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创始人清末探花陈伯陶其人其墓

Posted 2023-01-05 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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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创始人清末探花陈伯陶其人其墓

　　在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中，全市发现了不少的古墓。有的规模宏大，保存完好;有的历史悠久，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位于广州市萝岗区的一处名人古墓―――清末钦点探花陈伯陶墓就是其中的一座墓。

　　一、荒草丛中，隐藏名墓

　　陈伯陶墓位于广州萝岗区萝岗街黄陂村金峰岭上，周围荒草丛生，山林环绕，人迹罕至，远远即可隐约看到高处那一对巍峨的华表。此墓坐北向南，规模宏伟壮观，有一定的气势，保存得比较完整。整座墓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为山手灰沙墓。有一级护岭。由北往南分别是：墓后土碑，为青石质“陈山来龙”　碑;墓正中有一块连州青石墓碑，碑上有祥云拱月的浮雕图案，墓碑刻有“清赐进士及第授荣禄大夫予谥文良江宁提学使陈公伯陶墓”。墓碑前的挂榜左右两侧各有一只小石狮蹲在小方石柱上，石柱上写有“陈探花第” 四字。右边有一青石墓志碑，左边墓志碑已毁。前台有七级台阶，第二级有石狮一对，精雕细刻，石狮基座上亦写有“陈探花第”四字。第一级台阶有高约5米的花岗岩石华表一对，华表圆柱形，顶端各有一只小石狮。

　　墓志原为两石，现墓地仅余后石，前石已不存。有的字体剥落，无法辨认。据《碑传全集》卷二十一陈宝琛所撰墓志铭，方得以补全。因其重要，录记如下：

　　江宁提学使陈文良公墓志铭

　　君讳伯陶，字象华，一字子砺，东莞陈氏。曾祖允道，祖梦松，父铭，壬子副贡。尝佐县令练乡兵歼贼，城赖以全，三代皆以君贵，赠如其官。母叶封一品夫人。君天资肫笃，早岁熟诸经。及游陈兰甫先生之门，所诣益邃。己卯，领乡荐第一。己丑，考取内阁中书。壬辰，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编修。历充云南、贵州、山东副考官，武英殿纂修，起居注协修，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总纂。甲午，边事亟，戴学士鸿慈合同馆数十人，奏请起用恭忠亲王，君实主之。庚子乱作，两宫西狩，君随扈不及，展转达行在。变法议起，或请开上下议院，戴侍郎以谘君，君曰：不若因会议政务处而变通之。为拟奏稿，列会议四益：曰收群策，曰励人才，曰折敌谋，曰息众谕。疏入报可。逾年，苏淮分省及日俄和成，收复东三省，事皆下会议。乙巳，命在南书房行走。丙午，出署江宁提学使，以崇实学，正人心，谕告诸生;省各校浮费十余万两，推广实业、方言各学堂。戊申七月，署江宁布政使。立岁计表，钩稽出纳，岁绌银九万两，叹曰：新政繁兴，此后耗财且不止此矣。是冬，两宫晏驾，总督□统军会操湖北，皖省告警，僚列窘急无策，君请电调张提督勋军驻下关，扬言皖乱已定，人心始安。己酉五月，再署布政使。十一月，实授江宁提学使。庚戌三月，入觐，时摄政王监国，君有所陈，不之省，请假修墓。旋由粤督代奏开缺养亲。辛亥九月，奉

　　母避地九龙，养亲事毕，遂居焉，自号九龙真逸。壬戌十月，斋①万金入京贺上大婚。因于召对，进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之说，上叹许久之，赏赉有加。自乘舆播迁，迄东陵之变，衰癃不能奔问，叠进巨金，且涕泣为文告海内外，劝输修陵费。尝欲撰《老子格言略释》及注疏进呈，以病不果。庚午八月某日卒，春秋七十有六。上轸悼，赏给《陀罗经》，被予谥文良。著有《瓜庐文剩》、《诗剩》各四卷，《宋台秋唱》一卷，其余《宋明粤东遗民录》及传志之属，凡百余卷。余所见者，惟《孝经说》三卷，其下卷论本《孝经》以杨墨，末辨礼运大同之言，谓非出，皆有益于世道。配方夫人。子四：祖荫前卒，良玉、良士、良耜。女十人，孙十人：绍舜、

　　□□、绍骞、绍乐、绍澧、绍吉、绍义、绍、绍唐、□□□于乙亥年三月廿四日葬君于广州长安市小金峰之阳。具状乞铭，余识君晚，而相知也深，且君之学术忠节，皆有足书者，不辞而为之铭，铭曰：惟圣畏渐，履霜知冰。淫之辞，皆有繇兴。畴昔变制，议听荧。熄雅用夷，大憝斯乘。君谋虽臧，一谔群欢。威孤不弦，日车遂翻。迹江海，揆义天泽。述曾准孟，麾斥杨墨。务反大经，以存人纪。忍视蒸民，终沦豕。郁郁松心，真宰潜通。英灵千载，此幽宫。

　　经对照，《清代碑传全集》所载的墓志铭与墓地的墓志铭碑所刻稍有出入。其一：陈宝琛所撰墓志铭仅有“孙八人”，而没有其孙的具体名字;墓志碑上刻“孙十人：绍舜、□□、绍骞、绍乐、绍澧、绍吉、绍义、绍、绍唐、□□”。墓志铭碑所刻应为下葬之时，具体列明其孙应是准确的。其二：陈宝琛所撰墓志铭仅有“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阳”;墓志碑上刻“于乙亥年三月廿四日葬君于广州长安市小金峰之阳”。由于陈宝琛撰写墓志铭是在陈伯陶下葬之前，时间和地点尚不明确，因而没有具体写明。所以上面所录墓志铭是参考《清代碑传全集》所载的墓志铭，并以墓地碑石为准。

　　二、科场得意，仕途通达

　　陈伯陶(1855―1930年)，字象华，号子砺，晚更名永焘，又号九龙真逸。咸丰壬子(1852年) 副贡陈铭之子。广东东莞市中堂镇凤涌人。陈伯陶少即聪敏于学，他早年即拜粤中大儒陈澧为师，十岁通读五经。光绪五年(1879年)，时年二十五岁，中己卯科解元，参加乡试获第一名。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取内阁中书，充咸安教习，馆李文田家中，深得书法奥秘。光绪十八年(1892年) 时年三十八岁，中壬辰科进士，同榜者有、张元济、赵熙、汤寿潜等，殿试获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并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云南、贵州、山东乡试副考官，文渊阁校理，武英殿纂修，国史馆总纂，宪政编查馆一等谘议等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见证了总理衙门大臣代表中国与英方代表戈登签署《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保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二百三十五个岛屿连同水域九十九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光绪帝与西太后赴陕西，陈伯陶赴行在所。两宫返京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入直南书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出任江宁提学使、两署江宁布政使，崇尚实学，黜除邪说。在南京创办学习外国语言的方言学堂和培养华侨子弟的暨南学堂。1911年他出任广东教育总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他隐居香港九龙城，署所居曰“瓜庐”，盖以东陵侯种瓜青门外以自况，淡出官场，专心著述。其著述对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1930年8月20日，卒于香港九龙寓所，终年76岁。②

　　三、潜心学术，著述颇丰

　　陈伯陶好学深思，多才多艺，精通词翰书画，旁及医术、地理、经济，著述颇丰。在香港九龙期间，他著有《宋东莞遗民录》二卷、《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卷、《明季东莞五忠传》二卷、《孝经说》、《吴梅村诗发微》、《袁督师遗稿》三卷、《增补罗浮山志》五卷、《瓜庐文剩》四卷、《瓜庐诗剩》四卷等，并主持修纂了《东莞县志》。

　　他的《宋东莞遗民录》、《胜朝粤东遗民录》，详细考证了各类志书和当时的许多著述而后编纂成，有人物传记及其诗文。《宋东莞遗民录》共记有二十多人，《胜朝粤东遗民录》记有二百九十多人。两书分别记载了宋、明时期地方遗民的旧事，成为后人研究宋、明时必引之书。《东莞县志》历时六年，是一部史志学界评价较高的县志。他在香港九龙组织编纂《东莞县志》时，需要引《琴轩集》以作佐证。可惜遍寻不得，他痛心疾首，于是自己重新搜集陈琏旧文，翻遍史料文库，将重新搜集而来的陈琏诗文编为十卷，仍定名为《琴轩集》，由聚德堂交付给当时的印书局纶光堂刻印。陈伯陶的好友张其淦，与陈伯陶同为东莞人，为同榜进士。家藏康熙六十年之万卷堂《琴轩集》原本。得知陈伯陶为编《东莞县志》，需引《琴轩集》为证却寻遍不获时，张其淦主动将其珍藏之孤本相借，供其参考，助陈伯陶完成了《东莞县志》一百余卷的编纂工作。《东莞县志》仿阮元的《广东通志》及近代南番诸志的体例。“阅六载方成，凡九十八卷附沙田志四卷，合一百三十余万言。”③ 后附的沙田志四卷，对东莞明伦堂的地产　―――万顷沙六七百顷沙田的缘由、历史、管理、用途等作了详尽记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陈伯陶曾师从藏书家李文田，性好藏书。他去世后，遗言将藏书捐置酥醪观中。其后罗浮设有道同图书馆，即以瓜庐藏书为主。

　　四、创办学校，造福后人

　　上面提到的酥醪观，位于广东省博罗县西北的罗浮山幽谷之中。东晋时由葛洪所创建，初名“北庵”。传说安期生会觞神女于玄丘，于观内酿泉酣酒，共谈玄机，醉后呼吸水露皆成酥醪，各乘飙车而去，而“为酥为醪之味，散于诸天”，故名“酥醪观”。历代均修葺和增建。陈伯陶早年随父在此寒窗苦读，因注籍观中，清光绪年间，酥醪观住持陈伯陶曾四处奔走，游说劝谕国内外华人华资办学以振兴中华。结果，于1906年在六朝古都南京创办了方言学堂和广州暨南大学的前身―――暨南学堂。暨南学堂是为“宏教泽而系侨情”，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华侨学

　　府，目的是培养华侨学生的国文、国语及各科学。“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海洋，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远播于五洲四海。后来迁到上海，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迁址福建建阳。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9月合并于复旦、上海交通等大学。如今广州的暨南大学即为1958年在广州的重建。

　　五、情系前朝，忧国忧民

　　陈伯陶的思想，我们从他的著述、诗词、自述中可以有所了解。在他的自述中，他谈到“谈节义者昌于宋，盛于明”， “盖明季吾粤风俗以殉死为荣，降附为耻，国亡之后，遂相率而不仕不试，以自全其大节。其相以忠义亦有可称者。……故贰臣传中吾粤士大夫乃无一人。……我粤人心之正，其敦尚节义浸成风俗者，实为他行省所未有也。” 我们由此可知他的价值观念。他在编修《东莞县志・人物传》时，“于、张家玉、苏观生三传尤详核，皆所以托其志也”④。他隐居九龙时，因“邑志称宗室子秋晓(必豫) 于国之后，西走大奚，走甲子，每望?山则伏地大哭”⑤。辛亥革命，革命军攻破广州，他隐居九龙，忠君怀念故国之心，使他常常到“宋王台” 抚今追昔，长歌当哭，可见他怀念前朝的思想情怀。“酥醪观里一黄冠，共古遗民守岁寒。”⑥ 由此可见他的寂寞。陈伯陶学道奉儒造就了他慈悲怜弱之心，他在诗词中表达了忧国忧民的心声。从他的访贫问苦诗《饥儿行》可见一斑，诗云：“道旁欹侧三间屋，瓦釜折铛床拆足。寡妇垂头色凄惨，孤儿怀内呱呱哭。停车问寡妇，几时别汝夫，手中黄瘦儿，朝夕得饱无?寡妇向我言，本有三壮儿，两儿饥已死，委弃荒山坡……”他敬仰忠烈之士，怀念故主，所以空有满腹经纶，无以报国，只好采取消极避世的办法，隐居九龙，在著书中寄托自己的情感。

　　六、文物普查，破解悬念

　　陈伯陶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其墓的发现为广州历史文化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宋《东莞遗民录・自序》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名城增添了内涵，对研究其人提供了很好的资料。2004年9月2日的《南方都市报》上载一文“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发现多处古墓，其中两处更隐身闹市”，其中以小标题“钦点探花陈伯

　　陶身葬何处留悬念” 对陈伯陶墓作了相关报道。但此报道称“让专家们大感疑惑的是陈伯陶之孙陈绍南所编《代代相传》一书中反映，出生在东莞的陈伯陶在家乡也有墓地。从照片上看，两座陈伯陶墓的形制、周围环境，连破损之处都极其相似。那陈伯陶究竟是埋葬于东莞，还是广州?专家们表示将……亲赴东莞，探访东莞陈伯陶之墓，以破解悬念。” 本人为了查明真相，前往东莞进行过考察，走访了东莞文物部门，得知东莞仅有陈伯陶故居，现已于2004年被东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并未发现陈伯陶墓。经查找，陈伯陶之孙陈绍南编写的

　　《代代相传》一书上有几幅陈伯陶墓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下面写有“陈伯陶之墓地是经过两年寻觅才找到之风水山丘，坐落东莞”等字。经仔细辨认，所载照片其实就是现在广州发现的陈伯陶墓。我们曾经前往现场调查，亲眼看到过照片上的华表、石狮、墓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回头再看陈伯陶墓右碑碑文，碑文云：“……于乙亥年三月廿四日葬君于广州长安市小金峰之阳……。”碑文所说“长安市”位于何处?“长安市：旧称黄陂墟，又称联安市，距黄陂村里许。始建于清代十九年(1814年)，当时有店铺40余间，以农历二、五、八日为墟期。……以‘长治久安’为意，改为长安市。”⑦ 由此可知，碑文所载地址就是今天的萝岗街黄陂村金峰岭。虽然无法从有关史料中找到陈伯陶葬身何处的记载，然而墓碑碑文中这一句终于为我们解开了这一悬念。《代代相传》一书上所写“坐落东莞”字样应该属于疏忽所致。而且，后来我们有缘结识了《代代相传》一书的作者　―――陈绍南先生，他明确指出书上所写有误，陈伯陶墓仅此一处。所以，位于广州萝岗区萝岗街黄陂村金峰岭上的陈伯陶墓确是其墓地。这一名人古墓现在已列为广州市登记保护的文物单位，得到妥善保护。

　　注：

　　①　作者按：此字拟为“”

　　②　《清代碑传全集》卷二十一，张学华所撰“江宁提学使陈文良公传”

　　③ 《东莞县志・序》

　　④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⑤　宋《东莞遗民录・自序》

　　⑥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⑦　广州市白云区萝岗镇人民政府：《萝岗镇志》，84页，2001年。

毛泽东政治秘书陈伯达出狱后的秘密生活

在毛主席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本文摘自《历史在这里沉思:我的书房“沉思斋”》，叶永烈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9 如何采访陈伯达 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政治秘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很多人问我，你是如何采访陈伯达的？最初的采访，却是十分的艰难。这艰难是双重的：首先，陈伯达虽然已经刑满，但是，他家隔壁便住着公安人员。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曾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即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所以必须保证他的安全和不受外界的干扰。正因为这样，尽管北京有那么多的记者和作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他的家门。我从公安部获悉，陈伯达在1988年10月17日刑满——他是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他的十八年有期刑期便从那一天算起。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里为陈伯达举行了刑满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而住院。十来天之后，我便从上海赶到北京，开始对陈伯达进行采访。我能够从上海得知陈伯达的情况，并且如此及时赶去采访陈伯达，不言而喻，得益于我与公安部多年的联系。在采访马思聪问题的时候，那四口袋“002号案件”档案，上午在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手中，下午就到了我手中。采访陈伯达最大的困难在陈伯达本身。陈伯达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在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到他极不愿意回顾的那一段历史。正因为这样，当他得知我要采访他，他很明确地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 双重身份陈伯达应该怎样称呼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他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话极为蹩脚，一般人难以听懂。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估计到采访的艰难。事先，我查阅了陈伯达专案的有关材料，查阅了陈伯达的众多的著作，排好他的年谱。在做好这些案头准备工作之后，我专程来到北京。我没有“直取”陈伯达，而是先打“外围战”。在北京，我采访了陈伯达的前后几位秘书，采访了陈伯达的老同事、子女、警卫员等等。然后，我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决定与陈伯达直接交谈。我在打“外围战”时，就被陈伯达知道了。他以为，像他这样的人，还写什么“传”？！他说：“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免了吧，我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虽然他的老朋友把他的话转告了我，但是，我仍要求跟他见面。我想，我还是能够劝他接受采访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些追求奇闻轶事的小报记者，我是把“文化大革命”史作为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来做。陈伯达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对于陈伯达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我的本意并不是刻意于为陈伯达写传，而是想透过这样一位特殊人物的人生道路反映那场中国当代史上的浩劫，借昔鉴今，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以防悲剧重演。也正因为这样，我曾说，我为要写的《陈伯达传》，做了十年后出版的准备，但是，考虑到陈伯达已是风中残烛，对于他的采访，却是刻不容缓的了。在打了“外围战”之后，我有了充分的把握，于是，我决定去采访陈伯达。当然，我深知，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采访，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就连称呼，我也做了反复斟酌；叫“伯达同志”，当然不合适；直呼“陈伯达”，毕竟他比我年长一辈；叫“陈先生”，或者叫“陈老师”，也不很恰当……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叫“陈老”最为妥切，一则他确实“老”，二则这是中国人对年长者的习惯称呼，亲切之中包含着尊敬之意。在我看来，陈伯达有着双重身份：他是历史的罪人，我在写及“文化大革命”时以批判的目光对待他；他又是历史的当事人，是我的采访对象，我要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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