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低能”这些词汇,其实是日本人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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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痴”、“低能”这些词汇,其实是日本人发明的
这是一段令人伤心的故事,也是一段污名化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白痴”、“低能儿”是污辱他人的名词,但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词汇出现,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历史促成了一群人被贴上标签。
心智障碍和肢体障碍的区别,在于内在和外在的差别。外在的障碍,像是不良于行、断手、断脚,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功能上的障碍,像是听障和视障也较为容易以物理性判别。但心智障碍无法从外表加以判别,所以一开始“发现”这个族群的过程,其实有点暧昧。
发现心智障碍者
对于心智障碍的认知,亚洲社会是如何开始的?
这和我们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有关。
明治维新时,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奠基者,将西方的文化和相关的理念介绍到日本,在他众多著作中,有一本相当重要的书,称为《西洋事情》,内容是写他到欧美国家所做的观察,关于社会福利设施的机构,他在书里提到“盲院”、“哑院”和“痴儿院”等。
由于《西洋事情》成为当时学校的教科书,也成为普及的观念。除了福泽谕吉的推广,明治维新后主要由田中不二麿主导教育制度,他参观欧美的教育设施和制度后,将其导入日本,为了心智障碍的学童,参观过美国宾州的“白痴”学校。
福泽谕吉所处的时代,日本对于心智障碍的认识主要由西洋引进,虽然是参考美国的制度,但美国当时对于心智障碍的理解来自法国。法国对于智能障碍的理解则来自18、19 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与法国大革命,他们开始思考无法劳动的“非正常”人之地位与待遇。
一开始,欧洲的收容对象主要是“贫民”,但这些人还是得被强制劳动,增加生产力。不能劳动的人就被划分到“救贫院”中,其中可能包含孤儿、肢体障碍、盲人、聋哑、精神障碍、老人和智能障碍等,全收容在一起。后来,收容对象逐渐细分出不同需求之人。17 世纪时,则开始有男、女区别的设施。
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后,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采取西方式的相关措施,在时代的变革中,很多以往的下级武士、农民在新时代中无以为继,对于无法自立的老人、孤儿和障碍者,便都给予食物的救济。
除了食物的赈济,日本的社会福利设施也在西方的影响下建立起来。东京市“养育院”建于1872(明治5 年),是亚洲最早的近代社会福利设施之一。当时因为俄罗斯的皇太子要到日本访问,既小且贫的日本觉得乞丐、流民、肢体障碍或精神病患都“有碍社会观瞻”,所以将东京里的这些有碍市容的人都关起来,收容了240 名。
然而一开始,“白痴”并不在收容的对象中。
“病人安置于病院中,残疾、盲人、疯癫者都收容在不同地方,每一间都有看护,也给予疗养。”
这一时期对于“疯癫”和“白痴”两者其实有点混淆,“白痴”一直到1886(明治19 年)才开始明文收容规定。
明治维新衍生出的障碍划分
明治维新是个变动的时代,当时很多人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不管是否精神上有问题,或是智能上无法适应新环境,都被集中收容到“福利设施”中,视为社会的弱势。这些被时代所排斥的人,由于环境变动得太快,常人无法好好认识他们到底有什么差别。
到了20 世纪初,现代化已经有点成果了,我们才逐渐开始区别这些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人。
“低能儿”与“白痴”有什么差别?
这跟教育制度有关。日本自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后,发现有些孩子无法在体系中表现“正常”,于是开始了相关的讨论和研究。在20 世纪初期,日本认为“白痴”无法教育,而“低能儿”则是在教育体制中表现不好的人,但“低能”不像身体残障,可以从外表看出来,那要怎么分辨出“低能”呢?
就从“放牛班”开始。1890 年代左右,明治政府推行新的教育学制10 多年后,发现有一些儿童跟不上学习进度,于是针对这些学生再特别编成一班。
后来有学者开始写书讨论。学习院大学的教授大村仁太郎在《儿童矫弊论》中表示,他并不认为“低能”是种“病”,但是一种“瑕疵”,他把许多性格上的缺陷加诸到学习能力不好的儿童上,像是思想散漫、怠惰、抗压力弱、偏执、不洁、偏食等。大概可以想到的坏习惯都把它们跟学业成绩不好画上等号。然而,大村仁太郎也注意到社会和家庭的原因所造成的学习障碍,他没有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学生的性格瑕疵。
当时对于心智障碍逐渐形成一套阶梯次的理论,乙竹岩造的《低能児教育法》就塑造出一个光谱:普通—劣等—低能—白痴,而这是以教育系统和学业标准所制造出来的体系。最底层的“白痴”,有时会被和“疯癫”画上等号,都被视为无法医治、先天性的问题。
其余的“劣等—低能”则是性格上的缺陷或感觉器官和大脑疾病所造成的问题。此时也有人注意到家庭所造成的坏习惯,或是学校里的因素,像是教师的教育方式、狭小的教室、空气的状况等,多方面讨论造成学生学习障碍上的各种因素,而不只归咎于学生本身的性格。
为了要教育低能儿, 1909 年开设了“白川学园”,透过研究园内的学生所写成的《低能児教育の実际的研究》,胁田良吉的分法与乙竹的系统差不多,将儿童分为“普通儿”、“低能儿”和“变态儿”。“变态儿”是无法根治的,其余在“普通儿”和“变态儿”之间的都是“低能儿”,需要住在机构中特别教育。
胁田良吉所指出的“低能”范围很广,从学习能力有问题、身体比较虚弱、无法适应团体生活等,都可以是“低能”的一部分。“白川学园”所收容的学员从学习能力低下到虐待动物的人,也包含偷窃癖和流浪汉,这些都成为“低能”的一部分。
“白痴”是无法教育的吗?
“白痴”在明治时代的概念,则是“完全无法教育的儿童”,不可医治、无法受教,但日本特殊教育的先驱石井亮一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即使“白痴”也有受教的可能,后来我们称之为“特殊教育”。
出生于佐贺锅岛藩的武士阶级,石井亮一在幕府末年与明治维新初期长大,幼年还是接受汉文的教育,熟悉《论语》、《大学》等书,也学习武士道的精神。16 岁时获得藩内选拔,到工部大学校(也就是后来的东京帝国大学)考试,但体格检查不合格,无法入学。
期待去美国留学的石井,后来改念私立的立教大学,接受6 年的教育。他在1874 年进入由美国圣公会威廉斯主教于筑地所创办的“英语塾立教学校”,石井亮一就学期间也受到感化,受洗为教徒。立教大学的姊妹校立教女学校在1882 年成立(明治15 年),毕业后的石井亮一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立教女学校担任教师,除了教授外语,也教育女性外国的发展状况和现代女性该有的思想,是日本最早提供女子教育的学校。
明治20 年左右,日本的福利事业也开始展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西化之后的日本,缺少传统救荒济贫的组织,以往在乡里间可以得到救助的单位,在新时代中无法生存,而新时代的福利设施又尚未建立。再加上明治20 年出现很多自然灾害,让很多人抛家弃子,社会上出现相当多的孤儿需要养育。
此时出现的“冈山孤儿院”和“东京救育院”就是为了新时代的需求所创设,石井亮一也成为东京救育院的创办者之一。1891 年的浓尾大地震,在岐阜和爱知等地造成大规模的伤亡,死者超过7000 人,震后产生相当多的孤儿,也出现经济无以为继、只好贩卖人口的现象。
从宗教相关团体,如基督教和佛教等相继出动救援孤儿,石井亮一的东京救育院也加入孤儿的救助和收养。由于浓尾大地震的惨况,造成许多无人收养的女性,石井亮一深感福利事业的重要性,他在灾后带着一些孤女回到东京,在基督教会的援助下,先在东京创设“孤女学校”,教育她们,让女性习得一技之长,未来可以胜任保母、教师、助产士或是传道的工作。
在收容孤儿和教育孤女的过程中,石井亮一理解到智能障碍者的存在。在当时对于智能障碍的教育是认为“无法教育”、“免除法律责任”,采取“隔离政策”,对于石井亮一而言,着手智能障碍者的教育还带着可能教育的信念,他深信在神之前,每个人都平等。
石井亮一,日本特殊教育先驱
石井亮一没有单纯相信透过神迹就可以照顾这些智能障碍者,由于他的英文不错,他积极参考当时外国的文献,知道美国的做法分为大规模的收容与隔离,也有小规模的机构。
在参考的资料中,对智能障碍教育研究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国医师Edouard Seguin 在19 世纪首创的智能障碍教育,成为后世特殊教育的先驱。他后来到美国开设小型的智能障碍收容机构,并且透过教育和工作方式,让障碍者具有一定的生产力。
石井亮一将他的研究写成《白痴儿其研究及教育》(1904)一书,认为“白痴”在身体的发育和运动方面都异于常人,甚至在视觉、听觉、味觉和嗅觉上也有障碍。在精神上的问题则会导致语言障碍、或偏执、缺乏注意力等。
此一时期经常将“白痴”与“疯癫”两者混在一起,石井是第一个尝试区分2 者的学者,他认为:“疯癫一开始具有一般的智能,但后来消失了。”相对而言,“白痴”则是一开始意识就相当贫弱,但在程度上可以渐渐的进步。
石井亮一的想法后来落实到他所开设的滝乃川学园,他的妻子渡边笔子也支持他的理念,两人一起为心智障碍者的教育努力。渡边笔子于1861 年在长崎出生,是日本妇女教育的推行者。她原先在华族(贵族)女校当教务主任并兼任法语教师,她对法国医师Seguin 的心智障碍教育方式也相当熟悉。
石井夫妇两人都曾经到美国宾州Irwin 智能障碍者学校参观,回国后才创立了滝乃川学园。由于日本对于心智障碍的认识还相当少,所以石井夫妇也负责师资的培育和教育设施、教材的准备。
一开始设立的学校有农园、宿舍、教室和研究室,石井除了收容智能障碍者,也想要研究智能障碍者的相关问题。然而,明治末期时的日本政府没有资助相关的设施与研究,石井夫妇的研究经费来源大多都是自己的贷款和基督教会的赞助。最后由于经费用尽,滝乃川学园只好暂时关闭。
随着时代的推移,日本社会也开始注意到财团法人的建立和组织方式。20 世纪初期有些大学是以法人的方式建立,像是同志社大学,相关的法律也慢慢建立起来。石井夫妇在1919 年发起第一次的董事会,之后也找到大财阀涩泽荣一赞助,由涩泽担任第3 任的理事长。
在解决资金问题后,滝乃川学园的再次重新张开,石井想要发展的研究机构也建立起来。本来在东京巢鸭的学园,后来移转到东京近郊的多摩,这里比较符合石井理想中的学校。在武藏野台地上,空气相当清新,可以将农场、工场、鸡舍、礼拜堂和住宿场所等设施都建立起来,从幼儿到年长者的生活、教育、训练、劳动和医疗都包含在其中。石井亮一对于“白痴”的治疗与教育,成为日本特殊教育的先驱。
当教育改变,“白痴”与“低能”还会存在吗?
透过“白痴”和“低能”的概念,可以看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是随着日本政治、社会、经济所转变而形成的,也就是在明治维新后所发现的一个新的族群。
随着新的政治体制,有相当多的下级武士和农民变成赤贫,无以为继,到处流浪。明治政府所建立的教育体制也产生了相当多不适应的学童,这批无法进入新时代规范的族群,从疯癫、智能障碍、穷人等,逐渐被划为特殊的族群,日本政府就依据不同的状况加以分类、收容、研究。
“白痴”和“低能”可以说是时代和社会变动下的产物,透过相关概念的形成,或许我们可以思考现代文明对我们的影响,造成了什么样的差别待遇,甚至教育制度区别了那些人。在石井亮一之后,随着“白痴”和“低能”的讨论,相关的医师和心理学家也进入这个领域,透过病理学的研究和访谈,后来也发展出测量心智障碍的量表。
当然,并不是否定以往也有智能较低的人,但在明治维新、实施新教育以前,他们可能只是生活在农村,负担繇役(封建统治阶级强制农民承担的、一定数量的无偿劳动),过着“正常”农民的生活,不会被划分为“低能”或“白痴”,也不会因为学业表现不好就被归类为“低能”,成为需要“矫正”的对象。
如果“白痴”和“低能”是因为教育体制所产生出来的,当教育的方式改变,是否这样的族群就会消失呢?历史很难处理假设的问题,但这或许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点。
112 白痴皇帝
晋武帝和他祖父、伯父、父亲都是善于玩弄权术的人,可是他的儿子――太子司马衷偏偏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低能儿。朝廷里里外外都担心,要是晋武帝一死,让这个低能儿继承了皇位,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有些大臣想劝武帝另立太子,但是不敢明说。有一天,在晋武帝举行宴会的时候,大臣卫(音guàn)假装酒醉,倒在晋武帝的御座面前,用手抚摸着座位,嘴里含含糊糊地说:
“这个座位太可惜了!”
晋武帝马上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假装听不懂,说:“你在胡说些什么,准是喝醉了吧。”接着,吩咐侍从把卫扶起来送走。
打那以后,谁也不敢向晋武帝再提这件事。
晋武帝毕竟也有点犹豫。他想试试他的儿子到底糊涂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他特地送给太子一卷文书,里面提出几件公事,要太子处理。
太子的妻子贾妃,是个机灵的女人,见到这卷文书,连忙把宫里老师请来,替太子代做答案。那个老师很有学问,写出一份卷子,引经据典,答得头头是道。
贾妃看了挺满意,旁边有个略懂文墨的太监却提醒她:“这份卷子好是好,可是皇上明知太子平常不大懂事,现在写出这样一份卷子,反倒叫他怀疑。万一查究起来,就把事情弄糟了。”
贾妃说:“对,亏得你提醒一下。那么还是你来另写一份吧。写得好,将来还怕没你的好处!”
那个太监就另外起草了一份粗浅的答卷,让太子依样画葫芦抄写一遍,送给晋武帝。
晋武帝一看,卷子虽然写得很不高明,但是总算有问必答,可见太子的脑子还是清楚的。俗话说:癞痢头儿子自己的好,能将就也就将就过去了。
公元290年,晋武帝病重。太子司马衷已经三十多岁。按理说,三十多岁的人已经可以处理政事了。但是晋武帝到底不放心,立个遗诏,要皇后的父亲杨骏和他叔父汝南王司马亮一起辅政。晋武帝临死的时候,只有杨骏在身边。杨骏为了想独揽大权,和杨皇后串通起来,另外伪造一道遗诏,指定杨骏单独辅政。
晋武帝一死,太子司马衷即位,这就是晋惠帝。
晋惠帝即位以后,国家政事他一件也管不了,倒是闹出一些笑话来。
有一次,他带了一批太监,在御花园里玩。那是初夏季节,池塘边的草丛间,响起一片蛤蟆的叫声。
晋惠帝呆头呆脑地问身边的太监说:“这些小东西叫,是为官家,还是为私人呢?”
太监面面相觑(音qù),不知该怎样回答。有个比较机灵的太监一本正经地说:“在官地里的为官家,在私地里的为私家。”
惠帝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有一年,各地闹饥荒。地方的官员把灾情上报朝廷,说灾区的老百姓饿死的很多。这件事给晋惠帝知道了,就问大臣说:“好端端的人怎么会饿死?”
大臣回奏说:“当地闹灾荒,没粮食吃。”
惠帝忽然灵机一动,说:“为什么不叫他们多吃点肉粥呢?”
大臣们听了,个个目瞪口呆。
西晋出了这样一个白痴皇帝,周围的一群野心家自然就蠢蠢欲动了。
皇帝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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