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也当官――清初自然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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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也当官――清初自然科学的发展
16世纪末叶,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向资本主义迈步,而古老的中国,却仍在封建社会里蹒跚。中国自然科学的某些部门,逐渐落在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后面,因此,西方的一些传教士,便开始以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历学、医学等为媒介,力图在中国打入传教的楔子。> > 带着西方先进科学来传教的第一个人,是明神宗时的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利玛窦为了传教,穿了佛衣,学了汉语,还跟中国官员一起,译述了《几何原本》、《乾坤体义》和《测量法义》等书。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死,第二年,跟他一起受到明神宗皇帝礼遇的庞迪我和熊三拔,被允许参与修历,这是明朝政府第一次允许外国人帮助政府修历。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精于历法的最早国家之一,但是,明朝的《大统历》,是承袭的《授时历》而来的,已用了二百多年没作大的改动,节气误差已经很大。明朝大臣比较开明,是一贯主张学习西方历法的长处的。这样,许多传教士都想以修历为手段,博得朝廷的好感和传教的方便。有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在天启末年跑到北京,在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竟开设了历局,制造历具、翻译历书。徐光启知道后,就荐举他到政府的历局编历、造具,皇帝想请他大干一番,不料明朝垮了台。> > 清朝一入关,汤若望,向清廷献上浑天星球、地平、日晷、望远镜等仪器,9月1日,还当着朝臣准确地测验了日食。汤若望的科学知识,博得了朝廷的赏识,他于是第一个当上了中国钦天监的监正官,不久,又取得了太常寺少卿、通议大夫、通玄教师加通政使以及光禄大夫的封号和官爵。> > 一个洋教士,在中国当大官、受隆宠,盲目排外、的朝臣当然不舒服。皇帝时期,吴明炫诬告汤若望,顺治皇帝没予理睬;可是,顺治皇帝死后,鳌拜专权时期,思想守旧的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又告汤若望等人编的时宪书上写“依西洋新法”,是叫中国人奉西洋正朔,说:新法有错误、不准确,即使准确,也不容许洋人鼾睡于大清国的卧榻之旁,他们洋人是借历法藏身于金门,刺探朝廷机密;他们挥金是收买人心,挟大清之人尽叛清而从邪教;他们只造二百年历,南怀仁像是想使大清国祚不得无疆;他们仪器精,兵械也精,适足为大清国的隐患;他们在澳门搞了几万兵马,要夺大清朝江山……杨光先还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 杨光先的守旧思想,正好符合鳌拜复旧、打击异己、加强专权的愿望,鳌拜等便对73岁的汤若望等洋人和其他中国钦天监官员,进行了75天的审讯和审查,冤杀了历科、春、秋、冬、中官正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克显、刘有泰等人,多亏康熙皇帝的奶奶孝庄太皇太后的反对,汤若望等洋人,才免于凌迟、流徙,仅仅是被罢了官。> > 汤若望下台不久,杨光先和吴明(吴明炫之弟),分别闹了个监正、监副的官衔。可是,两人以《大统术》治历,错误屡出。> > 康熙皇帝亲政后,决定通过实际测验,比较新、旧历法的优劣。他多次召集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汤的助手)等洋人,跟杨光先、吴明等讨论和测验,认定了新法的准确。鳌拜集团一倒台,康熙皇帝就给汤若望等人平了反,复用了“时宪历”,恢复了汤若望“通微(避“玄烨”讳)教师”的封号,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监正。从此,钦天监不仅用西洋人,而且累进为监副、监正,直到皇帝时,始终络绎不绝。> > 三藩之乱时,南怀仁为清政府造了大小铁炮120门,轻便神武炮320门,还写了造炮、造铳的技术书《神武图说》,康熙皇帝封他为工部侍郎。> > 康熙皇帝对于只要不犯法度而又精通科技的西洋人,都积极加以信用。他本人对天算学有一定的造诣,但也向汤若望、南怀仁请教算学,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学习欧几里得和的《初等几何学》和《应用几何学》,学习天文、地理、生理解剖等科学。他聘请南怀仁等参与制定《永年历》、编纂《历象考成》等书,聘请白晋等绘制除新疆以外的全国地图《总图和分省地图》《皇舆全览图》,聘请西人教授天文、勾股等学,使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到清朝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康熙皇帝还多次派人到外国去招聘科学家,也曾授意教士致书罗马教皇,要求派医生到中国来。由于罗马教皇两次派人干涉中国内部生活,康熙皇帝才坚决进行抵制,最后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流传。> > 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的开明政策,使自然科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自然科学界也闪烁出一批灿烂的群星。> > 清初最著名的历算学家是王锡阐(1628—1682)和梅文鼎(1633—1721)。王锡阐是江苏吴江人,他兼通中、西之学,对两家异说都能条其原委、考其得失,加之每逢夜色晴霁,总是爬上屋顶仰观星象,经常通宵不寐,因而日积月累、学问愈深,写出《晓庵新法》六卷,第一卷讲勾股割圆理论,后五卷讲推步、七政、交食、凌犯之术,对日食、月食以及金星过日(太白食日)的推算十分精确,对太阳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亮问题的论证方法已接近现代天文学水平,他还第一个提出了日食、月食的初亏和复圆方位角的科学算法。然而,被人夸为清朝“算学第一”的,却是安徽宣城的梅文鼎。梅文鼎废寝忘餐40年,著书80余种。《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的专著,对西洋历、回回历和我国古代各种历法,都作了系统的考证、研究。梅文鼎治学踏实刻苦,攻书务求明白,求师不怕路远。为了弄清九九加减术,他遍查古籍,又研究西学,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为了搞通历法,从授时历一直溯源到三统历、四分历,并融贯了中、西的历法理论。他对西方新的科学理论,不抱门户偏见,说:“礼可求诸野,官可问诸郊,学问岂可因为是从西方来的就抛弃吗!”他虚怀若谷,又慷慨无私,只要有人发问,他总是把自己的最新见解详告。他说:“只要这门学问能发扬光大,使古人的绝妙之学不致失传,我死且无憾,哪里想到一己的扬名!”他把元代宋世杰《四元宝鉴》中的“垛积术”(高级等差级数)加以科学的整理,创出新解,接近了近代数学水平;他和李锐一起,对汉代赵君卿的勾股弦图,进行了重新深入的研究,创出了新证法,名为“青朱出入图”,完成了中国数学中的“演段法”(圆内接正十边形一边的平方,与圆内按正六边形一边的平方和,等于圆内接正五边形一边的平方)。康熙四十四年(1705)5月11日到13日,康熙皇帝接连三天召见梅文鼎,赐扇、赐食外,还赐了“积学参微”的御书。梅文鼎也确实攀上了数学的高峰。> > 《广群芳谱》的作者汪灏等人和《补农书》的作者张履祥,是清初农业、园艺科学方面的突出代表;我国历史上真正可以连作的最早的双季稻——“御稻种”(即《红楼梦》里的“御田胭脂米”、“红稻米”)的培育者是康熙皇帝。清初最大的水利学家是陈潢和靳辅,由张霭生编成的《陈潢河防述言》,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水利学的发展水平。靳辅曾长期任职河道总督,陈潢则是靳辅的幕客和高参。他们发展了水利专家潘季驯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提出筑堤束水和引河放水要交相使用的理论,还发明了以河水的横断面积乘水的流速来计算流量的科学的测水法,都大大丰富了我国的水利学。而康熙四十三年、五十六年(1704、1717),康熙皇帝两次派人探测河源的结果,肯定了元朝人的“河出星宿海”之说,澄清了古人的“河出昆仑”说和“潜源重发”说的错误,发现黄河发源于星宿海以西的阿尔坦河,已经接近现在探明的河源地了。> > 清初还有一位全才的科学家,他不但抱有经世的大略,对象纬、勾股、战阵、河渠之学都有研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他造过运输机械,也造过装有发条的机器人。但是最重要的,他造出了“机关枪”(连珠铳)和“榴弹炮”(冲天炮)。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名叫戴梓。戴梓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总结了旧铳(包括西洋火铳)的利弊而创制的“连珠铳”,状若琵琶,有两个扳机。扳动第一个扳机,火药和子弹自动落入铳腔时,第二个扳机开始动作,如此循环不止,可以连射子弹28粒。“冲天炮”,体长只有二尺一寸,重才三百来斤,炮弹如瓜,每颗重二三十斤,弹中有穴,可装炸药,发射时还可调节射程的远近。此炮被康熙封为“威远将军”,在昭莫多之战中,费扬古大战噶尔丹,只用三炮就轰垮了敌营。然而,由于戴梓在参与修撰《律吕正义》(乐理书)时与南怀仁意见相左,又由于在造“冲天炮”中,南怀仁一年未造出,戴只八天即造成了,因此,深遭南怀仁的嫉恨和诬陷,被康熙皇帝流放到辽东,备受“夜拥败絮冷、晨踏冰腹空”的困苦,被赦时竟死于归途。揭秘慈禧太后老佛爷为什么对洋人满怀愤恨
老佛爷历来对洋人满怀愤恨,这倒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事情。因为,那时有相当多自觉得是的洋人,喜欢对她的朝政说三道四、品头论足。她最初只是讨厌无孔不入的传教士,并由此发展到痛恨一切洋人,不管是来自哪边的洋人。
不过,导致她后来大举杀戮洋人的引火线与大革命家孙逸仙先生的一个跟随者高元明有关。正是她的心腹——着名的太监李莲英点燃了这根引火线。李莲英猜疑一个叫高元明的人密谋造**。由于种种原由,这个人曾经触怒过李莲英,于是这个被冒犯了的太监就派人跟踪他。
跟踪高元明的人向李莲英报告说他妖言惑众、密谋不轨,因为他在北京的一张报纸上妄发虚文,大举谈论朝廷的是非。因为李莲英的权威从一开始即是仰仗了老佛爷的权力,所以他一向表现出誓死尽忠的容貌,以此显示他对老佛爷利益的绝对维护——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派手下人一直机密跟踪、监督高元明的一举一动。
李莲英的密探发现高元明下榻在一家十分豪华的旅社,旅社就坐落在正阳门外。得知谍报的李莲英当即派人前去搜查他的房间,诡计弄清他这次到都城的任务。他们在高元明的财物和书籍中,发现了很多区别内容的宣传单。其中有一本宣传册好像是准备呈给皇上的,要求老佛爷交出全部权威,在限定的时间率领朝廷百官脱离紫禁城,不然将对其处以死刑。这本宣传册存放在高元明处,他还没有来得及发送出去。高元明还没有来得及有所行动,李莲英的密探就一直跟踪他。
他们还搜到一封特另外书信,信中告诉高元明怎样把宣传册送进紫禁城,因为要高元明亲自将宣传册带进紫禁城去是不大概的。这封反叛之信批示,将宣传册的副本挂在气球上,使其升到紫禁城上空,然后想法击落气球,使宣传册撒落到紫禁城中。按照李莲英的剖析,这封书信应该是出自孙逸仙之手,宣传册也是由他授意拟写的。那时中国当局正在悬赏缉捕他,而他几年来一直在外洋避难。
李莲英成功地戳穿了一个胆敢公然反叛朝廷的阴谋,他感到十分满足,并当即把这些情形禀告了老佛爷。自然,老佛爷听了之后勃然震怒,她谕令将高元明提来审问。通过审讯,她了解到孙逸仙行动筹划中的很多细节。后来,高元明被慈禧的打手活活打死。
这个消息一传到外国使馆,使馆内立即呈现种种骚动不安,人们开始议论纷纷。一些外国使节老是恃强自傲,有的竟然公开提出抗议。李莲英的探子无所不在,这些议论很快传到了老佛爷的耳朵里,可是她一直沉默不语。在此之后不久,慈禧在颐和园举办了盛大的新春游园会。游园会上各国使节欣然前来,唯独英国使节无礼地退回了请柬。他们竟然拒绝了老佛爷的邀请!
老佛爷当然不会无视这种狂妄无礼中转达的不满,以她一向的敏锐她完全懂得这种外交表现中所蕴含的非凡信息!
“他们凭什么敢于对我如此狂妄无礼?”几年后,当她诠释这件事的一连串后果时说振振有词地说,“这里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大清帝国的内政,岂容他们随意插嘴!莫非我无权处理我自己的臣民吗?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我中华帝国使节无力干预他国内政,他们的当局可否欣然接受?假如在某些事情上,中华帝国的大使由于不赞成英王法律而拒绝英皇之邀,英皇对这种行为可否表示满足?绝对不能!然而他们却放任他们的使者对我如此无礼、任意妄为,简直不可宽恕!他们不喜欢我们的生活之道,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之道,我们对此情有独钟。假如他们不喜欢,他们完全可以脱离我中华,我们并没有邀请他们这些不速之客。他们能够来到我中华帝国,那是仰仗了我们的宽容和友善。但是,仅仅由于我们惩罚反叛高元明之流的方式不合乎他们的治国之道,他们竟敢如此无礼猖狂,对此大举妄加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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