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乾隆时期大清的贪污腐败现象

Posted 2023-01-05 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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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乾隆时期大清的贪污腐败现象

　　当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非常严重时，世人便常用“贪腐遍地”、“无官不贪”等字词来形容。这类概括性极强的词句，常常被指责为以偏概全，没有科学区分主流和支流。实际上，这类字词，不在于严谨判断，而在于发泄不满情绪。哪一个社会都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政治制度完全一样的封建王朝，因为执政者不同，治理贪污腐败的措施有异，结果也便大不相同。> > 　　比如，皇帝做一把手时，清朝实行“完赃减等条例”。也就是，贪污的犯官，如果在一年的时段里补赔了所贪的款子，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等到执政，便废除了这一条例，而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 > 　　即使补足了贪污的金钱，该砍头依旧砍头。即位，政策又有变化，完赃不仅可以减等发落，而且即使“三年限外不完”，死罪人犯只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就可以了。> > 　　然而，这种种差异，仅能造成贪腐程度不同，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化的扩张。历史上，不管哪个朝代，反贪的路数基本是一样的：狠抓思想道德，设置监察人员，青睐严刑峻法。这些招数，施用起来，是会起作用的，否则不会用了又用。不过，效果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好，> > 　　否则一些非常浅显的道理，没必要一代又一代重复，一年又一年讲述。> > 　　就说道德吧，中国讲了几千年，不仅位居九五的人重视，每个与乌纱帽沾边的人都年年讲，月月讲；道德真正高尚的人讲，行为龌龊、蝇营狗苟的人也讲。帝执掌清朝大权的时候，曾对贪官之多的现状大发感慨。大臣说，那些贪官没有做官的时候，也知道不该做贪官，可一旦做上官，就见利忘义、利令智昏。顺治说：这都是因平日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如果认识明白，持守有定，就不会被金钱财物所诱惑。据说在场的大臣频频点头。清朝讲述为官之道一讲就是三百来年，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被推翻。> > 　　高尚者或许以为，讲且如此，不讲更糟，因此需要更加起劲地讲。> > 　　品德低劣的人，也不反对大讲特讲，因为他们可以拉大旗作虎皮，在道德之光下贩卖丑陋。在耀眼的光芒之下，思想道德一直受到令人痛心的挑战和侮辱。清朝后期的几桩大案，为道德的无奈和崩塌作了极好的注脚。> > 　　乾隆统治后期，贪官不仅数目多，而且官位高，赃款金额非常大。> > 　　如山东巡抚国泰“婪索诸属吏，数辄至千万”、浙江巡抚王望，生活奢侈，大肆收受诸州县贿赂。后来他在甘肃做布政使时的赈灾案爆发，牵出甘肃官场集体腐败大案，其中他一人就贪污白银三百余万两。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事败后，籍没伍拉纳家产时，得银四十五万多、如意一百余柄；查抄浦霖家产时，得金七百、银二十八万，田舍价值六万多。罗列这些案件，目的并非不承认乾隆朝的经济发展，而是觉得好多事不可理解：那时朝廷依然崇尚思想道德，依然有各种监督，依然有刑律，然而贪腐却日趋严重，日益普遍，症结究竟在哪里？更令人深思的是，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的陈辉祖，在奉旨查抄王望家赀时，将很多物品抽换抵兑，捞取钱财，中饱私囊。可谓反贪者也堕入贪污泥沼。> > 　　乾隆朝的文字狱已经使举国臣民变得如同奴才，舆论不仅一律，发声的时机也与皇朝的安排步调一致。也就是说，那时社会绝对是一种声音，绝对安静。在铁桶一般的社会里，官僚集团却上演一出又一出腐败大戏，难道仅仅是因为道德不坚定吗？高官有那么好的政治经济条件，为什么还不坚定？国泰系刑部官员出身，熟知国法，官至封疆大吏，俸禄也相当丰厚，但仍婪索不已，究竟是何种原因？提倡道德的乾隆皇帝，任命的大员却乖戾刻薄，盛气凌人。山东巡抚国泰情性恣睢，对属员任性吹求，轻喜易怒，藩司于易简也要向他长跪回话；浙江巡抚福崧性情偏执，近于刚愎；两广总督富勒浑刚愎自用，暴戾乖张；闽浙总督伍拉纳躁急苛刻。道德究竟为何物？> > 　　一个社会，存在乱象，不在于舆论不一律，不在于老百姓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专制皇权使政治、经济、文化变得畸形。皇权之下，官员仅仅满足于自肥，视民众如无物。> > 　　素常我们说，封建的皇权统治必然导致腐败堕落。至于为什么“必然”，人们懒得去说。> > 　　实际上，专制统治者不是皇帝一个人，而是整个官僚集团，社会上的规则都是权力集团制定的，只不过皇帝居于金字塔的最上层而已。在专制社会，一个镇长就是一个土皇帝，社会有数不清的土皇帝，他们的话就是法律，道德、监督等等，只是他们掌中玩物，你说监督之类还能起什么作用？专制皇权统治一方面努力禁锢人的声音，一方面偷懒，不去开拓新思路谋求发展，而宁愿拿出很大精力论述自己的招数如何好，他人的思路怎样要不得。> > 　　没有贪官的社会永不会有，但大面积贪腐的景象却可以避免。招数就是不要妄自尊大，裹足不前，而要不断学习和创新，承认失误，弥补疏漏。无论经济发展多么迅速，成果落入王望之流、国泰之辈腰包里，国基哪里会稳固？说白了，专制才是造成大面积贪腐的祸首，国泰们才> > 　　是侵噬大清江山的蛀虫。

康熙乾隆绝对做不到雍正帝治国仅凭二个字

康熙帝一生政绩显著，一代明君开创了大清的盛世。晚年的康熙主要精力都用在调和皇子争储上，而“太平盛世”之下，却滋生了政宽事省的思想，由此在朝野内外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腐败之风严重泛滥。

这种官场风气严重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吏治的重担就落到了雍正帝的肩上。

在清朝的额官场上，流行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表明当地的吏治如何糟糕，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

对于此类奏报，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都会进行尖锐的批评。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份。

雍正二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身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经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的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

为了断绝官场上的上下欺瞒互骗，雍正帝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

在康熙晚年，朝中大员的官僚习气已经相当严重，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厉整顿此风。

为彻底改变这种习气，雍正帝将议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一致，则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

雍正帝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在雍正帝那里往往自讨没趣。

对于朝臣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帝十分反感，每有这类奏折送到面前，必遭严厉痛斥。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帝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在中国古代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做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推卸责任的搪塞之词。

看到雍正帝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了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差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沽名钓誉，乃居官之大患。

实心任事，是雍正帝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雍正三年，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谕旨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唯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对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除此之外，雍正还未文武百官树立起了“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的信任和格外擢用的。

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很被雍正看重。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被得罪的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是刚正之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从雍正帝在很多奏折的批语上，我们可以发现，“实心”在两个字出现的频率极高，可以说，雍正的的确确是一个实在人，从被他赏识的重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着手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也可以这么说，雍正治国别无他法，惟有“务实”这一不二法门。

雍正乾隆时期大清的贪污腐败现象

雍正乾隆时期大清的贪污腐败现象

康熙乾隆绝对做不到 雍正帝治国仅凭二个字

康熙乾隆绝对做不到雍正帝治国仅凭二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