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总督乐斌的家丁陈二所映照出大清的自负、荒唐与荒凉

Posted 2023-01-05 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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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总督乐斌的家丁陈二所映照出大清的自负、荒唐与荒凉

　　时下的新闻中，常有某骗子冒充领导亲属行骗的消息。初闻此类事，似觉新奇，查诸历史，其实没有一点新意，旧滓泛起而已。> > 　　晚清时，陕甘总督乐斌的家丁陈二，就是一个招权纳贿，贪赃枉法，无所不为的家伙。别看陈二只是一介家丁，呼奴唤仆，十分自得。乐斌在四川为官时，陈二赴宴归来，必坐四人大轿提灯而回，衙役数人环绕侍候。乐斌做了陕甘总督以后，陈二的地位也随着攀升。陈二再娶，兰州各位官员都送了贺礼。结婚那天，候补文武各员都前去祝贺，奔走趋跄，甚于奴隶。成亲拜堂后，兰州知府章桂文、皋兰知县李文楷亲自秉烛送陈二入洞房，新娘则由和祥与章桂文的老婆搀扶。清朝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不无嘲讽与无奈地感叹道：“一堂鬼，暗无天日，不仅政由贿成也。”> > 　　陈二的事情虽与“行骗”无关，起作用的因素却完全一样。一个家丁，婚礼场面这样张扬，这般宏大，官员们趋附的是当事人陈二吗？非也！在于乐总督也！没有乐斌这张皮，陈二安有这样的毛？《左传》云：> >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兄弟也好，姻亲也罢；门生也好，故吏也罢；心腹也好，幸奴也罢，都是官员这棵大树上的枝枝叶叶，都是官员那张关系网上的网目。身为布政使的张集馨，不在乐斌织成的关系网上，处境就非常孤立，地位颇受威胁，竟生“决意引退，避其逆锋”之想。张集馨查办的案子，很多涉及乐斌，碍于各种因素，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 　　所以说，陈二之流，虽然可恶，撑腰的则是总督乐斌，一些人趋跄若仆役，也是希望得到乐斌的遮蔽。前时，曾有落马的贪官解释情妇多的原因，自诩魅力无穷，讨女人喜欢。这种愚蠢至极的糊涂话，玷污了> > 　　操守良好的妇女不说，也抬高了追逐金钱、权势的那些情妇。树倒猢狲散。无良官员不受制约，乐斌的陈二就会永存不息。> > 　　陈二只是官员身边的人之一，凡官员的亲朋故旧吏胥家丁衙役，都可归入这个类别内。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彰显着他们自己的品行，也可以透视出官场的种种作风。的《阅微草堂笔记》说，吏、役、官之亲属、官之仆隶，这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的邵晋涵把幕宾、书吏、长随，作为对清朝“吏治” 起实际作用的三种人，认为“官拥虚声而已”。清代的长随是什么人物？赵翼《廿二史札记》“长随”条曰，在，长随本来是那些跟随大宦官的小宦官。至清代，长随成为对官员跟班的俗称。实际说，不论官员身边的人怎样弄权，根子都在官员本身。从没听说哪位倒霉的官员仍有长随，仍有点头哈腰的逢迎者。> > 　　陈二们的做派，得益于长官的权力，陈二是“标”，长官才是“本”。> > 　　陈二的行为，昭示制度的缺漏：地方官要保住乌纱帽并且升迁，就要建立自己的吏役队伍，编织庞大的关系网。这样上下遮罩、提携，便可视上司如兄弟，视考绩为无物，或将它作为打击、拉拢人的手段。上下皆这般操作，非一个乐斌如此。直隶总督桂良，卖缺受贿，劣迹昭著，“丑声载道，民怨如仇”，但因是恭亲王奕。的岳丈，朝中有奥援，便无人参劾。于是桂良越发，无所顾忌。细想，桂良与陈二只是地位不同，手段则丝毫不差。> > 　　因为没有实质性的监督，选才用人都是几个有地位的人说了算，陈二便有机会搂抱乐斌的粗腿，便可明目张胆贪赃枉法；乐斌因为上下有人赞扬、拥护，即使对公事例案不甚了了，也照样做官。晚清与入侵的外敌打了几次仗，最后皆以惨败收局，不是清朝皇帝不想胜利，也不是清朝老百姓不爱国，而是制度造成的各种因素使然。> > 　　倘说陈二的作用，他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大清的自负、荒唐与荒凉。

清朝总督收入究竟多少

清朝在地方上常设八个总督，计有：直隶总督、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陕甘总督、湖南湖北总督、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其中直隶总督主要管着河南、河北，闽浙总督管着福建、浙江和台湾，云贵总督管着云南、贵州，陕甘总督管着陕西、甘肃和新疆，两江总督管着江苏、江西和安徽，两广总督管着广东、广西和南海诸岛。这些总督，个个可谓手握一方重权的封疆大吏。总督的开销很大虽然总督是最大的地方官，但是他们的工资却不高，从康熙年间到光绪年间，总督的年薪都一直是120两银子。清朝一两是37克，120两就是4440克，按照现在的白银牌价，折合人民币不过几万块钱，还没有现在一般的白领中产挣得多。不过别忙，120两只是总督的基本工资，除了这一项收入，他们每年还有各种固定补贴，光餐饮补贴(当时叫做「 ”蔬菜薪炭银”)就有180两，此外还有办公补贴(「 ”心红纸张银”)288两，服装补贴(「 ”案衣什物银”)60两。三项补贴凑一块儿，总共是528两，是基本工资的四五倍。另外，身为级别最高的地方官，总督们还大多封有爵位，有爵位就有爵位工资。清朝定例，公爵当中的一等公，每年能领爵位工资700两，粮食补贴350石;伯爵当中的一等伯，每年能领爵位工资510两，粮食补贴255石。像雍正年间的陕甘总督年羹尧就是一等公，乾隆年间的两广总督孙士毅也是一等公，他们俩每年都有700两的爵位工资和350石的粮食补贴。清朝中后期的正常年月，一石粮食跟一两银子是等价的，所以350石的粮食补贴可以视为是350两银子。那么好，120两的基本工资，加上528两的固定补贴，再加上700两的爵位工资，再加上350两银子，现在一个拥有一等公封爵的总督每年就能领到1698两了。每年收入1698两银子，搁普通人身上，绝对是高薪，花起来绝对绰绰有余。因为在乾隆年间，小商贩、私塾教师、能工巧匠和富裕农民这四个行当的平均年收入都只有四五十两银子。可是对总督来说，每年1698两银子根本不够塞牙缝儿的———他们的开销太大。这里先说一项开销：聘用师爷。从晋朝到清朝，雇师爷一直是官场定例，能力再强的官员，也得雇上一个或者多个师爷，让他们帮着记账、断案、草拟奏章、代写诗文、出谋划策、迎来送往和处理日常通信，例如东晋时江州刺史桓玄就雇过陶渊明当自己的师爷，明朝时闽浙总督胡宗宪雇过徐文长当自己的师爷，清朝时两江总督尹继善雇过曹雪芹当自己的师爷，福建巡抚张师诚雇过林则徐当自己的师爷，湖南巡抚骆秉章雇过左宗棠当自己的师爷，还有淮军将领吴长庆，雇过晚清状元兼著名实业家张謇当自己的师爷。师爷不是国家干部，也不能算普通公务员，他们没有编制，不吃财政饭，其薪水统统由雇请他们的官员掏腰包发放，而且薪水还都不低。像林则徐还没有做官的时候，给福建巡抚张师诚当师爷，张某每年发给他几百两银子。当时同在福建巡抚衙门当师爷的不光林则徐一个人，管记账的，管征税的，管写信的，管断案的，加起来共有14位，即使每人按300两年薪估算，一年也得开销4200两银子。前面咱们说过，总督比巡抚级别高，所聘师爷的数量和质量至少不会比巡抚差，所以光在雇师爷一项上，一年不花几千两银子是不可能的。　总督最大两项收入：火耗和养廉银年收入不到两千两，雇师爷就得花几千两，难道总督竟然是个赔本买卖吗?当然不是，咱们还有两项大收入没给总督们算进去，那就是火耗和养廉银。「 ”火耗”类似以前农业税还没取消时的村提留、乡统筹和县统筹，也就是地方官私自在正税上另行加征的附加税。以广东省新会县为例，早在康熙年间，这个县每年的农业税指标是48000两，可是县太爷心狠手辣，在这个指标的基础上加收「 ”二分四的火耗”，即让农民多交24%的税，这一多交，11520两的灰色收入就到手了。县太爷不敢独吞这笔灰色收入，按照官场惯例，他得把其中的三分之一分给下属，另外三分之一交给上司，剩下三分之一揣进自己的腰包。交给上司的那三分之一通常是层层分配，道台分一笔，知府分一笔，按察使和布政使分一笔，巡抚分一笔，最后总有一笔打进总督的私账。单是一个县的火耗，并不能给总督带来多少进账，问题是总督管着几个省，每个省都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县，每个县都给总督做点儿贡献，所谓聚沙成塔聚土成山，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加起来就非常可观了。「 ”养廉银”是雍正时开始推行的制度，雍正搞的是火耗归公，把村提留乡统筹之类的附加税统统变成正税，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把官员的私账变成公账，把各级地方官坐地分赃式的火耗变成他们应得的补贴，这个补贴，就叫养廉银。各级官员私分火耗，极可能分赃不均，譬如甲地官员心狠，火耗加征到30%，那么从知县到总督就能多分一些;而乙地官员心不够狠，火耗只征10%，那么从知县到总督就只能少分一些。而养廉银是有明确规定的，每个官员该拿多少都有指标。以乾隆七年(1742年)为例，两广总督策楞的养廉银指标是15000两，跟湖广总督持平，但比闽浙总督的21000两、四川总督的30000两少得多。同样是总督，养廉银拿的有多有少，是因为各地的工作任务和接待任务不同，工作繁忙的地区和接待任务比较重的地区，为了弥补当地总督的额外开销，就得多给一些养廉银，反之就要少给一些养廉银。　两广总督合法年收入16698两现在我们算算两广总督一年能拿到多少合法收入：基本工资120两，固定补贴528两，爵位工资700两(这里假定两广总督都有一等公的爵位)，粮食补贴 350两(石)，养廉银15000两，总共是16698两。鉴于火耗是灰色收入，而且在雍正以后被养廉银替代，所以不把它算进去。有句老话人所共知：「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清朝做一年知府就能进账三四万两，而比知府级别高得多的总督一年只挣不到两万两，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只算了总督的合法收入，没算他们贪污的钱。乾隆年间有个两广总督叫李侍尧，兼管着广东的食盐专卖和海关税收，他从盐商那里得到的年礼是两万两，过生日的时候又能收两万两，你看，过一个春节，过一个生日，4万两银子就到手了。乾隆曾经要查封广东十三行，李侍尧劝乾隆不要查封，十三行的商人们表示感谢，集资送礼，给他送了10万两的大红包。早在南北朝时，广州刺史到城门口转一圈，就有3000万文的进项，我看清代两广总督的收入不亚于此。坦白说，跟其他总督相比，李侍尧还算不上贪官，起码他不主动伸手要钱，更不挪用公款和善款。后来李侍尧转任云贵总督，被乾隆发现有贪污行为，逮了起来，想杀掉，又不舍得(李侍尧是能力很强的干部，很受乾隆赏识)，让百官评议，有个官员说：「 ”李侍尧贪那么点儿钱，算是清廉的了。”于是乾隆改判李侍尧死缓，没几年又让他做了闽浙总督。有的总督非常无耻，距李侍尧远甚，譬如光绪年间山东闹灾，朝廷号召其他省份的老百姓为山东灾民捐款，四川人纷纷解囊，捐款汇往山东之前，竟被四川总督奎俊拿走6600两!几年后四川又闹灾，朝廷发放赈灾款，其中5000两又被奎俊装进腰包。总督们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目前见不到确切的数据，美籍汉学家张崇礼教授估计的数字是18万两左右，窃以为估得太低了。清朝末年，湖南湘潭县流传一句话：「 ”不贪不滥，一年三万。”指的是一个知县一年的最低收入就有3万两，那总督呢?同治年间，广东海关监督崇礼贪污了几百万两，他家里一个姓王的仆人一年的进项就有几十万两，海关监督的官阶比总督要低，总督贪污的数额可想而知。清代的官员似乎颇精于以财生财之道，他们贪了钱，一般不会蠢到存进钱庄，他们或用亲戚的名义放高利贷，或用亲戚的名义经营房地产(康熙朝大臣高士奇就是一例)，或向官商合营的盐业入股，每年分得大笔红利(袁世凯的从祖父袁甲三就是一例)，哪怕最没有经济头脑的官员，也懂得买地收租，投资于细水长流的种植业。不管怎么投资，都能让钱生钱，都能让他们的赃款变得更多，更惊人。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清廉的官员，像李侍尧之后若干年继任两广总督的孙士毅，家里「 ”不名一钱”。可惜这样的清官少之又少，比华南虎都稀缺。清官之所以稀缺，不是因为广大干部缺乏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学习(康熙、雍正和乾隆都喜欢亲自撰写「 ”圣训”，让全国官员背诵和学习，让全国的学官向秀才们宣讲)，而是因为制度上出了大问题，逼着官员不得不贪。最明显的制度问题是坐地分赃：知县收了火耗，得分给上司，总督贪了巨款，得花给皇帝。刚才说过李侍尧贪污，我想再补充一句，乾隆给母亲过大寿，要造金发塔，缺1200两黄金，又不想从国库里出钱，最后是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埋的单。按当时金银比价，一两黄金等于20两白银，1200两黄金就是24000两银子，李侍尧一年的合法收入还不到两万两，你让他埋单，他肯定得贪。　封疆大吏的其他支出跟康熙南巡相比，乾隆让李侍尧埋的单还是个小数目，当年康熙多次南巡，多次住进曹雪芹家，还有太后皇后宫女太监以及大内侍卫和文武百官一大票人，吃喝拉撒都在曹家，扩建和装修房子不算，光招待费就得几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这钱谁出?曹家出。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做的是江宁织造，每年基本工资只有130两，另有工作津贴108两，养廉银为零，而且当时国库空虚，实际上工作津贴一文不发，基本工资还要减半，曹玺一年能领到的合法收入只有65两，甭说招待皇帝，连一家人糊口都不够，所以贪污势在必行。事实上康熙对曹家的贪污持默认态度，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巡盐御史时，曾经在奏折里明确指出，「 ”巡盐所得余银，每年约五十五万、六万两不等。”即一年能贪55万两到56万两之间，康熙读了这道奏折，毫不生气，因为他知道曹家贪的钱最后又花给皇帝家了。皇帝家的开支是很厉害的，康熙修避暑山庄，乾隆修圆明园，慈禧过大寿，仅宫廷预算绝对不够花，动用国库的钱又违反祖宗成法(清代的宫廷财政和国家财政是两笔账)，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汉朝皇帝喜欢这么做)则有伤他们「 ”爱民如子”的形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封疆大吏们埋单。封疆大吏不会生钱，只能让下级官员埋单，下级官员又只能让老百姓埋单。每一级官员都有雁过拔毛的规矩，每一道埋单程序都是在层层加码。