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爱国？其作为只是排斥一切非东林党势力

Posted 2023-01-06 东林党

篇首语：宿命论是那些缺乏意志力的弱者的借口。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东林党爱国？其作为只是排斥一切非东林党势力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东林党爱国？其作为只是排斥一切非东林党势力

东林党一贯的斗争策略就是把所有异己都贬斥为奸佞，东林党的大哥大左光斗有句名言：“若非同道即为仇敌！”——看看这就是那个被大肆歌颂的左光斗，显然是对人不对事，不仅如此还自以为是。一开始魏忠贤慑于东林党地威势还曾给左、杨送仪金但也被东林党傲馒地回绝了。接下来齐、楚、浙党和不少骑墙派官员都被东林党整了个半死，他们为了保住前程就统统投奔魏忠贤去了。等东林党冲着魏忠贤亮出刀后，所谓阉党也就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阉党与其说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集团，还不如说是紧密团结在以魏公公这个核心周围的反东林党同盟。如果非要说阉党有什么政治野心的话。那就是“一定要打倒东林党！”

这些投靠魏忠贤的齐、楚、浙党当然被东林党骂作“无耻小人”。东林党的愤怒的形势有些类似的现在的公司，齐党、浙党啊什么地自然都是大明有限公司的高级白领，个个都是辛苦多年才出来的硕士、博士。最低也有本科文凭，这么多精英分子没事了搞搞内斗也情有可原。但是齐楚浙党这些案伙明显没有赌品，现玩不过东林党后就开始耍赖。那魏忠贤算什么东西？只是董事长朱由校先生家打扫卫生的一个大爷罢了。身体残疾不说还是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文盲，现在却眼看要骑到东林党这班博士、硕士头上耍威风，这些精英自然痛恨不已，自然更瞧不起那群去抱文盲大爷粗腿的败类同僚。可惜东林党千算万算就是没想起来魏忠贤不仅仅是给董事长倒马桶的大爷，他还是朱由校的奶爸。更重要的一点儿是天启五年以来东林党除了孙承宗在辽西辛辛苦苦地干活外，留在京城里的人什么也没听干，每天除了内讧拆台就是在朝堂上对骂斗殴，屡屡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极其糟糕的地步。朱由校董事长觉得反正都是光拿薪水不干活，那还不如用自己的奶爸呢！最少这工资是省下来了。

按照大明有限公司不成文的规矩，内讧以斗到对方辞职为底线，如果再下狠手那就是犯规了。但魏大爷不是雇员，他是朱由校董事长的一条狗——太监是没有人权地。所以东林党一直想把魏大爷送上断头台，而魏大爷也得势不饶人一心一意想把东林党赶尽杀绝。东林党眼下只有一边狂喊：“魏忠贤你防卫过当了！” 一边赶忙四下寻找政绩想用来挽回朱董的心。可惜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六年这五年东林党除了整垮熊廷弼、纵容王化贞丢了整个辽东外，什么正经事情也没干。反而是东江镇先后打出了旅顺、真奠等胜利。毛文龙斩有两千余级——主要是靠游击战，而野战的战果不到三成。本来毛文龙也是王化贞提拔的，如果东林党人会做人拉拢毛文龙也不是困难的事情，然而自以为是的莱登两府的东林党从来不把大兵们当人看。日复一日地“飘没”东江镇的物资，所以东江镇和山东文臣集团积怨甚深。这样的情况下，毛文龙自然就会“顽固”地拒绝把胜利果实和他们东林党人分享。

所以后来，崇祯上台搞死魏忠贤，解散阉党后，东林党再次势大了，以东林党人的对人不对事的性格。那必然就全力倾斜自己军方的代理人袁崇焕了，大量的军饷就给了作为很小的袁崇焕的部队了，而对牵制后金使其不能入关掠夺甚至是不能长时间远离大本营到的东江军自然就一再打压了。在袁崇焕为了使毛文龙屈服而对东江军进行物资封锁，导致东江军军民没得吃的时候，毛文龙不断的上疏就被东林党人给压住了。直到最后毛文龙被袁崇焕擅自杀掉，东林党人反而是给毛文龙头上加上很多罪名——有些罪名是子虚乌有，有些如走私之类的确实也有，但东林党人不想想是自己不给人家军饷，迫使人家走私自己解决。到了袁崇焕死后，东林党人没有给毛文龙平反，甚至到了明廷灭亡了，这些东林党人在清廷那边继续给毛文龙抹黑(也许那个时候是为了迎合清廷八旗贵胄统治者，毕竟他们非常痛恨毛文龙，从他们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了，称袁崇焕为袁督师、而称毛文龙为毛贼不是毛总兵)。

看看被吹嘘多么忧国爱民的东林党人都是什么货色。估计东林党人里面也有一些真正忧国爱民的，但是非常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中孙承宗算得上一个。孙承宗这个人具备了华夏典型地那种传统的士大夫品质，讲究的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历史上孙承宗被崇祯猜忌后就告老还乡，回到他的老家高阳后孙承宗把大半的祖产捐献出来修筑高阳的城墙。崇祯11年，1万多八旗辫子兵再次入关劫掠时，孙承宗高阳老家的守军一哄而散。当时有朋友苦劝孙承宗去坚固的保定避难，还说孙承宗已经退休了不再有守土的义务了。可孙承宗却激愤于官军的胆怯和无能，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激励自己的子孙领着他们奋起抵抗。高阳的保卫战中基本上没有看见不到大明官军。城头貌似只有孙承宗的子孙、亲友和邻居，在他们身后擂鼓助威的是那个已经七十六岁高龄地老人，而这个老人城破被俘后拒绝投降被杀害。

耶稣会与东林党揭开明朝时期的东西君子之会

耶稣会士到中国后，他们与“东林党”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的结合是道德层面的，而非信仰层面。万历二十三年(1595)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的东林讲学。无锡东林书院是宋代杨龟山的讲学遗址。经十年讲学，各方官绅纷纷来此聚会，成为规模，于是重修东林书院。书院在学术上尊程朱，反陆王，用“白鹿洞学规定法程。……阐提性善之旨，以辟阳明子天道证道之失。”但其实书院的宗旨在议政不在论学。黄宗羲《明儒学案·顾宪成》说：“故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闻而药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参加东林议政的很多是进士翰林，在中央和地方有盘根错节的势力，他们的舆论构成一股民间政治力量。

东林的势力在江南和北京。来华耶稣会士主要也经营这两个地区，而且也正是利用儒家士大夫作传教工具。这样，东林党政治运动和天主教传教运动就很自然地联系起来了。这方面有历史记录。十七世纪巴尔托利(Bartoli，1608-1685)的一部《耶稣会历史》说：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在东林书院主讲过。神父们对东林党表现出巨大热情，大力称赞东林书院的道德标准。同时，“书院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对基督教表现出极大的友好感情。”东林党和天主教关系密切的说法可以得到中文资料的证明。邹元标为东林讲学的健将，与顾宪成、赵南星并称为“三君”。他与耶稣会士早有交往，利玛窦托郭居静携书信去见他，谈得很好，并按规矩还信给利玛窦，明确地引他们为思想盟友。其《愿学集·答西国利玛窦》曰：

得接郭仰老，已出望外，又得门下手教，真不啻之海岛而见异人也。门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无余，门下肯信其无异乎？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同耳。门下取《易经》读之，干即曰统天，彼邦人未始不知天。不知门下以为然否。

天启、崇祯年间，首辅沈一贯、叶向高、韩偏向天主教，徐光启被起用负责治历和防边，许多天主教徒被重用，像王征、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西学集团和东林党在许多方面并不相同。“东林讲学，遥执朝政”。而入教者通常都不像东林党那样富有政治激情，而是靠翻译和钻研科学立身，对西学本身更感兴趣。西学集团与东林党在精神上确实有相通之处，在利益上也是联系的，但这基本上是道义的联盟。谢和耐说：

东林党，笼统的讲是整个东林运动，和传教士接近是因为尊重同样的伦理道德。大家赞扬的勇敢精神、在不幸和苦难中的坚强性以及伦理道德严格性，这些既是东林党人所希望的善行，又是优秀基督徒们的行为。但我们还应进一步说，把东林党人与传教士联系起来的似乎是他们观点和利益的一致性。他们都与宦官、佛僧及其盟友们为敌。他们对于佛教一直向文人界发展而感到恼火，都反对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的空头哲学讨论，支持与他们有关绅士们的社会责任观相吻合的实用儒家，关心帝国的防务及其财政状况等。东林党人只会感到与传教士们意气相投。

西学集团和东林党人在道义上相投，但在政治权力的争夺方面，天主教徒并不像东林党那样热衷。天启四年，叶相高、韩先后被罢去相位，魏忠贤的附党魏广微用同年之谊来拉拢徐光启，任他为礼部右侍郎，徐光启观望事态，明智地没有就任。崇祯二年，阉党被除，徐光启为此觉得不光彩，在《再沥血诚辩明冤诬书》中说清楚这一段历史;“魏广微……秉政之日，数与人言，促臣赴任，而臣年余不至。谓臣不入牢笼。”这事说明徐光启未卷入党争，比较慎重，也说明他和他周围的西学人物与争权夺利的官场若即若离。查继佐《罪惟录·徐光启》说：“时廷臣酷水火，光启中立，不逢党。故此(指用孙元化、王征等人的方案)置之若忘之。独天子知其学主自尽，将之以诚，不任气，特手敕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因为徐光启是基督徒，所以比较超然于党争。崇祯任用徐光启是因为他有历学、水利、农事和制炮的真才实学。他任用的其他西学人物也多半是修历、造炮、练兵的专家，凭技术和专业知识效国。

天主教徒掌握了“西学”。东林党人对天主教“西学”中的科学技术不感兴趣，但对其道德伦理和热衷。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冯应京被视为东林运动的先驱，通过利玛窦《交友论》、《二十五言》等西方式的道德哲学，坚定了他政治态度，并差最后一步而没有加入教会，成为教徒。相似的情景发生在后来的叶向高、邹元标、张问达、冯琦等东林人物身上。党派斗争需要对敌勇气和内部忠诚，在赠给利玛窦等人的诗文中，东林人物对耶稣会士身上表现出的忠诚、严谨、热心、牺牲给了最多的称赞。这些都是东林党人急需的。东林党人都是忙得没空治学的人，但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哲学来主导全国，基督教神学一度成了他们的参照。

通常，中国的皇帝通过学校、科举、翰林制度，用儒学(在明代是宋明理学)来建立意识形态，教导民众。“君”与“师”，“政”与“教”合一。明中叶以后，政事荒废，王学解放人心，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失去了往日的权威。人们必须重建权威。东林党在民间争取政治权威，他们还必须确立一种道德权威。整个明末，儒道佛三家的知识分子都在提倡自己的学说。有主张“气节”、“师谊”，有主张“性情”、“赤子之情”，也有主张“实学实干”的，总之这是一个学在民间，诸说并起的时代。具有丰富道德内容的天主教神学受到东林党的注视是很自然的。在叶相高《首善书院记》中就表示书院宗旨在民间砥砺道德精神，而不在学问。他所“讲学者必有素常学问之人，高不知学，何以为辞？……余乃言曰：古之所谓教学，则庠序学校尽之矣。当其时里党之所肄习，师儒之所修明，舍三德六行五伦之外，无他物也。自邹鲁兴，龈龈于洙泗凫绎之区，始言心言性，言道德仁义，而其指归不出于孝弟。”东林书院、首善书院，他们想把学校改造成古代的道德场所。

在《三山论学记》中，艾儒略和叶向高等谈及西方政教体系，讲教会和国家分权：“我欧罗巴人国主之外，盖有教化主(教皇)，其职专以诱。国主传子，教化主传贤。国主为君，教化主为师。若然，则二柄难于兼合。即泰西亦虑之矣。”讨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当时东林党人最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他们就基督教本质向耶稣会士广泛咨询，以期对西方经验有所借鉴。“(叶)文忠所疑难十数端，多吾辈意中喀喀欲吐之语，泰西氏亦迎机解之”。文艺复兴以后，西欧还没有完成彻底的“政教分离”，但“政教两立”、“信仰自由”的雏形已具，意大利、法国、德国都已出现民间文化的趋势。东林党人对此现象感兴趣，说明他们的意识中复活了像古代儒家那样担当民间道德权威的野心。“国主传子，教化主传贤”、“君”与“师”分，“传子”与“传贤”的说法很符合明儒“道统”与“政统”相分的理论。东林时代把西方学说理想化，盖有其由。

东林党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与天主教有关系。《先拨志始》录有“东林同志录”、“东林点将录”，是一份由阉党拟定的黑名单，其中就有“天魁星及时雨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赵南星”、“天微星九纹龙韩”、“天伤星武行者邹元标”、“地强星锦毛虎冯从吾”、“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地然星混世魔王熊明遇”等，他们都有与天主教交往的明确记录。

东林党爱国？其作为只是排斥一切非东林党势力

东林党爱国？其作为只是排斥一切非东林党势力

耶稣会与东林党 揭开明朝时期的东西君子之会

耶稣会与东林党揭开明朝时期的东西君子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