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夏禹是如何改变了中国民选皇帝的游戏规则

Posted 2023-01-05 夏朝夏朝皇帝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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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夏禹是如何改变了中国民选皇帝的游戏规则

中国古代历史基本是在家庭帝王制中写成的，但夏之前包括尧、舜、禹都是经过部落首领们民主推选实现的，历史上称这一制度为("禅让")，想来似乎有点像现代的美国选举。不过等到禹当了皇帝以后，他却破坏了这一非常先进的游戏规则，要说禹的家庭故事，当然得从他的父亲说起，虽然本文要讲的是禹的种种不是，但我们不能否认禹是站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伟人。他为文明时代铺平了道路。

而禹的父亲——鲧，却是一位失败了的英雄。相传鲧曾受尧指派，负责治理洪水。他用筑堤挡水的办法，试图堵住洪水，但堤坝坍塌，造成了更大的水患，治了九年也没有成绩。舜摄政后视察治水情况，“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古史传说往往以为，鲧用堵水之法治水失败，其子禹用疏导之法获得成功，事情简单而明确。其实，治理洪水是原始社会后期先民们经过数代人的奋斗才得以完成的。古史传说将功劳全归于禹，这是当时人们英雄主义观念的反映，其中肯定有夸张和简单化的地方。其合理因素，是在于禹作为领导者使治水伟业最终得以完成。

关于禹的治水方法，《夏书》上说“禹堙洪水十三年”、《山海经》上说“禹堙洪水杀相繇”、《淮南子》上说“禹乃以息土填洪水”等，均指出禹也曾用过“堙”的方法。屈原的《天问》中也有“纂就前绪，逐成考功”的句子。说明禹也曾继承过鲧的治水方法。

我们把原始时代后期一系列伟人的情况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首领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拥戴，主要在于首领本身的卓越才能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其中也有祖先的荫蔽以及个人的诈谋的因素。《礼记》中的《礼运》篇讲“小康”之世所说的“谋用是作”，其代表人物以禹为首不是没有根据的。按照一些古书中的记载，治水失败只是鲧被放逐而死的表面原因，而根本原因却在鲧与舜的争权夺位。尧欲将权位传给舜时，鲧极力反对。鲧对尧说：“不详载！熟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 鲧为了夺位，曾经“怒其猛兽，欲以为乱。”且“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以至遭到放逐和诛杀。

但鲧的儿子禹就要圆滑世故的多，可以说禹是我国上古时代第一位实行诈谋并取得成功的人物。根据《尚书》的记载，鲧被诛杀后，禹审时度势，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尽管禹不一定如此地奴颜婢膝，在舜的左右总迈着小步行走，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但在鲧被杀后还能担任要职这一事实至少可说明禹是善于诈谋的。在传统观念中，有一种对伟人的宽容态度，即俗语说的“一好遮百丑”。只视其功，不视其过。

禹的时代，社会结构有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于是禅让制也呈现出微妙的状态。禹在位时，选择皋陶为继承人。此举充分反映了禹的智谋和狡猾。皋陶是偃姓部落首领，早在舜的时候就威望很高，曾经当众诘难过禹，但后被禹所笼络，便“令民皆则禹”。举荐皋陶，实际上是加强了禹自己的权势、扩大了禹自己的影响。特别应当注意到，皋陶和禹同在舜手下任过职，从言论和行为上看，皋陶是年长于禹的。禹选定皋陶为继承人时，两人均已至耄耋之年。选择一位比自己年纪大的老人为继承人，正是禹工于心计的表现。因为这样的继承人是不会对自己及其儿子启构成太大威胁的，即便皋陶先于自己死去，也可以延后继者佐政的时间。。

果然，皋陶被举荐后不久死去。禹又举荐不大受拥戴的益为继承人。难怪司马迁这样解释：“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政日浅，天下未治，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根据一些古书中的记载，禹搞禅让，实际上是设下了一个圈套。“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这就大大减少了打破旧传统带来的阻力。就像曹操，始终“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汉臣的面貌出现，而把称帝的任务留给了儿子曹丕来完成。禹和曹操尽管时代相隔甚远，但其机敏、权略的相似之处还是有的。

禹的权谋与开拓顺应了当时社会文化观念转变的潮流。至此，中国开始漫长的家庭式帝国时代！

历史人物中国史上第一个民选皇帝是谁

　　一个推举王莽代替刘氏当皇帝的运动开始兴起。为什么无能的刘氏后人永远坐江山，而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当皇帝呢？当时绝大多数臣民一致认定，只有王莽才能让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强壮起来。

　　中国史上第一个民选皇帝是谁？　　公元前１年（哀帝元寿二年），二十五岁的哀帝突然去世。此前他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亲丁皇后都已去世。王政君又成为最高权威，她立即恢复王莽的大司马职务。　　王莽复职第一件事是罢免董贤，并选立中山孝王九岁的儿子即位，是为汉平帝。王莽命令平帝的亲属一律不许进入京城，以杜绝新的外戚之患。接着，他把傅、丁两氏外戚全部赶出京城。王莽复出执政，得到全社会欢呼，臣民们觉得汉朝振兴有望了。这一年，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实际总理国政。　　公元２年（平帝元始二年），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款一百万钱，捐地三十顷，救助穷人。二百三十个贵族跟进，捐出大批粮食、土地，分给弱势群体。民众捕蝗虫，按多少给钱。全国无灾地区凡是财产不满两万钱、受灾地区财产不满一万钱的贫民，免交租税。发生病害的地方，腾出大房子给病人医治。一家死六人以上给葬钱五千，四人以上给三千，两人以上给两千。　　王莽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迁移穷人去住。沿途饮食以及到达之后所需的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　　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五个里共二百个廉租房小区，供贫民居住。权势开始向民生倾斜。　　王莽努力解决教育难题，扩大太学招生，太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一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　　《汉书·王莽传》说，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一万间房子，成立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做研究，前后来了千把人，每天讨论儒家学问。　　王莽还大抓意识形态建设，根据《周礼》精神，重订车服制度，分等级确定国人的着装、住房、器用、婚丧式样，接着又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　　一时之间，社会风气大为好转。逢到灾害，王莽自动吃素，并赦免囚徒。　　这些改进或改革措施，大概就属于胡适所说的“社会主义”。　　平帝十二岁时讨论结婚，成千上万的士人百姓涌向政府大门，不肯离去，要求平帝必须娶王莽的女儿，以王莽之女为国母，别的女子完全丧失竞争力。王莽女儿当然被选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赐给王莽的两万五千六百顷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礼金两亿钱，王莽接受六千三百万，其中四千三百万周济刘氏宗族中的没落穷人，剩下的钱大部分孝敬王政君使用。　　众大臣感念至深，先是提议把新野、召陵、新息、黄邮聚等四个地方的土地赐给王莽（王莽退掉了新野、召陵、新息三个地方），接着又提议加封王莽为宰衡（高于所有诸侯王公之上的职务官名，为西汉末年新创），后又奏请加封王莽九锡（自古以来视为最尊贵的九种物品，如最高级的车马、衣服、弓矢、乐器、仪仗队、武装卫队、天子祭祀天地用的酒、朱红大门、能罩住台阶的屋檐等，只有新皇帝登基才用）。　　加封九锡意味着地位离皇帝不远了。　　王莽不受新野田的消息传出，朝廷收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恳请王莽接受封地。有人统计，当时全国人口五千万左右，以明朝识字率不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计算（北京大学研究成果），汉朝识字者最多两百万左右。长安及周边地区能上书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四十八万多人，这里几乎所有能上书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运动。　　如果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当在百分之九十九左右。高层官员当中，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九百零二人，几乎百分之百。　　公元５年（平帝元始五年），汉王朝为王莽加封九锡。一个推举王莽代替刘氏当皇帝的运动开始兴起。为什么无能的刘氏后人永远坐江山，而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当皇帝呢？当时绝大多数臣民一致认定，只有王莽才能让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强壮起来。　　地球气候也在帮助王莽。王莽执政之前的几十年，夏天降霜，冬天打雷，地震陨石，日食月食，灾异频频发生。老天爷弄神弄鬼，忙得不可开交。　　时在远古，每逢“诡异”，总不免有人添油加醋，口口相传，闹得气氛十分紧张。可是王莽上台之后，灾异大为减少，人们舒了一口气。与此同时，“祥瑞”、“神迹”却接二连三出现了。　　早在公元１年（元始元年），就有南越人进贡一只白雉、两只白雉。儒生们一查《尚书》的记载，周朝时候，越裳氏曾向周成王进贡白雉。此时白雉重现，显然是“周成白雉之瑞”。　　公元５年１２月，十四岁的汉平帝去世。同月，长安附近一个井里发现一块白石，上面刻有红色文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政君即刻下诏让王莽摄政，朝臣称之为摄皇帝（摄即代理之意，摄皇帝为代理国政），又有人称他为“假皇帝”。公元６年（王莽居摄元年）３月，王政君宣布，立汉宣帝玄孙、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　　王莽当了摄皇帝之后，一个最基层的官员——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向朝廷报告说，他梦见了“天公”。“天公”在梦中告诉这个亭长，“摄皇帝当为真”。为了表示灵验，“天公”还说，早晨醒来，将会看见亭中有一口新井。亭长早晨起来跑到亭中一看，原来的平地上果然出现了一口新的深井。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络绎不绝给京师送来载有“天命”信息的奇石铜符。这些信息的内容，都是王莽应该即位称帝。　　在诸多“神迹”面前，王莽却是一个劲推辞。形势演变到了非常迫人的地步：他越推辞，臣民就越急；他越展示出无私，臣民就越狂热。全国推举他做皇帝的势头已经汇成汹涌大潮，“祥瑞”和“神迹”每天都大量出现。臣民们也每天都在引起议论和催促，不容王莽后退。历史上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记载：王莽前往未央宫观看各地送来的奇石时，突然天风大作，烟雾弥漫。雾散之后，石头前面出现了帛图：“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公元８年（王莽居摄三年）１１月，一个叫哀章的人向朝廷进献了分别放在两个铜盒里的“天帝”和“赤帝”降下的“符命”，“符命”的内容是王莽该当皇帝。　　到了这个时候，王莽终于顾不得王政君的劝阻，在这个月即位当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王莽废掉刘婴的皇太子名号，封他为定安公，赐给他一块方圆百里的地方，把汉朝的宗庙放在那里。西汉二百一十四年历史就此画上句号。　　有研究者说，王莽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民选皇帝，此话有理。王莽当皇帝之后，当时的学界领袖杨雄写了一篇《剧秦美新》献给王莽，说王莽“配五帝、冠三王”，“奉若天命”。　　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祥瑞”不过是王莽自导自演的“劝进”丑剧罢了，益发暴露出王莽的“篡位”野心，诸多东汉学者就说这是王莽命令地方官搞的阴谋。其实，就当时形势来看，更大的可能是各地臣民主动所为。这里既有拍马屁成分，又有进献者获益的盘算，也有真心的期盼。不妨说，前者正是利用了弥漫全社会的真心期盼。这种期盼是哪里来的呢？是长期以来王莽的所作所为激发的社会心理。（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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