这个问题上找原因。谁在推动改革？他们面向谁、背靠谁？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这是个首要的问题。一、谁在推动「 ”明治维新”？（一）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究竟是谁在实施革新呢？是日本天皇吗？在明治天皇即位初期，虽然对外宣告今后「 ”内外政事”，均由天皇「 ”亲裁之”，但是因为他当时年幼不能亲政。1868年正式即位后，又一次宣告「 ”躬亲万机之政”，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仍然不能发挥重要作用，不过是个「 ”御名御玺”而已。是那些大封建主吗？明治新政权建立后，中央政府曾实行所谓的「 ”三职制”、「 ”三职七科制”和「 ”三职八局制”，重要职务均由亲王、公卿和藩主担任。1868年，实行「 ”太政官制”后，一等官仍为上述亲贵把持。但是政府的实权并不在他们手中。不久，这些亲贵就被实际掌权者排挤出中央政府。1871年「 ”废藩置县”后，这些亲贵中只保留了三名公卿做点缀。而地方政权的权力在「 ”废藩置县”的过程中也完全被剥夺了。那么，究竟是谁在掌握明治政府政权，推动一系列改革，并最终完成了明治维新这一革命性的改革呢？让我们看看那些在明治维新中叱诧风云的人物：大久保利通，号称明治维新第一政治家。出生在萨摩藩鹿儿岛下家治屋町的一个城下武士家庭，尽管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属于统治阶级——士的一员，但城下武士在武士中却属最下层。西乡隆盛，号称维新三杰之一。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城下下加治屋町山，父亲是御勘定方小头。木户孝允，维新三杰之一。出生在长门国萩城下吴服町，为藩医和田昌景的长男。曾过继给和田家对面的桂家养子（养父：桂九郎兵卫（62岁，家禄150石）），得以武士身分与九十石俸禄。大隈重信，明治维新的志士之一，曾两任内阁总理大臣。出生于日本肥前藩佐贺城，其父是佐贺藩炮术长，享有很高的俸禄。胜海舟，幕府海军的创始人。历任外务大丞、兵部大丞、海军大辅、参议兼海军卿、元老院议官等职。生于江户本所龟泽町。他们家本姓男谷，是从事高利贷发家的巨富，后过继到武士之家。胜家是小普请组的无役的小身之旗本，是贫苦的旗本家庭。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个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总监，明治宪法之父，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出生在日本长州藩，父林十藏，母名琴。其父原在村务农，后去萩城谋生。不久，入伊藤武兵卫家做工。武兵卫年老无子，收十藏为养子，伊藤博文即随父母入伊藤家。（二）可见，这些在明治年间推进维新改革的人，都出身于中下级武士家庭。那么，为什么出身于中下级武士家庭的人能够成为明治维新的推动者和改革者呢？首先，诸大封建主仍然采取旧的剥削方式作为获取利益、维系自身统治的主要手段，作为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获得者，他们从根本上缺乏革新的动力。当时的日本仍然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诸侯林立的割据状态，要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打破地与地之间的区隔、人与人之间的区隔、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的区隔，乃至人与地之间的固定关系，也就是打破种种封建主义的桎梏，大力发展工商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而这一切都是和封建等级统治相悖的，是与大封建主的利益相悖的。其次，当时日本的经济基础有了一定的发展和变动，使得社会发生方向性的变动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日本的幕末时期，和明清末年一样，诞生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得社会内部产生了一些变动，和幕初的大封建主-小封建主-农民的典型封建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些不同。一个重大的变化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民内部产生了分化，传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严重挑战。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是大片荒地被开发，耕地面积增加，农作物单产也在增高。正如中国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作物单产的提高，传统的封建剥削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局面。一些农民通过缓慢的积累逐步走出贫困，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失去特权，部分野人因为经济地位的上升而获得政治地位，国人和野人的区别消失。曾经依靠这一剥削体系获取最大利益的周王权威丧尽；而一些封建主和野心家顺应时代发展，改变了剥削方式，崛起成为新的统治性力量；经过发展和反复，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日本在幕末时期也在经历这个过程，有向着发达封建专制之大一统方向转变的可能。在西欧，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正是通过和王权结盟、反对封建贵族、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士绅、以及富裕农民、自耕农，恰恰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克伦威尔「 ”新模范军”的主要成分——富裕农民和自耕农，则是推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持续深入、战胜王军的主要力量。这个过程也在日本上演，新型地主、自耕农与天皇之王权结合，打击贵族领主封建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农民也在分化。少部分农民通过不断获取多于封建主剥削的农产品积累，逐渐上升为新型地主、资本家。与此同时，是更多的农民陷入破产的境地。这种情况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尚不明显，农民保持了原有的穷困而境遇相对一致的局面；但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则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分化。比如在畿内，到了幕末时期，没有土地的农民达到50%-70%的村子已经相当普遍。除了上升为地主、资本家的少数人之外，农民可分为占有份地的「 ”本百姓”、佃农和工资劳动者。反抗落后的封建等级制度是所有农民共同的利益。据统计，1590-1867年间，日本共发生了2809次暴动，平均每年10次；幕末时期的1861-1867年，发生了194次，平均每年27次。旧的封建统治手段已经摇摇欲坠。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特权大商人高利贷者的出现。幕府时代的大封建主们往往不再居住在农村，而居住在城市中。当时的日本城市，主要居民就是大封建主及其武士随从，以及他们的家属、仆从。在这样的城市中，催生出了最初的商人。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商人经商获得的资本没有投入工业生产，要么投入当时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要么成为发放高利贷的资本。商人逐渐发展成为特权商人高利贷者。虽然出现了这些新的因素，但是并不能认为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会必然的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明清末年一样，这些只能被称为「 ”资本主义萌芽”。少数的地主、资本家、特权大商人并不能改变幕藩体制的本质，而且他们往往具有很强的封建性。比如「 ”藏元”是完全依附于大封建主的御用商人；「 ”株仲间”从幕府获得某些商品的垄断经营权的类行会组织。考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是伴随着王权的壮大而成长起来的。要独立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打破封建等级制度，废除封建特权土地所有制，建立封建专制统治。在此之后，成长起来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地主才可能将曾经的盟友——封建专制君主掀翻在地。再次，西方依靠坚船利炮对日本的威胁和侵犯，给日本以巨大的刺激，致使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剧烈的震荡。日本的中下层武士作为最具革命性的阶层，主动向西方文化学习，极大促进了日本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大大缩短了这个过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大一统进程和资产阶级革新进程同步进行，使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跨越式发展，一步踏入资本主义社会。（三）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在封建等级制度逐渐衰败瓦解的过程中，下层贵族「 ”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作为统治阶层，他们有机会受到教育，有可能参与政治，能够接触上层资源，孔子作为下层贵族就培养了大量的「 ”士”；另一方面，他们接触社会，接近底层，明白社会的症结何在；在经济变动的时期，由于处在特权阶层的最底层，下级贵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被甩出特权阶层；而且他们往往受到上层贵族的剥削和压迫，甚至生活困顿，有着强烈的通过努力奋斗，打破阶层天花板，进入到上层社会的愿望。日本中下层武士正好符合上述情况。首先，中下层武士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享有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我们前述的6人，几乎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求学的经历。他们有资格、有能力参与政治，这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所无法企及的。然而由于地位低下，中下层武士所享有的政治和经济特权都少的可怜。就是这么一点可怜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在社会变动过程中却是最容易被剥夺的。在各藩，实际上是少数高级门第武士，也就是所谓的「 ”权门武士”把持藩政，中下层武士根本无法直接参与藩政，他们有着强烈的突破政治天花板的诉求。在经济上，当时禄米能达到万石以上的陪臣，全日本大约只有70多人，大部分是收入20俵左右的武士，最少的只有几贯钱。假如封建主义经济能够保持不变的话，这些下层武士还能够勉强糊口，最起码有一份政治上的尊严。然而，经济上的变动很快将他们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下层武士得到的俸禄是禄米，然而要在城市中生活的话，必然要将禄米换成货币，再用货币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这样，他们必然要与商人发生关系，而且很快会被商业高利贷资本所控制，陷入赤贫之中。一本写于1816的《世事见闻录》中说：「 ”武士中不论大小，一般都是贫困。尤其是那些俸禄低微的武士，更是困苦之极。”在这种情况下，中下层武士被迫与更多的社会阶层发生关系。上述6名明治维新时期重要的政治家中，竟然有三个人的本家都不是武士阶层。而且都是通过过继到武士家庭的方法，获得武士身份。一方面说明支持明治维新的武士，大部分都和其他阶层发生了联系，体现了其他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说明，武士开始利用自己贵族的身份换取赖以生活的资源。木户孝允，他父亲是藩医，后来过继给武士家庭，获得武士身份。伊藤博文，他的父亲本是一个农民，后入继武士家庭，获得武士身份。胜海舟则更有代表性。他的曾祖父男谷银一在江户从事高利贷行业而成一方巨富、江户府内17个所的地主，并通过买官获得朝廷盲官的最高官位检校，称「 ”米山检校”，并成为大名贷。男谷银一的长子忠之丞买得御家人-男谷家的家格。男谷忠之丞之孙，也就是胜海舟的父亲胜小吉本是男谷家的三子，以婿养子的身份从男谷家过继到旗本武士胜家。这根本就是富裕起来的高利贷者为自己出身低贱的家族购买武士身份的标准剧本。在幕末的日本，这样的剧本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武士已经成为了没落贵族的代名词。当他们无法生存之时，武士身份是他们最后可以贩卖的资本。当然，其余三人也是有代表性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都是出身于萨摩藩的中下层武士。萨摩藩是当时日本诸藩中经济状况几乎可以说是最好的藩。萨摩藩很早就开始不顾幕府禁令，通过琉球开展海上贸易。他们也很早就接触到被称为「 ”兰学”的西方科学技术。萨摩藩主岛津齐彬有着「 ”兰癖”的雅号。他不但广泛涉猎西方典籍，还在实践中大量吸收西方电信、金属活字印刷、煤气灯和摄影等技术，甚至仿制出西方的反射炉，大炼钢铁以铸造枪炮。在这样的环境下，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不陌生。事实上，大久保利通正代表了那些受到西方科学技术及其产品震撼而决意全面向西方学习、走上像西方一样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觉醒武士。大隈重信的父是佐贺藩炮术长，代表的是很早就接触到「 ”兰学”，对西方科学技术及政治经济有一定了解，决意让日本走上这条道路的技术流武士。甚至木户孝允，他的父亲本是藩医。当时的日本医生，大量吸收兰医学的成果，木户孝允同样可以归集到这个类别里。还有西乡隆盛，虽然他和大久保利通一样了解西方引入的科学技术的先进性，但是作为一名中下层武士出身的政治人物，在复杂的局面下，西乡隆盛出头作为那些保留了较多封建性、在日本政治、经济大转型过程中没有获得好处、甚至变得更糟的武士利益的代表，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的决裂，反映了作为贵族统治阶层底层的武士阶层的分化。少部分全面拥抱资本主义进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阶层，大部分成为普通平民，贵族阶层不复存在了。正是这些部分具有其他阶层身份、及立志要让日本走上像西方一样的资本主义的原中下层武士，代表着新兴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推动了「 ”明治维新”的前进。二、谁在推动「 ”洋务运动”？那么，晚清的「 ”洋务运动”又是谁在推进呢？ 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 ”洋务运动”。奕䜣是满清的恭亲王，皇叔。桂良是满洲正红旗人，恭亲王奕䜣的岳丈。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是满洲正红旗人，历任工部主事、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军机大臣等职。都是满清权贵。做一个粗略的、不那么恰当的对比，满清的权贵相当于日本幕府时期的亲藩和谱代大名，都是和封建专制统治者关系密切、有着切身利益关系的高层食利者。「 ”洋务运动”在各地的执行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流，都是汉族大臣，不是进士，就是举人，是官绅的典型代表，属于统治阶层的中上层。在中国这个大一统的国家，他们可以粗略的类比「 ”小一统”日本的「 ”外样大名”。他们有反抗满清统治的可能性，有转变成为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地主的可能性，有建立一个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成立的、带有贵族共和性质的政权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满清统治者正确的施政，他们选择了和满清统治者合流。随着满清统治中央集权权威的瓦解，他们在各省的自治统治体现出一些共和的色彩。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可以看作这些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地主共和统治的实践。三、总结做了一个表，列出中日两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对应。为什么国内一片乱哄哄、分裂争斗、政策摇摆的日本能够改革成功，形成君主立宪的局面，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而相对而言内部统一、政策连续性好、针对性强的大清，怎么改革就走向末路，最终玩完了呢？上表一看即明。虽然「 ”洋务运动”和「 ”明治维新”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推行，但是却根本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在推动，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两次改革，完全没有可比性。由于改革推动者不同，因此才导致来结果的不同，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洋务运动”的失败具有一定必然性，所谓愚昧、腐败、自大等等，并不是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充其量只是改革失败的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