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皇帝们是一群怎样的群体

Posted 2023-01-05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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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帝们是一群怎样的群体

> 　　的皇帝，大多喜欢狩猎。跟一样，也是靠“弯弓射大雕”而白手起家的——传说他最初创业的本钱仅为私藏的十三副刀甲。若按阶级划分，他无疑属于猎户出身，朝伏夜出，捕杀野兔山鸡之类去城里卖，养家糊口。估计在那个时代，貂皮鹿茸灵芝草，就已是“东北三件宝”了。然而此人偏偏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率领一大群穿着虎皮短袄的“解珍解宝”（《水浒传》里的猎户兄弟），游走于白山黑水之间，不仅打猎，而且打仗，凭借武力统一了满州诸部落，进而跟长城内的大明帝国“叫板”，有取而代也之壮志。就像让野生动物与圈养动物相互厮杀，自古即实行井田制的中原农耕民族，哪里是打虎上山的八旗兵马的对手呢？是明摆着的。> >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仗着弓强马壮的优势，爱新觉罗们终于冲进山海关。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明降将吴三桂，无疑充当了鹰犬的角色，引导着有备而来的狩猎者占领北京城，并且打到了南方的边疆。由盛京（沈阳）移鼎北京的小皇帝，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允许其把“狗窝”盖在云南——总算捞到几根骨头啃一啃。> > 　　真正的赢家是努尔哈赤的后裔。打到了一头足以令老前辈欣慰甚至嫉妒的猎物：大明的皇天后土。虽然此举近似于的“偷猎”。鹤蚌相争（李闯王进京逼死帝），渔翁得利也。> > 　　按道理讲，衣食无忧、富贵尽享的真命天子，已无需操刀挽弓去猎食。康熙却不这么想，仍苦练骑射的技法。在宫墙御苑内打靶犹嫌不过瘾，还在热河的原始森林设立“木兰围场”——莫非为了训练野外生存的能力？只能说，他不甘心让锁链般的长城束缚住骨子里遗传的野性。据史书记载：康熙每年立秋之后都要远赴热河狩猎近一个月，一生共参加四十八次之多。看来他对木兰围场之依恋，丝毫不亚于对精雕玉琢的紫禁城的感情。那是他精神上的故乡，那是他磨砺意志与体力的行宫。康熙天生是个彻底的行动主义者：不管狩猎抑或执政，都迷信速度与力量。甚至在初出茅庐时，就铲除强大的政敌鳌拜，随即又屠杀了吴三桂这父辈的鹰犬。对于真正相信的猎人来说，鹰犬是多余的。> > 　　在无仗可打的时候，康熙只能把过剩的精力用于打猎。当他脱下臃肿的龙袍、换上紧身的铠甲——一马当先冲入深山老林，肯定暂时忘掉自己是个皇帝，忘掉身后尾随的庞大的卫队（近万人），而现出猎手的原形与本性。眼前只有莽莽的群山、虬劲的树木、一掠而过的鸟兽，吸引着他全部的注意力。或许曾有一闪念：即使从此真的做个平凡的猎户，也会很快活的。野地里射虎，和政坛上逐鹿，快感相似。都可以满足血液里的征服欲。从客观上来讲，已成定律的秋狩，对其麾下的八旗官兵亦是另一种性质的操练：不仅要保持弓马之强劲，更要发扬尚武之精神。在这方面，皇上本人即是最好的榜样。> > 　　既然人类中已无对手，政治上已无劲敌，惟我独尊的康熙大帝（中国历史上能称作大帝的君王屈指可数），意犹未尽地把目标转向毒蛇猛兽——简直在跟大自然较劲。1719年，他对自己的业余爱好作了一番总结：“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并且沾沾自喜于这绝妙的乐趣，“朕于一日之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我视之为一位和平年代的帝王特殊的“述职报告”，不是在炫耀政绩，而是逐一清点狩猎的战果。这份血淋淋的清单，若让当代的“环保”人士看了，会心疼不已：难怪虎豹熊狼都成了珍稀动物——它们的危机早在清朝就开始了。在破坏生态环境方面，康熙之残暴，似乎并不亚于杀人如麻的？可惜彼时，没有谁敢罚皇帝的款，或追究其刑事责任。> > 　　好在康熙无师自通地懂一点生态平衡的知识，逐年轮换狩猎区域。也亏得木兰围场地大物博，珍禽异兽总算有喘息之机，才不至于断子绝孙。否则治国有方的康熙，堪称荼害生灵的刽子手了，功过相抵，毁誉交加。> > 　　作为神射手康熙之子孙，与，皆精于弓马。尤其乾隆，是好战分子，东征西伐，打得很过瘾。自栩为“十全武功”（刻碑后供奉于避暑山庄）。与人战之余，也与天地战——继承了“木兰秋狩”的传统，厉兵秣马，捕虎射雕，一轮又一轮地“大扫荡”。他去热河行宫的次数比康熙还多，估计“成绩单”也并不逊色。乾隆的爱好甚至更广泛：不仅频繁在塞上游猎，还热衷于乘龙舟下江南。这最尊贵的“渔翁”，兴高采烈地哼着拉网小调，往返于运河沿岸，垂钓风景，垂钓诗画，垂钓美食——包括垂钓形形色色的美人鱼。他的风流韵事可太多了。游戏山水也游戏人生。> > 　　我还知道的枪法很了得！十八年（1815年），皇帝去热河行宫避暑，天理教起义军乘虚而入，攻打紫禁城。在太监的内应下，兵分两路：由西华门潜至隆宗门，由东华门攻入内廷景运门——直至由通道登上五凤楼，踞高临下地也御林军交火。其时诸皇子正在宫中读书，听到枪声后都很惊慌（有的都尿裤子了），惟独道光保持镇定，率领几个小兄弟取出鸟枪去养心殿抢占有利地形。偏偏内廷军械库的值班太监手忙脚乱，没有找到铅丸。迫在眉睫，道光反应很快，让在场者将衣服上的铜钮扣全揪下来，混入火药中代替铅丸。当起义军翻墙而入时，道光开枪击中两人，其余皇子又射伤第三人，打得对方抬不起头来，只好改变偷袭皇帝寝宫养心殿、劫持人质的作战计划。道光凭着一把铜扣子作弹药，一直坚守到增援部队赶来……> > 　　嘉庆皇帝原本不欣赏这位貌不出众的皇次子，曾惩罚他到内廷“打扫处”接受劳动改造，跟小太监一起擦窗户扫地。可道光在此事变中的状态（把诸兄弟都比下去了），使父皇刮目相看：临危不乱，智勇双全，可治理江山也。于是道光被“破格提拔”为王位继承人。> > 　　神枪手道光，尚是王子时，恐怕就接受过“军训”了。否则不至于如此熟练地使用火器。他平日打靶的成绩一定也很不错。> > 　　道光承袭帝位（也算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一如既往地喜欢玩枪，喜欢打猎。他晚年时，与其父皇一样为选择接班人的问题而伤脑筋，颇费踌躇：“欲付大业，犹未决，令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清史稿·杜受田传》）以聚猎比武的方式来辨别儿子们之高下，本无可厚非。只不过作为裁判的父亲，暗自拟定的是另一种比赛规划：并非比枪法、比武力、比战利品，而是比人心之善恶。因此，猎物颇丰的恭亲王奕反而落选了，怀抱着一杆道具般的空枪的咸丰却脱颖而出。> > 　　咸丰考虑到春季鸟兽正在生儿育女，不忍杀伐，破坏其家庭和美乃至生态平衡。他是一位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王子，一位最古老的“绿党”——肯定很讨后世之绿色和平组织欢心与褒奖。当今之濒危动物，若有良知、若能读懂历史的话，应该会感激这位“大善人”的恩情。> > 　　可惜，若以帝王必须具备的霸气来衡量，咸丰则失之于迂腐了。政治毕竟不同于“环保”，治国平天下，光有柔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侠骨、雄心、铁腕。上下五千年，凡是挫败诸侯、开疆拓土的君主，又有哪一位是省油的灯、是心慈手软之辈？哪一位不是在累累白骨中立而不倒的？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成吉思汗，基本上都是马上皇帝，靠火与剑建功立业的。> > 　　嘉庆自己就是在平叛中崭露头角的，偏偏器重咸丰这样的“慈善家”（说不好吃点就是东郭先生），器重一个另类。真不可思议！莫非他本人，已被太平盛世麻痹了神经、削弱了斗志？难道忘记了：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让其守业也不见得会有多好的结果。若以不杀生为优点，适宜做和尚。烧香拜佛，与保家卫国，是不同的概念。毕竟，世界已非尧舜禺的时代，不进取则落伍。> > 　　在那次南苑校猎中，弹无虚发的恭亲王奕，倒还真是个人物。众人皆知他与咸丰少年的同房修文习武，而才华略胜一筹。他好强斗胜的血性，却不受父皇青睐。嫌其太生猛、太逞能了？> > 　　道光不以实力、而以道德选拔人才，犯了主观化的错误。他的一念之差，导致大清国运的衰竭：亦步亦趋地走进一条无路可退的死胡同。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道光首先是要负责的。他不仅于1842年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而且造错了接班人。> > 　　后来的事实证明：治国确非咸丰的强项，他更适合做“农林牧富渔业部长”，抑或组建绿色和平组织，却不擅长扩充武备，抵御外敌。徒具“妇人之仁”，哪里能斗过强盗的逻辑？他在任期间，北京首次沦陷于跨海而来的西洋人之手，真是丢尽了脸。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冲进安定门——从此安定门再也不够安定了。咸丰本人吓得屁滚尿流，到承德避风头。以前的清帝去避暑山庄，都为了打猎，为了耀武扬威；咸丰此次十足是在逃荒，把祖传的围场当作最后的避难所了。真是绝妙的讽刺！咸丰肯定没心思秋狩了，他自己俨然已成别人追击的猎物。惹不起，总能躲得起吧。可躲也不是办法。咸丰在承德躲了将近一年，既不好意思面对先帝们的手迹与丰碑，又无颜回见江东父老——肯定如坐针毡、进退两难。大病一场，索性躲到地狱里去了。> > 　　咸丰生前连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可他的敌人，“焚烧淫掠，倍极残酷”，毫不手软地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价值连城的圆明园。菩萨心肠管什么用？甚至无能为自己的子民提供必要的佑护。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善良的人是可欺的，怯懦的人是可耻的。> > 　　说咸丰是清朝的败家子并不为过。在洋枪洋炮面前，他拱手献出了都城，并。逃跑主义与投降主义，就是由其开始的。狩猎者的家族，已生疏了弓马，竞争能力大大地退化了，任人宰割。从此，是西方列强的铁蹄在华夏版图上横冲直撞，恣意地围猎。> > 　　就像道光选错了接班人，咸丰还有个失误：娶错了老婆。他不该纳为西宫的。慈禧把老公的棺材从承德抬回北京后，就发生祺祥政变，由此垂帘听政达四十八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阴盛阳衰的境地，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尴尬：不断地赔款，不断地割地，不断地签署卖身契（不平等条约）。慈禧不思振作国防，反而把本应购置坚船利炮的海军军费挪用来盖别墅（颐和园）了。这个荒淫的女人瞎掺乎的结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在中南海饮马，在太和殿里跳华尔兹……> > 　　我偶尔会作无用的假设：继承道光衣钵的若非咸丰，而是身手不凡的恭亲王奕——那么历史是否要改写了？即使不能说国家的命运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叶赫那拉氏恐怕就没有机会在舞台上亮相了，更难以成为一个动乱时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慈禧太后的晚清，至今仍是国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 　　十个手指不可能一样长。奕与咸丰虽为兄弟，却具有不同的个性——从南苑校猎各自的表现就能看出来：咸丰偏重于仁（其实是个庸人），奕倾向于勇（倒是可造之英才）。一山不容二虎，咸丰上台以后，奕只好低眉顺眉地跑跑龙套——以免把新帝给比下去了。即使这样，咸丰对其仍加以提防与排挤。杨义先生曾将这哥俩比作萁豆相煎的与曹植，可见奕的日子是很难熬的：“曹植借诗泄愤，成为旷世诗伯。恭亲王却把诗情倾注于林苑，使他的花园成为砖瓦木石堆叠成的沉默的诗了。”奕是道光第六子，因而什刹海西岸前海西街17号的恭亲王府，俗称“六爷府”。这位有经韬伟略而无法施展的王爷，在空旷的花园里采菊、饮酒，也一样倍感压抑吧？> > 　　咸丰去承德避祸，却把擦屁股的事交给恭亲王，令其留守京城“主持抚局”。这是一盘很难收拾的残棋，连皇帝都下不了的，只好委托自己的兄弟充当替罪羊，跟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讨价还价，陪笑脸、求情呀什么的。“这是个置之死地的‘差事’。和谈破裂，背城一战，奕只能‘殉社稷’。和谈成功，背上个丧权辱国的罪名，既‘愧对祖宗’，‘亦无颜于人世’。可是奕居然‘不辱使命’，不但‘妥善’地处理了‘抚局’，而且利用‘留守’之职和洋人拉上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控制了北京地区。”（引自方彪著《北京简史》）奕作了咸丰的“人体盾牌”，抵挡腥风血雨。然而这“小六子”确实有几分指挥才能与外交手腕，总算把一团乱麻理出了头绪。> > 　　恭亲王本是挽弓当挽强的世袭贵族，有射天狼之豪情。不得不屈尊与豺狼谈判，赔礼道歉，委屈求全。想一想，真是够为难他的。若将奕比作中流砥柱，有点夸张了；但他毕竟努力发挥着能屈能伸、能开能合的外交家风度，以应付祸从天降的激变。不容易啊。奕的硬骨头，后来体现在敢与慈禧太后相对抗。慈禧有一宠臣，欲从紫禁城正门出去办事，门官不允许，称其违背祖训（此门是皇帝本人进出的御道），双方就争吵起来。慈禧偏袒自己的走狗，要奕和刑部处死一点不给面子的门官。奕严辞拒绝。慈禧很下不来台：“你算老几？敢顶撞我？”奕不服软：“我是恭亲王。”慈禧威胁：“我撤了你的王爵！”奕不惧：“你撤得了我王爷的称号，可改不了我是先皇的六儿子的身份！”言下之意是你算老几，反过来把慈禧给难住了。看来奕的本性是不畏权贵的耿直之人，傲气十足。> > 　　假如十九世纪的大清帝国，由这样的人当家的话，估计情况会好一些。> > 　　然而历史从来没有第二种选择。自咸丰始，清朝的皇帝彻底丧失了猎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御敌于马上，救民于水火，又不擅长料理财政、工商、科技等诸多内务——导致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况愈下，频频遭受列强的欺凌。咸丰之后，同治与光绪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汉，皆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被一个老太婆玩弄、操纵于股掌。尤其光绪，虽曾想谋取改革、以摆脱“母老虎似的婶娘”（语），可几个回合就给打趴下了。连一个女人都斗不过，又如何统治四方、降龙伏虎呢？他眼睁睁地瞧着心爱的珍妃被“老佛爷”推进井里，却无力解救——活得真够窝囊的。> > 　　至于末代的宣统小皇帝（），更是扶不上马的“”。他七岁时被推上龙椅，看着满朝文武，呦呦大哭，吓得尿裤子了。哪像是龙种？最终承担起清朝的毁灭的，是一块湿漉漉的尿布。唉，尿布上的帝国……> > 　　河北遵化马兰峪的东陵，和易县永宁山下的西陵，分别安葬着清代的九位皇帝。光绪的崇陵，是其中的最后一座——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座帝陵。因为末代皇帝宣统登台仅三年出头就被迫退位（故称“废帝”），葬送了大清王朝。况且，我们大家都知道，溥仪去世时的身份是平民，已无再造皇陵的可能。清陵是以光绪的崇陵画句号的。> > 　　出北京城，走读东、西陵，等于是在读清史，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化石。皇帝们终于像恐龙一样绝种了。清代距今天尚不足百年，但在观众的心理上——已遥远如侏罗纪了。清陵，离你我最近的一座侏罗纪公园，埋葬了古老的帝制。> > 　　读这部化石版的清史，可对其盛衰一目了然。道光的慕陵，恰恰是其间的分水岭：大清帝国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康雍乾诸先帝，俱有豪华装修、富可敌国的陵寝，真正称得上气象万千，从道光开始，在料理后事方面则显得小气多了。慕陵的规模有所压缩：裁撒了华表、石像生（石人石兽）、明楼等装饰性建筑，并且没有树立圣德神功碑。清朝有制：凡丢失国之寸土者，皆不得立此碑，以示罚戒。> > 　　道光二十二年，因鸦片战争失败而签署《中央南京条约》，开赔款割地之先例。也是断不好意思给自己树碑的——该如何书写那耻辱的一笔？常言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偏偏是有大过的，犯了丢失国土的错误。一位失职的皇帝，即使厚着脸皮给自己立功德碑，无异于扇自己耳光。> > 　　况且，“政策”也不允许。有违先祖订立的家法国法。> > 　　道光就这样红着脸躺在不完整的陵墓里。我想他一定盼望着自己的后代早日收复失地，早日弥补罪过。否则，他会睡得很不踏实的。死后照样恶梦不断。> > 　　慕陵的名称，系道光生前细加斟酌选定的，取仰慕列祖列宗功德之意。对先帝们创业守业的丰功伟绩（譬如乾隆的十全武功），他确实只有仰慕的份儿。不仅仅仰慕，他还应该抱愧呢。愧对祖先。> > 　　不只是道光一个人羡慕。此后的咸丰、同治、光绪，同样只有羡慕的份儿。同样愧对祖宗打下的基业。羡慕的程度与惭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甚于道光。> > 　　与道光相比，他们赔的款更多了，割的地更多了。直至输得精光。> > 　　所以，他们的陵墓，同样没有大碑亭、石像生——权当自己惩罚自己吧。地下的死者，羞于谈论自己的功过，只好让墓碑缺席。> > 　　看来这些龙子龙孙挺守规矩的。> > 　　没守住江山，光守住规矩有什么用？> > 　　他们不仅愧对祖先，更愧对后人。> > 　　即使无规可循，也是需要惭愧的。眼睁睁看着山河破碎、版图缺损却无计可施，纵然“土遁”了，也无法逃避千夫万民的谴责。这张脸该往哪里搁？圣德神功碑该往哪里搁？> > 　　还是老老实实地在九泉之下多写出几份检讨书吧。闭门思过去吧。> > 　　玉碎月蚀，民族的自尊与信心从指缝里溜走——光是忏悔又有什么用？一个又一个，红着脸走了，哑口无言地走了。怎么一个比一个还不争气呢？王冠与权杖像接力棒一样传递着，而懦弱与屈辱也在传递着。> > 　　走读东、西陵，走读清史，越读越不是滋味。从慕陵开始，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光荣与梦想逐渐为耻辱所代替。> > 　　话又说回来，大清的创业者们是无愧的——甚至是伟大的。不仅在开疆拓土中发挥了最大的能量、为后人提供了的遗产，更重要的，是树立了精神的信条：丢失国之寸土，即大罪至错也！> > 　　我不知道在大清以前，还有哪一个朝代，订立过如此严格的戒律——明文规定丢失国土者，死后不配享有圣德神功碑。简直带有罪不可赦、死有余辜的意思。> > 　　我宁愿将之视为清朝的创举。开国者，对后代不放心，才会留下这意味深长的遗嘱：要保护好我流汗滴血积累的遗产，稍有差池，即为不肖子孙也！这是对败家子的警告。> > 　　若更早点产生，若更加锋利——如达摩克斯之剑高悬，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是否可能减少若干误国亡国的昏君？> > 　　总之，应该有一些制约昏庸帝王的东西（譬如报应，譬如祖训），以免其无所顾忌地挥霍、腐化乃至割让……> > 　　大清的奠基人有先见之明，制订了惩戒丧权辱国者的规则。仅此一条，显得量刑过轻。假如更严厉、更周密点就好了，不妨增补为要求后世的皇帝遵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请勿服输，请勿求和，请勿赔款，请勿割地，请勿吸烟（鸦片），请勿酗酒，请勿坐吃山空（满汉全席），请勿违章建筑（颐和园）……一旦犯规，立即取消比赛资格！> > 　　以上只是我这个“事后”奉献的锦囊妙计，无实用价值（因时过境迁），聊博活人一笑耳。死者已听不见了。> > 　　况且，爱新觉罗氏的家规，虽使道光以下诸帝死后无碑（毕竟还有葬身之地），并没有阻挡住国力衰竭、国土沦丧的命运。> > 　　从道光开始，到了光绪那里——虽有寸土必争之心，苦无寸土必争之力。以《中央南京条约》为先导，相继有《中俄瑷珲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协议，为日暮途穷的晚清缝补了一件腐朽的尸衣。从道光到光绪（乃至宣统），都在身不由己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把祖传的家产分批分批地送进当铺里——只取回了几张可耻的票据。曾经富甲一方的大清王朝，仿佛一夜之间，变得命比纸薄。辛亥革命拿小手指一捅，就破了。> > 　　纸做的帝国，扑地一声，破了。> > 　　假如互相推卸责任：不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那么，难道都是月亮惹的祸？都是外国的月亮，惹的祸？> > 　　洋枪洋炮固然可恶，但堡垒首先是从内部开始垮掉的。道光以下诸帝，都属于垮掉派。尚武的传统，垮掉了。创业的精神，垮掉了。征服的欲望，垮掉了。> >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句在乾隆大兴文字狱时引起无数人头落地的“反诗”，其实说得很有几分道理。何必乱翻书、瞎掺乎呢？结果是把一册山河当废纸贱卖了。> >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走读东、西陵，走读化石版的清史，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最后垮掉了的王朝。垮掉了的，最后的王朝哟！> > 　　清室奉行的诸多规矩，迥异于前朝。你说它是族规也可以，说它是家法也可以——都带有鲜明的特色。能够看出，最初的“立法者”很动了一番脑筋的。这些代表着最高意志的“祖制”，基本上都雷打不动地得以贯彻。譬如我前面说过的：帝陵是否可建立圣德神功碑，绝对是有条件的。是跟该君主的政绩“挂钩”的——不容失寸土，就像不容白玉有微瑕。道光因鸦片战争落败，丢了香港——哪怕香港在当时不过一弹丸之地，足以让道光羞辱不堪、死不瞑目了。> > 　　清取而代明，从宏观的体制方面，袭用了前朝之衣钵。本来是件很省心省力的事情。打江山的人却不满足，在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上又谋求变革，企望制度能更完善。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点子。> > 　　最具创新意识并且与国家命运、皇族命运休戚相关的，要数立储以贤的帝位继承法。> > 　　明朝执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谁先出生谁就是最佳人选——有一种论资排辈、听天由命的意思。表面上似乎容易减免是非，却有后患：不是当皇帝的料，偏偏当上了皇帝；而在才能方面者，却不见得有入选的资格。所以，明帝（共十余位）中颇多昏庸之辈，祸国殃民。恐怕正是因为汲取前车之鉴，清朝把选立王储的比赛规划修改了：摒弃了辈份的因素，以才取胜、唯贤是取——这样对每一个皇子来说，则显得公平多了。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关键看你的才学武艺是否脱俗超群。而对国家的发展来说，则更保险一些：毕竟，王储是经过严格的筛选与客观的考验的，非等闲之辈所能企及。> > 　　清之先祖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崛起于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比中原王朝要更富于竞争意识乃至忧患意识，也更重视领袖的作用。两军交战勇者胜——如果主帅既无勇又无谋，大家都要跟着吃亏。所谓立储，等于是在选择民族的领头羊，一点也马虎不得。“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必须具备方位感、判断力及指挥才能，才不至于把众生之船划进漩涡里去。一旦触礁或搁浅，后悔莫及——还不如预先作好充分的准备。> > 　　紫禁城里的皇子们，都要接受精密的综合素质教育。有德高望重的大学士担任教师爷：“逐日讲经史，以扩充圣聪，庶于古今治乱兴衰之道，可以详悉陈说，而圣德曰增其高深。”譬如同治六岁就上学了，启蒙老师是翰林院编修李鸿藻。继位后，两宫太后又特意为这个小皇帝，聘请了、翁心存及礼部和工部的两位尚书，担任在弘殿授读的师傅。> > 　　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必须“军训”：骑马射箭，飞刀舞剑，甚至操练火器。难怪道光哥几个在抵抗天理教袭击时，临阵不乱，有那么好的枪法呢。> > 　　皇子们同台学艺，谁不想以优势取胜呢？不是为了考状元，是为了当皇帝——太有诱惑力了。因而加倍地勤勉。在主考官（父皇）面前，拼命显示自己新学到手的文韬武略。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就跟西方竞选总统似的，只不过是为了拉着最关键的一张选票。假如儿子们的学习成绩差不多，就够让他们的“皇阿玛”为难的。该让谁当“班干部”呢？> > 　　想当年道光一直很为难：四子奕（咸丰）和六子奕，各有千秋—> > 　　—如何取舍呢？他率领儿子们去南苑校猎，无形中将天地作为考场了。当然，他打的是德育、智育、体育的综合分：咸丰的武艺虽不出众，但“政治课”学得好，以仁慈之心获得了父皇亲睐——国家就需要这样“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才……> > 　　据传说道光曾考问这两位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出了一道题目：何为治国之本？在赵大力著《恭亲王奕》一书里，奕回答：“当然是国富民强，只有发展经济大业，国家富强，百姓，社稷才能安定，大清国才能稳定。”而咸丰则回答：“治国之本惟仁孝，贤德最为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若不恩济于民，抚育百姓，取信于民，则人心所向难以驾驭，若人心不轨，则难图大业。”两人说得都不错，但各有偏重。我以为奕的态度更务实一些，而咸丰则有点像“政委”的腔调。> > 　　事实证明，咸丰说起来是一套，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实践能力较差。在那样一个黑云压城的多事之秋，空谈误国。> > 　　立储以贤的制度，本意是好的。但“贤”的标准较模糊，容易造成的伪装与误会。它本身亦是一柄双刃剑。据记载，雍正是以特殊手段夺嫡称帝，他成事后又怕后人效仿故采取锦匣封名传帝位之法，以杜绝类似的“作弊”现象。由在位皇帝对全体皇子作长期的默察考验，当圣意已定，就以朱笔书名，密封之后藏于锦匣，悬置于紫禁城乾清宫内世祖顺治帝御书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至该帝临终才由御前重臣共同拆启，当众宣布并传阅，这样不过早地宣布立储结果，可以避免竞争失望者去铤而走险。竞争者只能在不知帝心好恶的情况下，努力按照自己心目中的帝王标准去塑造自己，以赢得帝心。“赵大力语看来所谓的”正大光明，透明度并不高。相反，还加倍地显得神秘与幽暗。> > 　　今人参观故宫，仍能看见乾清宫内如镜高悬的那块“正大光明”匾额（曾经令多少代皇子望眼欲穿）。只是匾额的后面，空空荡荡。再也找不到将无限的权力传宗接代的“黑匣子”了。神秘的“黑匣子”，早就不翼而飞。> > 　　道光遗留的“黑匣子”，破例装有两份朱谕。第一谕为“立皇四子奕为皇太子”，第二谕为“封皇六子奕为恭亲王”。自雍正订下了锦匣封名的规矩以来，一匣两谕是绝无仅有的。可见道光在鱼与熊掌之间颇为踌躇，既担心为争帝位导致兄弟相残的悲剧，又不愿意让颇具实力的“小六子”过于伤感——而责怪父皇偏心。> > 　　赵大力先生分析道光立一匣双谕意味深长：“为什么只立奕为亲王而不立其他王子为亲王呢，这意思是说只有奕才能和奕相提并论，封奕为亲王也有对奕的保持之意，由于历史上不乏得位者对未得位者进行迫害的先例。封奕为亲王一方面安慰了奕，使他虽未能继承皇位，却得到了清室的最高级封号，同时也有告诫奕日后不要贬低奕之意。在亲王前加一个‘恭’字，说明道光帝希望奕能恭慎行事，能敬重、服从、拥护奕的皇权统治。”但愿道光确实是这么想的。在之后，终于想出了这一条不致过于厚礼薄彼的锦囊妙计。> > 　　就这样，咸丰登基，带领着文弱的大清帝国滑向隐秘的深渊。> > 　　就这样，实力派奕，只得了个“安慰奖”。

唐朝的皇帝们是怎样度过炎热的夏天的

唐代京都长安的夏季异常炎热，纪实诗人杜甫在诗中写道：“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夏日叹》)又说：“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早秋苦热》)即便到了初秋，依然热得连饭都吃不下。在热浪的煎熬中，那些权贵人家便去想法子避暑，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

一是窖冰驱暑。每年隆冬季节，流经长安北郊的渭水河河面结出一尺来厚的冰凌，权贵人家动用民工去河面凿冰，把冰凌凿成长方形的冰块，运回城中，放在宅院附近的地窖里。地窖深广，底部铺上柴草，四周立有木桩，把冰块一层层码好之后，再用厚厚的柴草和泥土封顶，搞得严严实实，风丝不透，里面的冰块不会融化。到了盛夏，挖开窖口，把冰块取出来，放在房间里，用冷气驱除暑气。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杨氏(国忠)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为山，周围于席间。座客虽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挟纩者。其骄贵如此也。”把冰块雕琢成冰山模样，颇能引发人们的联想，心理上增加了寒冷的感觉。难怪宾客们各有寒色，甚至还有人盖上丝绵了。杨国忠子弟还用这些冰块交结朝臣，“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伏天送冰如同雪中送炭，这种交结方法不可谓不高。

二是高搭凉棚。夏天屋里如同蒸笼，太阳伸出无数条手掌，把人们从屋里抓了出来。然而暴晒在太阳底下也不是办法，于是人们想出了高搭凉棚的对策以遮挡阳光。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富家子“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时人无不爱羡也。”不但能取凉，而且有坐具，还有名妓唱小曲，这在当时也算是高级的消夏方式了。

三是各寻出路。夏天最难熬的当属杨贵妃了。这位以丰满著称的美女，冬天她可以用手玩弄房檐垂挂的冰柱，不觉得冷;到了夏天可就傻了眼，“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开元天宝遗事》)轻绡是一种特别薄的丝织品，一匹(约合33米)的重量才二两半，这样的东西做成衣服，穿与不穿相差无几，但是她仍然热得难受，一天到晚，让侍女们不停地给她摇扇子。

她还把玉石含在嘴里，多少得些凉意，“贵妃素有肉体，至夏苦热，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鱼儿于口中，盖借其凉津沃肺也。”(《开元天宝遗事》)这种做法其实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皇上的日子也不好过，当太监们轮番扇起的热风无法解除暑热之后，他们想到了进山，躲到深山里去避暑。当然不能住在山洞里，需要在山里建造离宫。而建造离宫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折中的办法是简易行事。例如太宗在山里建造的玉华宫，只在所居的正殿上加瓦，其余偏殿都用茅草苫顶。(《寰宇记》)

这就是大唐王朝君臣权贵的夏季生活。要说起避暑的条件，今天的人们已经高居皇帝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