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缘起与定位

Posted 2023-01-05 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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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缘起与定位

　　浙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且不说作为史前文化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古文化遗址宣告了浙江古老大地属于华夏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仅就时期形成的吴越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影响而言也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浙江先民以人为本、艰苦创业、追求事功、务实诚信的人文精神形成了浙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也成为浙东学派学术精神的源头活水，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浙江的历史文化传统孕育了“浙学”与“浙东学派”的学术精神，而浙学精神又大大促进了浙江乃至中华文明的提升与发展。> > 　　然而从学术发展的脉络而言，作为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浙学”的源头，大概只能从东汉时代的王充算起，王充是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今属浙江绍兴市）人，这里是古越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他自然受到浙江历史文化的熏陶，王充的高祖以上是魏郡元城（今属河北邯郸市）人，这里是中原文化的重镇，他青年时代又曾游学京都洛阳的最高学府——太学，并在当时的学术泰斗班彪门下学习经史诸子之学，与班彪之子班固结为学侣，这使他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王充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系统的哲学理论、形成了思想体系的学者，他的“实事疾妄”学术宗旨代表了一种求真务实、批判创新的精神，而这正是后世浙东学派学者所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 > 　　但王充时代并没有形成风起云涌的思潮和人才济济的学派，“浙学”与“浙东学派”的成型还是在南宋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之时，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到了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不仅遍及两浙，而且风靡全国，确立了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方法、 “知行合一”为实践模式的心学理论体系，至于明末，刘宗周（蕺山）修正了阳明四句教言，立诚意慎独之旨，突出了道德的正义性与民族气节的崇高，形成了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但自南宋以至明末，虽然浙东学脉的传承有迹可寻，却只有“浙学”之名而无浙东学派之名，直到清初，蕺山高足黄宗羲“上承王（阳明）刘（蕺山），下开二万（万斯大、万斯同）”（章学诚语），以其批判、务实的精神力倡重视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了浙东经史学派，从而使“浙学”与“浙东学派”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 > 　　我们在本书“引论”中从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概念作了简略的论证，这里再作一些具体的补充说明。> >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之缘起，我们从黄宗羲所撰南雷文中可以探知一二，他说：> > 　　甬上有讲经之会，君与其友陈赤衷等数十人，尽发郡中经学之书，穿求崖穴，以立一哄之平……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会为之砥砺耳，又说：> > 　　丁未、戊申间，甬上陈夔献创为讲经会，搜故家经学之书，与同志讨论得失，……数年之间，仅毕《诗》、《易》、《三礼》，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见，如万季野之史学；万充宗、陈同亮之穷经；躬行则张旦复、蒋弘宪；名理则万公择、王文三；文章则郑禹梅清工，李杲堂纬泽，董巽子、董在中函雅，而万贞一、仇沧柱、陈匪园、陈介眉、范国雯准的当时，笔削旧章，余子亦复质有其文，呜呼盛矣！> > 　　这个甬上讲经会的成员，大致就是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清代浙东学派的主力，但当时并无“浙东学派”的称谓。> > 　　“浙东学派”的概念，从黄宗羲的评论看，最初大概是负责编纂《明史》的明史馆臣对明代王阳明以后的浙江学术传承的一种泛指，就像南宋的朱熹将叶适、陈亮、吕祖谦之学概括为“浙学”一样，是带有一些贬抑之义的，这个名称见之于文字，则是黄宗羲最早记录的，他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批评了明史馆馆臣所谓“浙东学派最多流弊”之说，他评论说：> > 　　顷有传《修史条约》“理学”四款，……姑以四款言之：其一以程、朱一派为正统……其二言白沙（陈献章）、阳明（王守仁）、甘泉（湛若水）宗旨不合程朱……其三言“浙东学派最多流弊”，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王阳明）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攀龙）云“薛文清（）、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也，逮及先师蕺山（刘宗周），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无乃刻乎！> > 　　显然，黄宗羲在这里所说的“浙东学派”，指的是从王阳明到刘蕺山的“东浙学脉”，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浙东学派”。> > 　　现代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是由近现代学术大师梁启超首先提出的，梁氏于1902年所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浙东学派……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其巨子曰邵二云、全谢山、章实斋，……吾于诸派中，宁尊浙东。”梁氏又在1923年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而梨洲影响于后来者尤大，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其派复衍为二，一为史学，二即王学。”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的推崇与学派流变的认识之具体。> > 　　但梁氏论清代浙东学派却存在一个偏向，即把这个学派仅仅看作史学流派，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清代学术说：“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顾）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自梁氏以后，学者论及清代浙东学派者，大多受梁氏影响，而称“浙东史学”或“浙东史学派”云云，如何炳松称“浙东学派”、“浙东史学”，陈训慈称“清代浙东史学”，杜维运称“清代浙东史学派”，等等，关于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特色与定位，笔者在 20年前发表的《黄宗羲与清代学术》一文就对梁氏之说提出异议：> >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前人往往作狭义的理解，称之为“浙东史学派”，并以章学诚为其殿军，恐怕有失偏颇，愚意以为，浙东学派是一个包括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在内的学术流派，虽以史学成绩显著，但不应仅仅视作一个史学流派，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万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以经学为主兼擅史学的有万斯选、万斯大、黄百家、王梓材，其文学代表人物则有李邺嗣、郑梁、郑性等，自然科学代表人物则有陈、黄炳等，尽管二十年前的研究还有些粗糙，但我的基本看法至今未变，并且自信可以成立，我认为，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是一个涵括经学、史学、文学、科学等多个学术领域而以经史之学为主体的学术流派，可以称之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有人或据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而定位清代浙东学派为“浙东史学派”，其实似是而非也，试问：若说“六经皆史”即是“史学”，则“经学”之名是否还能独立存在？如“经学”之名不可废，“经学”之实不可替，则所谓“六经皆史”者，就不能片面指称史学，而应包含经学了，因此，笔者认为，清代浙东学派应该称之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而不应该片面指称为“浙东史学派”。

历史人物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是怎么死的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因学问不合时好，屡试不第，迟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方中进士，时年41岁。>章学诚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却“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并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并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乾隆五十九年(1794)，漂泊异乡四十多年的章学诚返回故里。嘉庆五年(1800)，贫病交迫，双目失明。次年(1801)十一月卒，葬山阴芳坞。>>随父迁移>乾隆三年(1738年)，章学诚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其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每日诵读仅仅百余字，就又得病中止学业。仅十四岁就已经娶妻，当时对四书的学习还没有完成。>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年)中进士，乾隆十六年(1751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十四岁的章学诚也随父母去应城。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当时他自命有治史学的才能，大言不逊。然而，当时他的史学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章学诚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章镳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章学诚年岁渐长，稍稍知道人世的艰难，反思自己的学业，没有一点可以应用到生计上的，因此，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科场失意>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他第一次赴京师应顺天府乡试，未能中举。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他在国子监读书期间，考试成绩仍常居下等，受尽同学的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二十八岁在京师的大学士朱筠门下，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途。>接着，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取得了较高的学术造诣。>生计两茫>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学诚至京师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震动很大，将一个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偌大问题摆在章学诚面前。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学途径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戴震第一次见到章学诚，便以权威的姿态诲以这条治学途径，自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这一番议论，致使学识未深、一向疏于训诂考证的章学诚陷于矛盾与徬徨之中，自觉“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这种心情，明确表露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是坚持原先“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的独自治学的道路，还是改弦更张，从事经史考据?章学诚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期间，他经过几年的坎坷颠簸，“浮气嚣情，消磨殆尽’，不仅在科举考场屡遭挫折，就连研治学问的门径也一时茫然。>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此后，生活重担越发沉重。但他一旦进入志局，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忍无可忍，于是愤然离开志局。离开志局后不久，他给曾任顺天乡试考官、一向很关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和今后的打算。根据他信中说明的情况，章学诚是在出都的次年写的《文史通义》，那时已经距离他离开故乡整整20年了。章学诚离开故乡是乾隆二十八年(1753年)，则《文史通义》的动笔时间应当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章学诚时年35岁。>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潜心学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章学诚在编修《国子监志》中与诸位学官意见发生分歧，很不得意，于是辞去职务。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奋地申述了辞职原因，并引述唐代刘知几辞退史官之职，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设想要编纂《文史通义》。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义》的题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刘知几撰著《史通》的启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学诚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在修志期间的一封书信中，章学诚自称“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夏，编修《和州志》期间，章学诚又与戴震相遇，就方志义例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戴震将考据学方法推及修志，主张方志应以考核地理沿革为务。章学诚批驳了戴震，指出方志应为一方之史，并非单纯的地理书，认为“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还进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的见解。于是，他心目中这个权威的形象完全垮台，一扫原来的徬徨，大大增强了不趋从于考据学风、走自己治学途径的信心。>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七月成书。其体例与《和州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立吏、户、礼、兵、刑、工六书。这“六书”皆为汇编档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历史资料，但却不能成为具有特见的、精炼的著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永清全志颇恨芜杂”。这促使章学诚继续对解决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进行探索。此年，章学诚还著成《校雠通义》四卷，这是与《文史通义》相并称的重要著作。>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在科举考场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但他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这样，《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几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在清漳书院，他向学生提出关于学习志向的策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学亦不当专为举业。”表明章学诚自己虽然很热衷于科举功名，但仍将学术研究作为矢志不移的抱负。在敬胜书院主讲期间，全家迁至永平，此后其家口常随其谋业地点的变更而流徙不定。>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章学诚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同乡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邵晋涵是一位著名学者，自十几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两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此年，他的著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较为深入地从哲理上探讨学术源流和治学风格问题，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毕沅，受到厚遇，次年初即开局编辑《史籍考》，由章学诚主持其事。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志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但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此时依傍毕沅，人力、物力皆为充备，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武亿等人均被邀请参与。除主持编辑《史籍考》外，章学诚还被安置于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文正书院主讲，他乘暇重新修订了《校雠通义》一书。经过这次精心更定，集中地表达了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困中求进>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个月之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中《原道》、《原学》、《经解》、《博约》、《史释》等篇，皆为《文史通义》中的精粹。>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基本成熟。>《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毕沅贬谪而中断。嘉庆三年(1798年)，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嘉庆五年(1800年)，章学诚因眼病失明，犹从事著述，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逝世。

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缘起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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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 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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