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清朝，与胥吏共天下

Posted 2023-01-05 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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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朝，与胥吏共天下

　　封建社会的后期，官场上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幕史擅权弊害之丛生。幕友之制，缘起甚早。明清时代，尤其是有清一代极为盛行，其身份是接受主官的聘请，获其赠与束修的宾客，“佐官而治”。但由于幕友的出身经历不同，在知识，道德，人格方面有深浅、薄厚、高下之分，从而决定了其实际行为的差异，或执法以明冤；或枉法以行私；或阴用律例漏失，一展刀笔之长技；或串联师友亲戚，形成擅权的网络。在约束幕友的规范形同具文，而又缺少有效的监督与惩治机制的情况下，幕风日坏，渐成为清朝丛弊之薮。> > 　　胥吏之为害，在明朝官场时已经比较突出，至，胥吏擅权较明朝尤甚。他们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以至有人说“清朝与胥吏共天下。”> > 　　1.一大怪现状> > 　　清代官场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群不是官的小人物，其权力范围要比官大出许多。据清代笔记里讲，这些人里有的可以操纵权柄，挟制官员，横行官场。清代史学家邵晋涵就说：“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 > 　　可以知道，这些小人物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胥吏、长随、官亲等。而在这群小人物里，胥吏是最有本事与资格横行官场的人。> > 　　胥吏又称书吏、书办，是官衙中掌理案牍的小吏；胥吏，也称吏胥，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说得具体一点，胥吏大概包括两类人：一是大小官员的私人仆从，如家丁、长随之类；一是各级衙门的公差、衙役，如门丁、皂隶、听差、捕快、禁卒、仵作、粮差等等。> > 　　胥吏有京吏和外吏之分。京师衙署多，故京吏尤多，仅户部书吏就有一千余人。所以，历史上有这样一句话：清朝与胥吏共天下。> > 　　书吏对于清代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其表现主要有执例弄权、舞文作伪、敲诈索贿等。因之，书吏素有“蠹吏”、“衙蠹”、“书蠹”之称。> > 　　清沈起凤《谐铎·祭蠹文》讥刺书吏“胥吏舞文，谓之衙蠹”，“借文字为护符，托词章以猎食，皆可谓之书蠹”。> >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胥吏，公家所用掌理案牍之吏也。各治其房科之事，俗称之曰书办。”正因为其“掌理案牍”，“治房科之事”，手中之权可谓不小。权力不小，便促成了他的挟例弄权，这是清代一大弊政。> > 　　清人陆陇其说：“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清末冯桂芬发挥说“谈者谓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挟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乱……”> > 　　在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经常要办理大量有关任免官吏、刑名钱谷、兴办工程等内容的公务，办公过程中要处理大批案牍文书。众所周知，官员在科举制的引导下，从小学习《四书》、《五经》，入仕之初，“其通晓吏事者，十不一、二”；而“吏胥之人，少而习法律，长而习狱讼”，“吏胥所习，钱谷簿书，皆当世之务”。这就是说，在狱讼钱谷有关法、例的熟悉上，官员与吏胥“先天”就存在差距。> > 　　特别是清朝，胡林翼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清代处理刑名等事的烦琐——不但要依据《大清律》，还须谙熟繁多、灵活的“例”（诸如“丢失东城门钥匙比照丢失印信处理”这样的“例”文，有一千八百九十余条之多）。> > 　　而书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谙熟例案，常可执例以制长官。官员们因为自己不如书吏，只好“奉吏为师”。在一次谕旨中说到堂司官因不熟悉例而受制于书吏的情况：“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则惟命是从，一任书吏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争之情节。”> > 　　一个典型的事实是：中央各部每办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查阅成案比照律后，进呈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事实上，大都不驳斥），此案就算定下来了。有位清代的书吏曾得意地说，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官场又有谚云：“堂官牛，司官鳅，书吏剔嬲不得休。”> > 　　2.官员何以受制于胥吏？官员受制于书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员总要调动，书吏则穴居衙门，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去衙门在”，因而书吏不怕违背现任官> > 　　员的意旨。> > 　　清末人汪康年在他的《汪穰年笔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新到任的无锡县钱知县请了一位金师爷帮助他处理审判事务。这位金师爷正当少年，风流倜傥，很快就和惠泉山尼庵里的一个尼姑勾搭上了，经常流连忘返。有一次钱知县遇到一个紧急案子，急需他帮忙，可等了三天，金师爷还是不见踪影。> > 　　钱知县在堂上急得团团转，不由自言自语地埋怨了几句。几天后，金师爷满面春风地回到衙门，有个仆人把钱知县的埋怨话传给了金师爷，金师爷勃然大怒，抓起砚台狠狠地往地上一摔，打点行李就要走人。> > 　　清代保定直隶总督衙门“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因此清代衙门的有些小官根本不惧怕当任的官员，这是清代一大怪象。> > 　　钱知县知道了，赶紧跑来赔不是，再三道歉，可金师爷非走不可。钱知县只得送出衙门，还拿出一百多两银子权作送行。金师爷拿了银子扬长而去。> >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胥吏非但不遵从“主人”，还对“主人”撒泼。> > 　　案牍文书有时更易一字、一句，便含义迥异，轻重悬殊，所谓“于字眼内出入”，书吏往往借此营私舞弊。有这样一个故事：某甲系当地富户，平日里飞扬跋扈、横行乡里，一日与人争斗之中持铁锨猛击乙头部，致使乙当场死亡，甲被判死刑。之后，甲的家属一边上诉一边四处请托送礼，希望二审州官能够网开一面。在令人垂涎的贿金面前，书吏开始盘算如何既为被告开脱罪

周灭商，天子分封天下，共105诸侯国，其中有7国最尊贵，是何原因

周代诸侯国源自分封制，最迟可以追溯到牧野之战，周灭商后。分封制《荀子·儒效》记载：「”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当然荀子的记载只是最开始的分封，只有71国，天子近亲（姬姓是周天子的姓氏）就封了53个，以后逐渐增加到105个。当时土地和连同这一区域的百姓，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贵族，让他们建立自己的领地（诸侯国），一同拱卫周天子。根据封国国君的爵位高低不同，封国的面积大小不一，贫富差别也很大。所封的诸侯必须忠诚于周王室，按期纳贡，并随同天子征战。五等爵位周代诸侯国的五等爵，就是周代诸侯的五个等级。《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周代的列位等级：「”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 王（周天子）是周代的最高统治者，公、侯、伯、子、男的依次排序，标志周代诸侯贵贱尊卑的爵秩等列，诸侯的附庸、大夫等贵族，就是其诸侯国内社会阶级结构的大略。家庭尊卑地位《左传》昭公八年说：「”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太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 周代社会的等级制度甚至渗透到了统治阶级的家庭中，天子、诸侯和卿大夫的妻妾也以嫡庶为原则划分成若干等级。嫡妻即正妻，只有一人。天子嫡妻称后，诸侯嫡妻称夫人，卿大夫嫡妻称内子。庶妻位在嫡妻之下，按照出身也要排成高低贵贱的等列。在统治阶级的家庭中，嫡妻所生的儿子曰嫡子，庶妻所生的儿子曰庶子。嫡子的地位高于庶子，嫡子依长幼论尊卑，庶子依其母亲的贵贱地位论尊卑，《公羊传》称这种现象叫「 ”子以母贵”。七公爵国《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了在成周大会上的情形，「”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孔晁注：「”唐、虞二公，尧、舜后也。”夏公、殷公是「”杞、宋二公”。西周前期天子封的诸侯国只有宋国、杞国、祝国、焦国、蓟国、陈国、虢国七个公爵诸侯国，也是105个诸侯国中最尊贵的诸侯。其中虢国是因其开国君主虢仲是周文王之弟，故被周武王封为公爵，其余六国君主之所以被封为公爵，皆因其为西周建国之前贤名王者之后裔。夏禹的后裔被分封在杞国，商汤的后裔被分封在宋国。黄帝、炎帝、尧、舜的四个后代，分别被分封为蓟国、焦国、祝国、陈国。不过，在进入到东周以后，以上七国不仅爵位逐渐没落，甚至陆续被周边诸侯强国所吞并。爵位演变《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记载：春秋时诸侯「”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 春秋后期，诸侯爵等尊卑的变化，是列国不再以昔日的爵秩高低，而是以实力地位来论大小和强弱。王命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 ”伯”，是诸侯之长，又称「 ”侯伯”，也就是霸主。最为后世所熟识的春秋五霸地位尊卑已经在公侯国只上了，周天子那时只是名义上的共主，但权威已经不在。后世国名的借鉴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号如此之多，也给后世建国之君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诸侯大国，如晋、秦、魏、齐、燕、周、赵等更是备受青睐。而弱小诸侯的国名，被后世帝王采用的较少。拿陈、随、唐、宋等四国举例，虽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力较弱，但因其出身高贵，后世也被用作国号，名垂青史。陈国为舜帝之嫡裔，隋朝的「 ”隋”，为「 ”随”之异体字，且「 ”随”为周初大国，史载：汉东之国，随为大。唐为尧帝之国号，且为晋之别号（晋国始封君叔虞，封地在唐，故称唐叔虞，后因南有晋水，而改国号为晋）。宋为殷商之后，且是唯一可考据的公爵诸侯，周天子待之以宾礼而不以臣礼。中国的封建王朝大多以之前的国名建立新的国号，就是因为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太多了，后世建国总会借鉴前代，可以说春秋时诸侯国的建立，为后世中国封建王朝国号的选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参考文献：《左传》、《荀子》、《逸周书》、《史记》等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